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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24年唐朝我想说大唐国运289年:上升通道,挤满了顶流诗人

唐朝人为什么那么能写诗?南宋诗人严宇在《沧浪诗话》中有这样独到的见解。“唐以诗取禅师,有很多专业学问,我向诗也不如他。(莎士比亚)。

这是说,唐朝科举要考诗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有了全民写诗的风气。就好像前些年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遍地都是奥数班。

当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远远望见新晋进士鱼贯而出,感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时,这一影响后世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正徐徐拉开帷幕。

当代诗人艾青说过:“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

唐代诗人的科举之路,是苦尽甘来,还是茫茫苦海呢?

1

科举制滥觞于隋,到唐初基本成型。

科举制的诞生,终结了曹魏以来豪门大族垄断仕进之路的九品中正制,也打破了两汉以来地方官员自辟僚属的制度。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有了科举,选拔官吏之权收归中央,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寒门士子,都可“投牒自进”,通过考试取得做官资格,改变命运。

唐太宗进一步完善隋朝开创的科举制,有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说法。但实际上,初唐的科举考试影响力有限。

史书记载,武德、贞观年间,“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这说明,唐初各地官员大多是由当地人才充当,以空白告身就地任命。隋末天下大乱,活下来就不容易,到哪儿找那么多读书人去?

有学者做过统计,贞观年间的宰相,只有房玄龄、温彦博二人是隋朝进士,许敬宗一人是隋朝秀才,其余二十几人都未通过科举考试,没有正式“文凭”。

贞观年间科举取士名额不多,成为高官的更是少之又少,青史留名的进士,不过只有上官仪等几位御用文人,也没有多少人会为了这个考试老死于文场。

▲剧照:唐太宗李世民。

科举萌芽之初,诗歌也只流行于上层社会。那时流行的宫体诗,继承南朝绮丽之风,创作者主要是帝王及重臣。常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初唐进士上官仪,就以“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闻名于世,如其所作的《春日》一诗:

花轻蝶乱仙人杏,叶密莺啼帝女桑。

飞云阁上春应至,明月楼中夜未央。

2

唐代科举的第一次大爆发,还要等到上官仪的“敌人”武则天登上历史舞台时。

上官仪反对武后临朝,曾上书请求唐高宗废后,高宗起初觉得有几分道理,让他起草废后诏书。但武后得知后找高宗哭诉冤屈,唐高宗到底还是宠老婆,只好跟武后说:“这都是上官仪教我的。”

这下害惨了上官仪一家。之后,武后让人诬陷上官仪谋逆,将他治罪,下狱处死,上官仪的家人多受牵连,他年幼的孙女上官婉儿被充为官婢,逃过一死,后来得到武则天重用。

在成为一代女皇的道路上,难免有像上官仪这样执拗的文人进行反抗,但武则天却格外重视读书人的力量,尤其是用关东士庶阶级,打压以隋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

武则天统治时期,大开制科,“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随着录取名额飙升,科举出身的官员得到重用,科举制迅速发展。武则天还首创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又在进士、明经等科目之外,设立选拔武将的“武举”。

▲剧照:太平公主与武则天。

从唐高宗到武周这一时期,科举进身的宰相就有狄仁杰、张柬之等名人,还有诗人王勃、杨炯、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贺知章等大咖出现在了科举的考场上,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张说也是武周时参加的科举。

至此,科举成了全民运动,读书人家里再有钱,身世再显赫,不考科举都成了异类,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唐高宗晚年的宰相薛元超曾经跟亲人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他是说,我这一生富贵有余,但是有三件事最为遗憾,第一个可惜我不是进士出身,第二个可惜没有娶到五大贵族(李、王、郑、卢、崔)的女儿,第三个就是没能参与编修国史(在唐代,编修国史是士人的至高荣耀,代表有文化)。

《唐摭言》记载,随着科举逐渐制度化,它不但成为寒门士子逆袭的途径,也给了那些业已衰落的世家子弟重头再来的机会,所谓“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3

每年秋冬之时,来自五湖四海的举子在地方获得选送资格后,风尘仆仆进京,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科举考试流入士子的生命长河里,也被写在诗人的文字中。

