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中国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对于西安的古都地位,学界从西安建都的历史现实出发,论述比较充分。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提出西安为17个政权的建都之地,历时1,077年。[1] (P136) 也就是说,西安是西周、秦、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建都的11朝古都;如果加上东汉献帝建都和西晋惠帝建都,西安为13朝古都;如再加上汉更始帝刘玄的短暂建都,以及赤眉、黄巢、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短期建都,西安曾为17个政权的都城所在。西安的建都政权数量较多,建都历时较为长久,这是西安建都的基本历史事实。但也应该看到,关于西安古都的历史地位及其特殊性所在,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空间,依然可以从更多的视角理解西安的古都地位。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到学人们对于西安古都地位的认同情况;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视野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加以分析,可以看到西安古都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及应有的世界历史地位。

一、大古都之说中的西安地位

在认识古都问题时,一些地位显著的高等级古都,通常被人们誉之为大古都 (英文可译为historic capitals,或the most important capitals) 。中国历史上在评估前代不同都城的地位时,形成了类似的“大古都”之说。如宋代郑樵提出:“自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与洛阳,或逾河而居邺者,非长久计也。自汉、晋以来,江南之都,惟有建业,或据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长久计也。是故定都之君,惟此三都是定,议都之臣,亦惟此三都是议。”[2] (P561) 即认为长安、洛阳和建业是最为重要的三座都城。从明初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人们认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有长安、洛阳、汴梁、北平和建业等五大都城。[3] (P47-48) 明朝中期陈建也提出:“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4] (P315) 即认为明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都城有长安、洛阳、汴 (今开封) 和燕 (今北京) 四座。可以说,在古代人们关于历史上最重要都城的认识中,长安 (今西安) 占据首要位置。

1902年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先后出现了中国五大古都、六大古都和四大古都之说。梁启超1902年提出长安、洛阳、汴京、燕京、金陵为中国“五大都”。[5] (P929) 刘麟生1931年提出“中国五大名都”之说,认为从建都久暂来看,分别为长安、洛阳、北平、南京、开封。[6] (P9-22) 邹新垓1944年在文中写道:“以西安、洛阳、开封、北平、南京等地,建都最为悠久,故有我国五大古都之称。”[7]王恢1976年提出五大古都中西安为13朝古都,历时1,068年,其他依次为洛阳、开封、北平和南京。“统一年代长,则为西安与洛阳,国势强,则为西安与北平。”[8] (P11-98) 六大古都之说始于1927年张其昀的表述,他提出中国有“历史上之六大都会”,即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平。[9] (P47-50) 朱偰1934年指出中国最为重要的古都有6座,即长安、洛阳、金陵、北京、汴京、临安。[10] (自序) 1936年李健人在《洛阳古今谈》一书中采纳了张其昀的说法,同时强调洛阳建都历年超过西安,位居首位。[11](P5-6) 周仁术1936年在书中认同我国六大古都为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平和南京。[12] (P70) 四大古都之说与民国时期的迁都历史密切相关。1932年4月国民政府通过了《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如此,便有了行都洛阳和陪都西京,加之此前的首都南京和故都北平,便有了民国时期的四都之名。1936年,倪锡瑛在《西京》中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个著名的古都:便是长安、洛阳、北平、南京。”“历史上的四大都城,在现代可以这样写法:1.首都——南京;2.故都——北平;3.陪都——西京;4.行都——洛阳。”[13] (P2、4) 在上述三种大古都之说中,西安古都位居首席,只有李健人提出洛阳建都历年超过西安。从这些大古都之说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西安古都重要地位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出现了中国七大古都、八大古都等说法。1983年陈桥驿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一书的内容安排遵循了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的先后顺序。[14] (目录) 1991年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一书的内容安排依次为北京、西安、安阳、洛阳、开封、南京、杭州7座古都。而谭其骧在为该书所作的序文中强调:“这七大古都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又有差别,西安、北京、洛阳应列第一等,南京、开封属于第二等,安阳、杭州属于第三等。”[15] (序) 也就是说,谭其骧以为中国七大古都依次为: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安阳、杭州。2007年朱士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八大古都》一书的内容安排依照北京、西安、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的顺序。李令福认为,在八大古都中,郑州属于第三层级。[16] (P152-161) 八大古都的古都排序可依次为: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和郑州。此外,谭其骧的大古都层级说亦可视为三大古都的学术源头。尹钧科1992年指出:“在我国众多的古都之中,最重要的是北京、长安与洛阳。”[17] (P198-211) 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古都的有关表述中,西安在中国大古都中的排序要么继续位居首位,要么位居北京之后,但始终是隶属第一层级的大古都,由此可见学界对于西安大古都地位的认同。

