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晋很相似,都是统一王朝,都是表里如一的强横不断,都死了两代人,但原因不同。隋朝的主要原因有几个。
一、隋朝死于闸阀。
大门刚建的时候,虽然门阀世度很大,但楚建国家的风气比较清廉,杨光从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门阀对国家的危害。(莎士比亚)。
那时的杨广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的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二、宗教因素
这个祸根是杨坚埋下的,杨坚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其统治权的方针之一。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可以说杨坚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仅仅是开皇十年时期,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那时和尚算是一个超级吃香的职业了。
杨广时期,维系佛教寺院等支出已经接近于洛阳工程+运河工程的支出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三、人口因素
古代土地承载都有一个极限,我们可以看看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
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
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
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
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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