放榜后,考中进士的人,迎来的是金榜题名的喜悦。新举进士有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在曲江杏园举行宴会,二是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这一天,公卿之家常会驾车而来,倾城围观,有人还会乘此机会挑选女婿。

有的新进士春心萌动,考完试常流连于长安的风月场,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这大概类似于高考生考完后通宵打游戏、出去浪。

▲西安大雁塔。

名落孙山的人,怀抱的却只有苦涩,有的人留在京城继续备考,有的人会黯然归乡,或四处漫游。

调露二年(680年),诗人陈子昂第一次进京赶考以落第告终。他写下《落第西还别魏四懔》,以蓬草为喻,叹息这段离家漂泊、无功而返的苦日子,不得不回老家苦读:

转蓬方不定,落羽自惊弦。

山水一为别,欢娱复几年。

离亭暗风雨,征路入云烟。

还因北山迳,归守东陂田。

在初次落第的四年后,陈子昂才进士及第,开始了他才高运蹇的不幸仕途。

有的人可能会问,既然唐代科举要考诗赋,对陈子昂这些大才子应该是信手拈来,为何还有那么多诗人在科举之路上吃瘪?

唐代的科举诗,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考场上的省试诗作,即应试的作品;二是考生平时所作的“行卷”、“温卷”之诗作,即考生进京后,向主考官或在京权贵干谒的诗文。

有唐一代,广泛流传的应试诗佳作寥寥,闻名后世的只有两首:祖咏的《终南望馀雪》,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

祖咏是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进士,这首《终南望馀雪》描写冬日黄昏,雪过初晴的景色,只有两韵,并不符合考试要求,却凭借出色的艺术成就打动了当时的考官,也入选了现在的中小学课本: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除了鲜有的几篇佳作,应制之作大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华丽、内容空洞的作品,不值得一读。

早在初唐,陈子昂就激烈批判这种作品的弊病,盛唐时的李白甚至都不参加科举,通过另一个途径来到天子面前,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考场上的应试诗,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即便没有参加科举,他们的诗名还是会名垂千古。

另外,唐代的科举制还是带有很多旧制度的痕迹,并非绝对的公平。考生除了要在考场上激扬文字,也要在考场外费尽心思进行自我包装,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以得到考官或权贵的青睐。因此,“行卷”成了考生的秘密武器。

相传,陈子昂初入京时,一度不为人知,偶然碰见一个商人在卖胡琴,叫价百万。京中豪贵集聚于此,围观这个奇葩商人,无人能辨其真伪。此时,陈子昂挤进人群,一掷千金将胡琴买下,并与在场的豪贵相约,明日到长安宣阳里赴宴,共赏此琴。

第二天,公子哥儿都到了,兴致勃勃地等着观赏这把琴。陈子昂却当场把胡琴摔个粉碎,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说罢,他将自己的诗文送给在场的权贵,从此名动京城。

4

开元、天宝年间,士子汲汲于功名,每年进京者络绎不绝,有时多达数千人。

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帝国,其强盛的国力与诗坛的积极氛围相呼应,即便不依托于体制,诗人对前途的追求也不会止步。盛唐诗始终充溢着一种进取心与自豪感,怀有一种豪迈与傲气。

李白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志向,以战国时期功成身退的名士鲁仲连为偶像,可当仕途不顺时,他豪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孟浩然也有求功名之心,却终生与官场无缘,他将隐逸作为心灵归宿,诗中尽是清新淡泊:“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李白剧照。

若非要谋求一官半职才能过上好日子,那这个所谓的“盛世”,必定潜藏暗流。

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文学青年杜甫就在此时来到了长安。

不幸的是,杜甫是唐代科举的一个失败例子,无论是干谒,还是考试,他都没成功。

天宝六年(747年),杜甫再次进京赶考,正是奸相李林甫当权。李林甫给唐玄宗上表称“全国的贤才都在朝廷,下边一个也没有了”。唐玄宗还真信了这个糟老头子的鬼话,这一年,应考士子全部落榜。

在这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后,杜甫漂泊无依,在长安四处向朝中权贵投诗文,求推荐,却处处碰壁。直到安史之乱前夕,他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专门看管兵甲器杖。

