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最后的督陶官与“洪宪瓷”

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获得大总统职务后，安排他家附次的郭宝昌出任总统府徐武师丞，前往景德镇监督总统府专用。

1913年5月，袁世凯在总统府与一些政府官员及外国驻华使节合影

这个时候袁世凯准备登基，并要求郭葆昌在景德镇监督烧造一批“洪宪”御瓷。这批瓷器以雍、乾时期的粉彩瓷为标准，集结前清御窑厂的制瓷高手在湖北会馆精心绘制，还聘请了制瓷名家 鄢如珍 效仿烧制。在三年时间内共烧出40000多件袁世凯的御用瓷——“洪宪瓷”。

民国洪宪瓷粉彩碧桃纹胆瓶

郭葆昌之前是一位收藏爱好者，出生于河北省定兴县，早年曾在北京西华门德聚成古玩店学徒，后来在鉴定清官窑瓷器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北京的古玩圈子内小有名气，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收藏家和达官显贵。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袁世凯，进入了军机大臣袁世凯府第当差，还担任过袁世凯的大管家，在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被提拔为总统府的庶务司承。而后，郭葆昌提出想在景德镇烧一批瓷器给内府专用，袁世凯听后大喜，委任郭葆昌为九江道，作为督陶官到景德镇监督烧瓷。就这样郭葆昌成为了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

郭葆昌

郭葆昌刚来到景德镇的时候（1913），原御窑厂的陶瓷匠人大量流失，毫无生产能力。郭葆昌上任后，下重金召回御窑厂的原班人马以及民窑中的高手，准备为袁府烧制新瓷。到了民国四年年底（1915），袁世凯复辟帝制已经是紧锣密鼓，他下令将御窑厂改名为陶务监督公署，并且下拨钱款。郭葆昌则以故宫文华殿中的瓷器为样式，选用精良的瓷土和彩料，对雍正、乾隆时期的官窑粉彩、珐琅彩精品进行仿制。每烧制一件，郭葆昌都要亲自过目，如有不合格的产品当场就要砸掉。

“洪宪瓷”其实是后人对郭葆昌这一特定时期在景德镇烧制的这批瓷器的统称，而传世的“洪宪瓷”有堂款和“纪年款”两种。其中，署堂款的有“居仁堂”、“居仁堂制”、“觯（zhi）斋主人”、“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民国初期署堂款的总统府用瓷还有徐世昌所用的“静远堂制”，曹锟所用的“延庆楼制”。署纪年款的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

部分民国洪宪瓷款识

居仁堂是但是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所，所以“居仁堂制”款的“洪宪瓷”名气很大，深受陶瓷收藏家的喜爱。另外一种颇有名气的是“觯斋主人”款的“洪宪瓷”，是郭葆昌以自己的别号命名的。这两种款识的瓷器都十分名贵，其胎釉、器型、画工都十分精美，而且是以小件粉彩瓷居多，它的特征为：(1)胎质洁白俏薄、釉面光滑无橘皮纹，色彩淡雅，画工精细；(2)题材以人物和花卉为主，绘画技法结合西洋画，人物的面部有立体感，远近景物以浓淡区分层次；(3)器型多见以小件瓶、盘，而且大多成双配对，画面也是左右对应，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中南海居仁堂旧照

居仁堂制粉彩开窗花鸟瓶

有学者认为，郭葆昌督造的瓷器并没有用“洪宪”款识，因为袁世凯是在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而到了民国五年（1916）三月二十二日，迫于举国上下的怒潮，他又不得不宣布撤销帝制，洪宪的年号随之取消。

而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造的袁世凯内府用瓷的时间主要是在民国三年（1914）前后，而郭本人对是否监烧过“洪宪年制”瓷器的事情特别忌讳，拒不承认。他自称早在民国四年（1915）年秋就已经结束了监制任务，离开了景德镇。但事实上，郭葆昌在民国四年年底才受领了袁世凯“钦命”的陶务公署监督一职。笔者认为，郭葆昌处世精明机警，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烧造“开国瓷”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不愿意承认罢了。因此，有人认为应该有部分署“洪宪年制”款识的洪宪瓷存在，而署“洪宪御制”款识的属于赝品。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带有“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方款的瓷器是郭在民国四年以后督造的。

洪宪御制

也有人认为郭葆昌督理景德镇制瓷时，开始先烧“居仁堂制”款的袁世凯总统府用瓷，还没有等“洪宪年制”款御瓷烧成，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就倒台了。所以，“洪宪年制”或者“洪宪御制”的瓷器大多数是20世纪20、30年代民窑烧制的，虽然制作精美，但属于赝品。

洪宪年制

上面提到的两种观点都是陶瓷学者的推断，而目前没有明确的史料来考证郭葆昌是否督造过“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因此在这里不作定论。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民国时期著名的“洪宪瓷”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也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留下了一道特别的风采。景德镇最后一位督陶官用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为民国时期陶瓷艺术和工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