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立下了一个准则 埋下宋朝受尽列强欺负的伏笔

(文史作家泥、文权、龙哥、毒蛇独家发表，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宋朝从960年到1279年，从赵元允改建国到宋朝灭亡，经历了十八制、三百一十九年。

其中的兴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赵匡胤“陈桥兵变”过后，也没辜负拥戴他为帝的人的期望，平叛乱，改国制，兴民生，抵御外敌，强国体。尽到了一个开宗立派的皇帝的责任，但他也给大宋留下了不可遏制的衰败隐患。

赵匡胤立国的都城设在开封，四面开阔，一马平川，如遇强敌，让它基本上算是无险可守。赵匡胤定国稳邦过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是以有迁都洛阳的想法，洛阳的地理条件是进可攻，退可守。但在赵光义的一句话里，赵匡胤的这个想法就搁浅了。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一向心怀大度，宽以待人的他默认了这一点。

赵匡胤的情怀，可以从他基本没有无事找事屠杀功臣可以看出来，但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赵匡胤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进而“杯酒释兵权”“文以靖国”“右文抑武”，这些理念的诞生是有原因的。赵匡胤自己能坐上皇帝这把交椅，就是自己武功加身，手握国之重兵换来的。他怕他创建起来的王朝，会遭遇与自己一样的取而代之的事发生，所以坐不住了。你看他在“杯酒释兵权”里对拥戴他坐上皇位的人说，“尔等虽无异心，然尔等部下，以黄袍加之，尔虽不想，能弃焉？”那些“结社兄弟”没有不吓得离席叩头的，不得不向他求“可生之途”。后来赵匡胤的“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枝”、“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一系列稳固江山的举措也相对来说削弱了国力。

当然，这里的国力说的是武功。而在文治上宋朝还是相当鼎盛的，在历史也称得上是一个富庶之国。文人大家，比比皆是，其乐融融。随便拉出一个，都会是文学宗师，一代大儒。我们可以随手列出一大堆的名字。如：陆游、杨万里、苏轼、梅尧臣、黄庭坚、苏辙、范成大、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辛弃疾、陈师道、秦观、晏几道、周邦彦等等，我们是不是数都数不过来。

宋朝历代的皇帝似乎都遵循了赵匡胤的那一套准则——崇文抑武。但防卫又不能不要武。这就是重文轻武的典型事态。打天下用武，坐天下用文。尊卑立分。试想，从文能得到尊崇，谁还去苦命地练习武功之精要？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宋朝算是国富民强，在国内，基本没有民间起义事件发生，而乱了朝纲。但是在国之防卫能力的下降的情况下，列强虎视眈眈，时不时都会来进犯你。就是有一个可以振威国力的将帅，又受文臣打压排挤。而当朝皇帝又猜忌害怕，怕武将一旦得势，拥有不容小觑的兵权，自己的江山好似就不稳当了，于是文臣的只言片语的中伤，都可能让将帅很受伤，空有忠肝义胆，也仅能落个含恨九泉。如杨家、如呼家、如岳家。这样的境况能不败？能不失去天下？

有人说，宋亡主要是没有迁都洛阳，不该长期定都于一马平川的开封。其实，你要细致地考究一下，如果国力阴柔，哪能有力拒抗勇武，你连话语权也没有。就算你迁都洛阳，思想观念不改，其结果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常说奸臣当道，大多奸臣都是文臣，而奸臣的诞生在于皇权的滋养。宋朝在皇权的抑制下，成就了文学艺术的高峰，也给觊觎大宋江山的蒙古忽必烈大军制造了不可小视的机会。

老话说，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这两样一样都不能弱。换一句话也可这样说，武不能定国，文岂可有安邦的机会？赵氏江山除了赵匡胤自身军事能力的强大，在之后就无出其右之人，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遗传”下来的心疾和病，不得不让宋朝后来的皇帝在受尽列强的侮辱后灭亡。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

（泥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勇哥读史工作室专栏作家，著有《泥人歌》《我多想停下来》等多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