再到后来,耿直的杜甫连朝廷饭碗都丢了,弃官而去,只剩下诗和远方。

困守长安十年时,他亲眼所见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是盛世表面下的腐朽。当他辞官四处流浪时,他还不忘初心,为那些贫苦大众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成都杜甫草堂。

5

帝国的命运悄然转变,科举制度在无形中成为了诗人的桎梏。中唐以后,入仕的途径逐渐变窄,定期举行的“常科”仅剩下明经、进士作为主要科目,不定期举行的“制举”也远远少于盛唐时期。

唐代有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30岁考中明经,已经太晚了,50岁考中进士,却还算年轻。明经社会认可度比较低,这玩意儿考帖经、墨义,就是靠死记硬背,考不出水平,而且录取名额多,有时还能花钱买。安史之乱时朝廷缺钱,就有人上书“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

进士就难考多了,考试以诗赋为主,录取率极低,有时考生多达数千人,上榜者却不过二三十名。唐德宗在位时(779-805年),有个叫宋济的老考生N年都没考上。每次考场作诗,他如果发挥不好,没有按照试题要求掌握好韵律,就会拍着胸口说:“宋五又坦率(粗心)矣!”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长安人都知道。

后来,老宋经过多次落第,终于考上了。唐德宗见他后,先问一句:“宋五坦率否?”这位考生,也算是靠落榜火出圈了。

这也难怪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敢自夸“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学霸的成绩,都是用汗水换来的。

白居易年轻时太难了,他跟好友元稹说过,自己当年为了考中进士,白天练写赋,晚上学书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茧,身体未老先衰,发白齿落,视力严重下降。考中进士后,为了参加选拔官员的吏部铨试,白居易又与元稹到华阳观苦心备考,闭户累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白居易”,更多的人是“吕秀才“。

诗人孟郊,年近半百才考中进士,难掩内心的激动,与同年们轻快地骑马游遍长安,写下唐代科举诗中的名篇《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一生穷困潦倒,他的科场生涯时来运转,也是历尽艰辛。在考中前,他多次应举,屡屡落榜。我们看孟郊在《登科后》之前写的科举诗歌,不是《落第》中的“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就是《再下第》中的“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悲苦是中唐科举诗的普遍主题。世道变坏,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诗人为何还执着于科举,还想忍受艰苦的生活,去追求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他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活口,他们必须要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而这种理想和价值,往往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或者说,通过政治途径、通过政治抱负的实现,往往最容易达成他们的理想和价值。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己是江河日下,政治腐败,科场黑暗,但士人的报国之志不减,这正是他们选择为科举奔波的原因之一。

6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朝廷蔓延40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正是因制科对策引起。一些学者如陈寅恪先生认为这场科举引发的恩怨,是新兴士族与旧士族地主的冲突。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儒、李宗闵等新科举子在考卷中批评朝政,言辞激烈,非常愤青。

考官看了后,觉得小伙子敢想敢说敢做,是人才啊,将他们列为前几名。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听说此事大为不满,认为牛僧儒等人的指责是对自己的诽谤,就跟皇帝说,几名考官与这些考生有非正当利益关系,无端非议朝政。一时朝野哗然,大臣分为两派,有人支持李吉甫,有人为考生鸣冤。这下事情闹大了,牛僧儒、李宗闵与几名考官被贬出京,直到李吉甫死后,他们才入朝为官。

此后,以新兴庶族地主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旧门阀士族出身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朋党,对着干了几十年。

两党相争,渐渐侵染了士子的仕进之路,诗人李商隐就是受害者之一。李商隐考科举也是费尽周折,一连考了四、五次。时运不济的时候,他一边吃着笋,还一边黯然神伤,让人心疼: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后来,李商隐考中进士。求仕时,他的才华得到朝中重臣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欣赏,受到令狐父子不少恩遇。但令狐父子是牛党的成员,李商隐进入官场后,却在因缘际会下娶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很铁,时人将他当作李党的成员,无辜的李商隐处境就尴尬了。

牛党将李商隐视为叛徒,李党也没多提携李商隐,诗人夹在两党之间,一生曲折坎坷,郁郁不得志。李商隐与这一时期的很多人才一样,明明身负才华,却处处遭到打压,只能在无数个寒夜中孤寂自伤: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科举没有选拔出多少为大唐力挽狂澜的人才,却形成了两党倾轧,既撕扯了李商隐的命运,也将帝国不断拖进深渊。朝堂上的文人都在恶斗,谁还能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呢?

