清康熙胭脂釉马蹄杯
大清康熙年制
“卡明也,高贵的迷路的人。
”杯敞口,斜壁,深腹,圈足,外施胭脂水釉,内施白釉;籹作考究细腻。外壁的胭脂水釉明净艳丽,娇嫩欲滴,内壁白釉莹润洁白,充分显示了胭脂水釉的亮丽风采,甚为珍贵。底施白釉,青花双圈内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为典型康熙晚期款识写法。
康熙朝胭脂水釉杯,传世多见盏内白釉上饰粉彩瑞果者,而本品素面无饰清雅者较少。此类康熙胭脂水马蹄杯形制独特,均呈直撇外壁,折腰。应烧制于康熙晚期,雍正年间亦出现少量相近的杯例,但雍正杯形弧度较大,无折腰,为承上启下之作。本胭脂水釉马蹄杯,粉红釉色娇艳均匀。康熙杯或盘之外壁施胭脂红地的例子并不多见,瑞士鲍尔珍藏一杯,与本品一致,外壁施胭脂水釉,内壁光素,同样底青花双圈内书六字楷书款。另大英博物馆收藏一对相近例,杯内光素。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亦收藏一件外胭脂红地盘,底青花书「又辛丑年制」,即1721年。更为印证此类胭脂水釉杯,应为康熙晚期御窑成熟时期作品。
清代以前未见此类胭脂水釉品种,直至康熙末至雍正初期,造办处才成功研制出了呈色红紫的珐琅彩釉并亦将其作为原料用于早期之料彩瓷釉之中,亦称“蔷薇红”、“洋金红”或“玫瑰红”,着色淡雅者为“胭脂水”,浓重者则称“胭脂紫”。为令此种新釉的呈色稳定鲜艳,御窑厂需在釉料配方中加入黄金后再入窑烧制,故而愈显珍贵。陈浏《陶雅》评论有“胭脂红也者,华贵中之佚丽者也。……匀净明艳,殆亡伦比。
清宫刚开始试烧珐琅彩瓷时,须在瓷胎上施涂原使用于金属胎上的珐琅料;加上该时造办处尚未能自行炼料,需要仰赖进口,同时也使用明朝以来透过不通顺色料相互混合以创造出更多的颜色。在以西洋技术为前导下,一类以金发色的金红彩,因前所未见,遂对清宫造成极大的冲击。根据王竹平研究,在珐琅彩瓷上看到的粉红色珐琅料其实是红玻璃加透明玻璃所形成的效果。但相对于清宫,十八世纪欧洲使用于陶瓷器上的粉红色珐琅料,采用王水溶解黄金后所产生含有氯化金的溶液,再加入含锡化合物后,经过两者混融化学变化产生带紫红色光泽的金粉;利用此一金粉再于透明玻璃基础配方一起烧炼即可得到红玻璃。此一以金发色使之产生红玻璃的技术,西方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已发展成熟。
这项技术与清宫的关联,透过康熙五十五年(1716)广东巡抚杨琳奏送广东技师潘淳和杨士章进宫,以及他们随行所携带包含“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和“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抷”的物件等,及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杨琳仍然持续为造办处寻觅炼料人才,上奏推荐广州监生龙洪健,民人林朝锴、何嘉璋等,以及他们炼就的红、白两色珐琅料,明显地反应出康熙皇帝尝试开发本土粉红或红色珐琅料的经过。
同样,在清宫担任技术指导的西洋技师陈忠信写信回国要求寄送“装在锡纸铁盒里的一盎司胭脂红”到中国,而透露出他可能也想在清宫试验以氯化亚锡来烧炼金红彩,但银追溯不到最后结果,所以也无法判断清宫是否曾经使用西洋金红彩。但广东匠人潘淳在色料中搀加金子制成的“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或龙洪健等人拥有的烧炼技术,因在清朝本土研发完成,故而可将之视为是深受西洋以金发色概念启发而应运出现的技术和在该一技术下配制而出的珐琅料。由此可见,流露于《活计档》记事中,雍正皇帝和怡亲王纷纷关注红料器的烧造,甚至于炼料成功后,仍然要求学配红色珐琅料,正是延续自康熙朝以来力求突破的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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