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1年穿越秦朝小说我想说辛德勇读《史记》｜嫪毐的封地在哪里？

辛德勇

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阿尤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这个男人之特别，不在他的姓名不大好念（音为làoǎi），是特别在他完全凭自己非同寻常的性器官和超强的性能力博得了秦始皇老妈的欢心，结果把“嫪毐”这两个字的涵义都弄得很特别了。

鱼水相欢，人间至乐。秦老妈真是有情有义，一抬手，就让这个假宦官成了一方“诸侯”（尽管战国时期这种爵位已与两周时期大不相同，主要是享用封地内的赋税而已）：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1]。

这件事儿始发的时间，是在秦王政八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纪事告诉我们，秦老妈也就是秦王政的太后封赏给嫪毐以长信侯的爵位，封地先是选在了山阳这个地方。唐朝人张守节写《史记正义》，引述魏王泰的《括地志》注释此地说：“山阳故城，在怀州修武县西北，大行山东南。”[2]其具体地点，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这幅示意图：

嫪毐初封地山阳位置示意图

“大行山东南”这块地方，大的区域，称作“河内”，与河东、河南两地并称“三河”，是一块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好地方，也是确保关中秦都安全的一处重要战略要地，大概是由于秦老妈稍后又嫌山阳的地域范围太小，而要是把河内地区都封给嫪毐又太过惹眼，所以才不得不另觅佳处，挪移封地，以给自己的情人换一块更大的地盘，这就是所谓“河西太原郡”。

在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中，我们看见，点校者是把“河西太原郡”标作一个地名，具体情形如下：

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

赶得真巧，“河西”二字之下加入了一个注码，当然这是承自《史记》古本，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就在这两个字的下边附有一条注语，乃谓之曰：“徐广曰‘河’一作‘汾’。”也就是说，比裴骃行年还早一些的徐广，看到过一个把“河西”写作“汾西”的写本。

凤凰出版社影印宋刊单附《集解》本《史记》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怎样理解“河西太原郡”或“汾西太原郡”的语义，即是不是可以把这几个字从中顿开，读作“河西、太原郡”或“汾西、太原郡”？这不并是我凭空臆想出来的问题，研究战国史的著名专家杨宽，在所撰《战国史》中就曾经把《史记》这一记载，读作“河西、太原郡”，释云“嫪毐取得两大郡的封地，是战国时最大的封君”[3]。

然而，在秦王政时期真的设置过河西郡么？除了这条记载本身之外，我们在史籍当中丝毫看不到相应的迹象可以证实这一点。杨宽先生以为，与秦毗邻的魏国，在黄河西岸曾经设立过一个河西郡。假如这一看法可信，那么，在秦王政时期，确实很有可能沿承这一魏国旧制，设置“河西”一郡。

首先，这涉及秦国当时授予封君居邑的原则。顾颉刚先生尝总结秦君处理此事之方式云：

战国时秦所封国多在阃外，如封卫鞅商于，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穰，范雎应，魏冉复益封陶，皆是也。此合于古者封国于畿外之意。若其泾阳、高陵之封，则为畿内采地，非封疆之守也。[4]

按照这“战国时秦所封国多在阃外”的通例，嫪毐的封地在关中以外的黄河东岸、也就是太原郡所在的地方，显然更为合理。因为所谓“河西”之地属于关中，

具体地来看，杨宽谓魏国设有河西郡，依据的史料是《史记》之《匈奴列传》和《吴起列传》。其中《吴起列传》的情况比较简单，其原文如下：

（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5]

又：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6]

这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得都是“西河”么？所谓“西河守”也就是西河郡守，或称之为西河太守，其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只能是西河郡，而不会是河西郡，不知杨宽先生怎么能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最为令人不解的是，杨宽先生自己竟然也是把《史记·吴起列传》上述记载解读为“吴起曾为西河守”。请大家看清楚，他说的是“西河守”而不是“河西守”，可吴起这个“西河守”怎么掌管的竟是“河西郡”？岂不怪哉！岂不怪哉！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同一本书中，他自己也讲过魏有“西河、上郡”这样的话[7]，整得这个郡究竟是叫“河西”还是叫“西河”，一片扑朔迷离，让人根本找不到西。

《史记·匈奴列传》的情况，比《吴起列传》要显得稍微复杂一些。首先，我们看到有下面这样一些文字：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幷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8]