7

到了晚唐,科举制度被贵族官僚所把持,有一门累世几代考中进士,其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个别寒门子弟及第,还成了新鲜事,能上会儿“热搜”。以大中十四年(860年)为例,当时考生多达千人,中第者“皆以门阀取之”,全是衣冠子弟,宰相裴休、魏扶、令狐绹等重臣的儿子赫然在列,几乎占据了整个榜单。

这显然违背了科举制度打击士族门阀权势的初衷。

读书人的出路更加狭窄,科举诗中开始弥漫悲观、叛逆的情绪,恰似大唐的国运。

唐末著名诗人罗隐,有个尴尬的称号,叫“十上不第”,就是说他从二十几岁就应进士试,考了十多次都没考上,一身才能难以施展。30岁那年,罗隐再一次落第,心情十分郁闷,写了首七律《投所思》:

憔悴长安何所为,旅魂穷命自相疑。

满川碧嶂无归日,一榻红尘有泪时。

雕琢只应劳郢匠,膏肓终恐误秦医。

浮生七十今三十,从此凄惶未可知。

颈联引用了两个有趣的典故:《庄子》有个故事说,楚国郢都有个人鼻子上粘了一点薄如蝉翼的白色粉末,找一个石匠为他砍掉。这位石匠满足他的要求,手起斧落,正好抹去了这层粉,楚人毫发无损。“郢匠”遂被后世用来比喻科举考官。诗中的秦医名叫“缓”,史书记载他医术高明,曾为晋国国君看病,此处指代朝廷病入膏肓。

罗隐是在骂晚唐朝政污浊,掌权者有眼无珠,不能提拔人才。

他可没骂错。

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的军队北上,长安陷落,唐僖宗慌乱之中逃到成都,随行有个耍猴艺人。这个艺人训练猴子本领高超,能叫猴子像大臣一样朝见行礼,如此博得皇帝一笑,诠释什么是国际巨星。唐僖宗高兴之余,特赐这名艺人朱绂[fú],相当于给予他朝臣的待遇,赏赐的金银珠宝更是不在话下,当真是“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之名天下知”。

罗隐得知此事,想到自己考了十几年科举都不中,竟然还比不上这个玩猢狲的弄臣,提笔就写了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这次连皇帝都骂: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

黄巢起义后,唐朝吊着一口气,科举考试早已形同虚设。

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4年),朝廷还煞有其事地搞了一个“五老榜”。唐昭宗都懒得选拔人才,直接下达诏令,说“念尔登科之际,已过致仕之年”,有的人考上时都到退休年龄了,就让这些多次落第的大龄考生金榜题名,以示皇帝开恩。

这一年,5个年过七旬的老汉靠着唐昭宗钦定的“降分录取”同榜及第。他们的命运恰似陨落的帝国,早已老态龙钟,无法为日薄西山的大唐王朝做出丝毫贡献,只能看着它走向末日。

这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极大讽刺。

晚唐以后,士风日益颓靡,一些进士出身的文人,非但没有匡扶社稷之才,反而投机取巧,巴结新贵,就连权臣朱温都瞧不起他们。

宰相崔胤与朱温勾结,引狼入室,联手灭了宦官势力,后来成为朱温篡权的阻碍,被这个野心家所杀。清河崔氏这一科举考场春风得意的名门望族,有数百人受牵连,被同时处死。

朱温篡位前清洗朝堂,他最信任的谋臣李振进言说,这些士大夫都自诩为“清流”,不如将他们投入黄河,永为“浊流”。李振曾是落魄书生,考场失意,没中过进士,投靠朱温后才飞黄腾达,对这些徒有其表的大臣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

朱温听从他的建议,将30多名所谓的“清流”朝臣杀害后,投进了滔滔黄河。

王朝末路,功名利禄皆化为泡影,一个腐朽的时代,早已容不下高尚的理想。朝堂之上的人,没有救时匡世之心,那些坚守道义的人,也敌不过残酷的现实。

大唐科举知名“复读生”罗隐,在无数次失意之后,也只有饮酒赋诗,在大醉一场后释然: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俞平伯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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