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党项人，在元朝被称为唐兀人、河西人。在蒙元帝国的历史进程中，能够看到很多西夏遗民唐兀人的身影，在武功上发挥作用的察罕、李恒等家族，在文化、音乐上发挥作用的高智耀家族等，以他们为首的唐兀武将、官员、文人、宗教人士都在历史进程中能刻上唐兀的印记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儒学文化的潜移默化
西夏儒学兴盛，有继承河西、陇右的文化基础，也有历代皇帝的大力提倡发展的原因，西夏皇帝尊封孔子为文宣帝，求购儒家典籍翻译成西夏文，大力发展科举，设立翰林学士院，兴办学校，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西夏儒学的振兴，不但为自己培养足够的人才，也变相的为元朝皇帝储备了不少人才，就是这些出仕元朝的西夏遗民，通过自己的影响，对所接触的不同阶层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为儒学在元朝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例如西夏国相高良惠的孙子高智耀，乾定三年【1225】三月，进士及第，深受汉儒影响的高智耀虽然在西夏国亡后隐居起来做隐士，但是又为儒士被践踏挺身而出多方奔走，前后三次【第一次向阔端、第二次向蒙哥、第三次向忽必烈】向蒙元统治者贵族们建议请优待儒士，免除他们奴隶的身份，解除他们隶役，争取儒士被重用，保护儒士不受迫害，为元初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同样还是高智耀，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御史台，忽必烈欣然采纳，并在至元五年设立御史台，元朝才正式有检察机关，使统治机构更加完善。
不同于回回人以经商理财取得地位，畏兀儿人以文化获得地位，唐兀人用更高级的政治制度、治国治军的才能更好的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弥补了蒙古人在文化上政治上的不足。
正是因为饱受汉文化教育的唐兀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保证自己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自然在各方面影响蒙古人倾向汉化，从而加速蒙古人的汉化，这都是唐兀人在儒学上的潜移默化作用促成的。
西夏遗民在河西地区还继续使用西夏文，被元朝人称为河西字。西夏遗民用西夏文雕印佛经，散施河西一代，不但民间有雕印，官府还出资刊印西夏文佛经，以满足僧众和信徒诵经礼佛的需求，当时游学的日本僧人还把这些西夏文雕印佛经传播到日本去。
西夏音乐对元朝音乐的推动发展
西夏的音乐从最初深受汉族音乐影响，到后来元昊、仁孝的二次改制，吸收了汉、吐蕃、回鹘多民族音乐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国亡后又用自己的特色影响着蒙古人。
蒙古人采用西夏音乐为制乐之始，也是高智耀的功劳，“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
这是蒙古制乐之始，高智耀的功劳是不能忽视的，后来虽然也采用了其他礼乐，但西夏旧乐也一直使用，“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仪凤司下设天乐署【初名昭和署】，专门管领河西乐人。
元朝统治者对西夏音乐的重视，正是因为西夏音乐曾经对元朝音乐的推动起到良好的作用。
西夏风俗对蒙古的影响
夏景宗李元昊嫌自己国内的节日太少，就规定每年四孟朔日【一年中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日】为圣节，让国人礼佛敬僧，诵经祈福。
到了元朝，并没有更改西夏这个旧日风俗，而是继承了西夏的四圣节传统，在节日来临时进行礼佛祈福活动。
可见，从古到今，就没有嫌节日多的，蒙古人也没有觉得过西夏党项人的节日会伤害自己民族的自尊心。
做为中介让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
如果说西夏人对蒙古人影响最大的，就是做为中介让蒙古人接受了吐蕃的藏传佛教，蒙古人能够认可西藏文化少不了西夏人的推动调和影响。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内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吐谷浑人、契丹人、鞑靼人等，西夏文化也具有多元化、多民族的色彩。
西夏东有大宋，南有吐蕃，西有高昌，都是崇尚佛教的国家，因此，西夏的佛教就形成了多来源、多宗派的特点。