这里，“河西”与“上郡”并列，因而单纯依据这一记载，魏国确实就存在设有“西河郡”的可能，清人梁玉绳在研究秦郡问题时就明确讲述说：“据《匈奴传》，魏置河西。”[9]

可是，前述《史记·吴起列传》所说吴起“为西河守，以拒秦、韩”的情况已经向我们表明，吴起指掌的这个“西河郡”必定在黄河西岸并毗邻秦国，因而魏国在这个“西河郡”之外再在黄河西岸另设一个“河西郡”的可能显然是很小很小的。再说《汉书·匈奴传》载述同一史事，文字却是“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10]。

众所周知，班固撰著《汉书》，于西汉前期史事，多承用《太史公书》旧文，《匈奴传》相关记载，同样如此。这意味着班固所见《史记》古本，尚是写作“西河”而不是“西河”。

进一步分析《史记·匈奴列传》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紧接着上引内容之下，《史记·匈奴列传》尚有这样的记载：

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11]

其“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之说，足以彻底证实魏国在黄河西岸设置的这个郡是叫“西河”而绝不是“河西”，而传世文本《史记·匈奴列传》中那个“河西”理应依据《汉书·匈奴传》订正为“西河”。

这样一来，既然在战国以迄秦朝的文献记载中，我们从未看到过“河西郡”或“汾西郡”的名称，那么，若是还有其他更为顺畅的解读，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河西”或“汾西”作为郡名的可能。

接下来再看是写作“河西太原郡”比较合理，还是写作“汾西太原郡”更为合理？在排除了“河西”作为郡名的可能性之后，那么，不管是写作“河西”，还是书为“汾西”，这个词在这里只能是“太原郡”限定符语。以此认识为基础，我们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判断，究竟是“河西”合理，还是“汾西”合理。

太原郡的核心地点，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上过小学的人大致都会知道，太原以及整个山西省都在山陕间黄河河谷以东，没有什么“河西”可言。历史文献记载比较清楚的秦汉太原郡，其全境同样都是在黄河东岸。这一点，大家看看前面出示过的那幅《嫪毐初封地山阳位置示意图》就会一清二楚。这样看来，所谓“河西太原郡”的说法，就严重悖逆实际地理状况，自然很难成立。

“河西太原郡”的说法窒碍不通，那么，徐广所见别本《史记》的“汾西太原郡”一说是不是能够说得通呢？

若是参照前面出示的那幅《嫪毐初封地山阳位置示意图》上所体现的秦郡的情况，我们看到，赵正吞并六国之后，秦太原郡的辖境是兼跨汾水两岸，据此逆推，秦王政八年时的太原郡，辖境多半应同样如此。

检《史记·秦本纪》载秦取太原以及设置太原郡的经过，乃是：

（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12]

这里提到的榆次、新城、狼孟诸地，都在汾水东岸[13]，榆次和狼孟还都是秦汉太原郡的属县[14]。显而易见，这正是“初置太原郡”的前提。这位庄襄王乃是秦始皇的老爹，故秦王政八年时的太原郡，理应兼有汾水东西两岸地域。

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应当是讲把秦太原郡的汾水西岸地区分给嫪毐，作为封地，而传世版本《史记》的“河西”理应正作“汾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嫪毐的封地，不仅不像杨宽先生讲得那么大，以至大到了“最大”，而且其仅仅割取太原郡汾水西岸这半边地的情况，实乃相当耐人寻味。从让出河内重地的山阳，到重封给他这半边之郡，着着都显示出在所谓“事无大小，皆决于毐”的外观印象之下，秦老妈对嫪毐的宠信和倚重，实际上还受到很大很强的制约——她再爱恋嫪毐，尽管都想过要把秦国的王位传给嫪毐和他私生的儿子[15]，但她还是不能为所欲为。同样都是秦老妈的情人，对比一下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情况[16]，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嫪毐的经历和社会地位都不被时人看重，他也没有吕不韦那么强的政治实力。

研究历史，只有这样细细地品味，才能体会出它的味道。

2021年9月13日记

注释：

[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93。

[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张守节《正义》，页294。

[3]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243—244；页552。

[4]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五卷下《法华读书记》（十五）“秦封国多在阃外”条，页3486。

[5] 《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页2637。

[6] 《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页2637。

[7] 杨宽《战国史》，页211。

[8]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3490。

[9]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四，页163。

[10]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3747。

[11]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3490。

[12] 《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75。

[13] 《史记》卷五《秦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页276。

[14]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51—1552。

[15]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3048—3049。

[16]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3046—3047。

责任编辑：臧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