除中国大古都学说之外,在世界大古都的表述中同样可以见到古都西安的身影。1996年出版的由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一书中曾提到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西安 (古称长安) 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与雅典、开罗、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西安市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埃及首都开罗、希腊首都雅典、意大利首都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同时,在中国七大古都中则是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18] (序言、P6) “世界四大古都”亦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对此目前有3种不同的表述,一是指罗马、雅典、西安、开罗;二是指罗马、雅典、西安、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是指西安、特若奇提特兰 (亦译为特若奇蒂特兰,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首都,地处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地面之下) 、底比斯 (古埃及的九个王朝建都于此,地处今埃及境内) 、尼尼微 (亚述帝国都城,位于今伊拉克北部尼尼微市) 。[19]其中,到目前为止,以罗马、雅典、西安、开罗为世界四大古都之说,在我国传播较为广泛。如《中国地名》2012年第5期刊发4篇专文1,分别介绍罗马、雅典、开罗、西安世界四大古都;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的新闻报道中亦采用了这一说法。[20]此外,国外评出的世界十大古都中,中国仅有西安名列其中。美国《生活科学》杂志2006年评出、2007年公布的世界十大古都依次为: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巴比伦、库斯科、特诺奇蒂特兰、底比斯、大津巴布韦、西安、卡霍基亚,西安名列第九。[21]从已知的三种世界四大古都之说和一种世界十大古都之说来看,西安作为中国众多古都的唯一代表均位列其中,由此可见西安的世界古都地位已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二、西安在中国古都中的特殊地位

学界以往在论说西安的古都地位时,特别强调西安建都历时的长久和建都次数的众多2,而在说明西安的大古都地位时,同时强调了西安多为统一王朝的都城且古今城址具有连续性。[22]葛剑雄提出了考察中国古都地位的9项主要指标,认为应从现代观念出发,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古都的等级地位。[23]笔者以为,中国古都研究应该从对大古都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不同古都特殊属性及其历史地位的深入探讨。西安作为历史上的中国都城,具有诸多方面的特性,如建都的军事地理形势极为优越,一直是许多人思想认识中建都的首选之地3;而关于西安古都的历史探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从更广的维度加以分析,探讨西安在中外都城史上的特殊属性和重要地位。

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都城史的整体和较长时期来看,西安作为都城具有特殊的属性,西安曾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都。据史念海统计,西安建都历时共有1,077年,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周、秦、西汉和唐代4个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盛世的西汉和唐代,建都长安历时分别是208年和266年,占西安建都历时的较大比例。[1] (P136)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王朝的更迭极其频繁,不同朝代的发展起伏不定,其中有些历史时期被誉之为盛世,史书上不时可见治世和盛世的记载。[24]当代学者概括出中国历史的五大盛世:战国盛世、西汉文景盛世、唐开元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25] (总序) 但若就整个朝代而言,汉代和唐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汉唐盛世之说多为人们所认同。[26]对比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总的来看,汉朝和唐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及所享有的国际声望等,为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难以企及,汉唐盛世的社会发展体现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积极开放的汉唐气象、汉唐气魄。4作为汉唐盛世,都城无疑是国家的中心所在。西汉和唐代均建都长安,由此奠定了西安古都在中国众多古都和中国都城史上作为盛世国都的特殊地位。

西安古都的特殊之处,还表现在与中国诸多古都的比较上,西安作为国都,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城。西汉国都长安城的周长约为25,700米,城垣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城市”[27] (P97) 。唐代首都长安城 (隋代大兴城) 的周长约36,700米,城垣内面积约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城的占地规模无论与其前王朝都城相比较,还是与其后的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代大都、明代南京5、明清北京来比较,皆无出其右者 (参见下页表1) 。可以说,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在中国都城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对此,已得到学界的认同。[18] (P84) [28] (P49) 据学者推算,唐长安城繁盛时期的人口数量达100万左右。[29] (P218) 长安城的占地规模之大和人口规模之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唐代盛世的景象,也体现出西安古都地位的特殊之处。

三、西安在世界古都中的特殊地位

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都城史来看,西安古都具有特殊地位。若从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都城史来看,西安古都仍具有特别之处,在世界古都中具有显著地位。汉唐长安是西安建都最为重要的两个时期,是中国都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属于中国都城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时期。