在众多来源、宗派中，因为地域原因以及党项族迷信鬼神的心理，比较容易接受吐蕃的密宗藏传佛教。
对于吐蕃，最初的最初，党项人是吐蕃的马前卒小弟，惟命是从；之后党项人不堪忍受吐蕃的压制而迁徙，而吐蕃也逐渐分裂没落；李继迁时代和吐蕃还是敌对状态；到了元昊时期就有蕃僧担任政治活动了；秉常时期更是因为利益，开始与吐蕃联姻，通过和亲巩固双方关系；乾顺时期连国相梁乙埋都请婚于吐蕃首领阿里骨。
因此，吐蕃高僧来西夏传法的就有很多，噶玛噶举派和萨伽派在西夏都得到发展。
夏仁宗仁孝派遣使者去奉迎噶玛噶举派的都松钦巴【1110-1193】入夏，都松钦巴没有亲来，就派弟子格西藏索布来到西夏，被尊为上师。
萨伽派三祖札巴坚赞【初祖第三子，二祖之弟】的弟子迥巴瓦国师希觉本也被夏国尊为上师。
《黑鞑事略》记载：西夏国俗，由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某些人要看清楚咯！初夜权的原型在这呢！】从文献记载可见，吐蕃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多大。
帝师封号最早也不是出现在元代，而是出现在西夏，由元代继承使用了。西夏对高僧的封号不但有帝师，还有上师，大师，国师，德师，仁师，忠师，禅师，大法师等。
帝师就是由上师转化而来，第一个被封为帝师的就是贤觉帝师波罗显胜。通过文献资料可知，在西夏的时候，帝师就已经制度化，在波罗显胜之后相继为帝师的是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真国妙觉寂照帝师，真圆真证帝师。
西夏还专门设有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分别是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道士】功德司，居次品【西夏官五品中的第二级，仅次于第一级上品】。
吐蕃僧人在西夏享受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因此，吐蕃僧人也为夏国政权在政治上奔走。
铁木真入侵西夏时，就遇到过蔡巴噶举的僧人，其中有一位叫藏巴东库哇被召见并受到重视，1226年攻夏时，铁木真曾大肆毁坏寺院、杀害僧人，是藏巴东库哇面见铁木真，为僧人们求情，铁木真采纳了他的劝谏，颁布了免除僧人差税、兵役的诏书，还不允许在寺院内驻兵，又恢复一些被毁掉的寺院。
蒙古在西夏境内和藏传佛教的接触还是比较顺利的。窝阔台继位后把河西封给儿子阔端，驻扎凉州，1239年阔端派属下多达那波率军入藏，再次与藏传佛教发生联系。
随后，萨伽派的四祖萨迦班智达滚噶坚赞判断对了时局，成为蒙古人在西藏的代言人，他的侄子五祖八思巴还被忽必烈封为帝师，从此以后，元朝的十三位帝师全部出自萨伽派。而元朝的帝师制度就是在西夏的帝师基础上形成的。
西夏人在不知不觉中做了藏传佛教与蒙古人的中介者，其出仕元朝的遗民中的虔诚佛教徒仍旧继续为佛教发展做贡献。
担任江南释教总摄的杨琏真伽【永福大师】和他任宣政院使的儿子杨谙普，在江南大力推行藏传佛教，修建庙宇佛塔，镌刻佛像，为藏传佛教在元朝发展做出贡献。
当然，杨琏真伽为了建造庙宇把南方的很多儒家以及道教庙宇改造成佛教寺院，也是蛮拉仇恨值的，更别说他洗劫赵宋皇陵了哈，这些都是需要谴责的。
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虔诚佛教徒高智耀，还有河西僧胆巴师八，三宝，惠广等等，都为元代的佛教发展做出贡献这是需要肯定的。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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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剑桥辽夏金元史，西夏史稿，简明西夏史，西夏法制研究，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论西夏藏传佛教及其对元朝的影响，西夏的灭亡及西夏佛教对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影响，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等等
本篇是在读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西夏一节中时想到的念头，硬头皮试着写这一篇西夏人对蒙古人的影响。
读书少，写的自然就糙了，特别是藏传佛教这块，艾特请教@藏地读行0白发布衣，布衣老师不要笑我班门弄斧，还请老师多多纠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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