长安是西汉王朝200余年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垣周长25,015米,面积约34平方公里,人口在50万左右。在张骞通西域之后,长安逐渐成为当时中外交流的国际性都城,成为通往“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汉代长安在世界都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7] (彭树智序、P97)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世界舞台上,东有长安,西有罗马,汉代长安与西方罗马并为当时世界最具影响的都城,也正因如此,长安与罗马两座都城成为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论题。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尽管西汉王朝和早期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但从历史发展阶段和地位来看,它们旗鼓相当,同样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这两座帝都遥相对望,各自矗立在亚欧大陆的一端,统治着前所未有的版图。它们是时人津津乐道的谈资和向往,是后人追忆不尽的兴亡故事,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座城市,是‘丝绸之路’象征的终始,也造就了现代中国与欧洲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30]可以说,西汉长安所具有的国际影响与国际地位,构成了西安作为中国古都的特点之一。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31] (P126-128) 与汉代长安相比,唐都长安更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国际性大都市。隋代建都大兴城,唐朝因之以为国都,更名长安。唐都长安规模宏大,面积已达84平方公里,是明清西安城的9.5倍;人口众多,曾达100万人左右;建筑宏伟,布局严整,功能分区明显。唐代长安与当时世界上的其他都城相比,是公元447年建立的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面积的7倍,800年建立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面积的2.75倍,690年日本所建奈良藤原京面积的12.92倍,708年日本建立的奈良平城京面积的3.73倍,793年日本所建京都平安京的3.67倍[32],“是当时世界上也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28] (P49)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唐代对外交流的中心,一方面,“丝绸之路”连接着长安与西方,唐代长安对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唐长安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发展,从政治制度到都城规制与建筑,在不同的层面均有较大影响。唐都长安作为当时世界的东方国际大都市,是国外使者和留学生的向往之地。与之对应,罗马城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国都,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长安与罗马,作为东方与西方的双璧,共同闪耀于世界。[33]唐代长安的世界地位,达到了以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时期的顶峰,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世界地位的高峰。唐长安城的世界影响,造就了西安古都的特殊地位。

周秦汉唐时期尤其是汉唐时期,是西安都城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美国人类学家艾丹·索撒尔认为,当今西方的工业城市虽是现代世界最为普遍的城市形式,但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且从未中断过文化传统的城市却属于中国。汉唐长安,尤其是唐代长安无疑是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性城市。[27](彭树智序) 汉唐长安不仅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同时属于国际性的大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汉唐长安的繁盛是汉唐综合国力的体现,西安古都的历史地位源于建都于此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强盛。当今西安的崛起应是以中华民族整体的伟大复兴为前提,与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相伴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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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刘文锁.长安与罗马的双城记[N].人民日报,2017-06-20.

[31]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A].王友怀.王维诗选注[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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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王开明.隋唐长安城与帝国时期罗马城的城市形态比较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7.

注释

1 4篇文章分别为宇文忠洋:《罗马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2700多年灿烂历史被誉“永恒之城”的声名使其地名璀璨靓目》;欧文:《雅典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西方文化发源地“众神之城”使其地名生辉》;陆西平:《开罗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世界最古老城市之一世界伊斯兰文化中心使其地名声韵广播》;于茜:《西安以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中国千年帝都“不朽之城”耀亮地名华彩》。

2 关于西安是否为中国建都次数最多、历时最为长久的古都,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随着都城考古和都城研究的推进,以及所持统计标准的差异,对于不同都城的建都次数和历时的统计结果也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参见毛曦:《从大古都之说看洛阳在中国古都中的地位》,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2018年第1辑第12-2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

3 关于西安建都优越条件的认识,尤其是有关关中军事地理优势的论述,自西汉以来,历代不乏专门论及,古代者如娄敬、顾祖禹等人,近代以来如钱穆、王恢等学者。对此,笔者拟撰文专门讨论。

4 可参见《季羡林教授说:我们要有点“汉唐气魄”》,《社科纵横》1992年第5期;李唐:《鲁迅汉唐气魄论》,《唐都学刊》1993第4期;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高天民:《汉唐气象与中国价值标准的确立》,《荣宝斋》2014年第10期。

5 明初国都南京城墙与其他都城不同,除了宫城、皇城和郭城三层城墙外,还有最外围的第四层城墙;以第三层城墙来算,周长为33,676米,面积约43平方公里;以第四层围墙来算,周长达60公里,面积约为230平方公里。参见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第99页,南京出版社,2002年。但第三、四层城墙之间区域,多为大山丘陵,虽面积广阔,但建筑极少,故《中国都城辞典》 (陈桥驿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等工具图书在论述明初南京都城规模时皆以第三层城墙作为边界。

文章原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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