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正解（二）

制度对比

很多接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人，特别是亚当斯密的粉丝，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派，都认为自由竞争会导致社会进步，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时西欧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哈利波特斯，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

然而当时情况可能恰恰相反，那时的中国（或许还有日本）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欧洲则处于权贵资本主义的状态之中，它使得资本得以积累和集中，从而能够用于对外掠夺和技术开发。

土地流转自由度

土地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大分流》一书指出，在十八世纪里，中国93%的农地是私有的，也就是继承者有绝对处理权的地产。在这些土地的流转过程中，政府几乎不进行干预，而宗族势力介入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基本能保证有足够充分的竞争，能够使得其产出的效益最大化。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帝王们几乎都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行了保护，其力度远远超过于其它资产。类似贾似道推行公田法这样的改革十分少见。因而中国的官商等富有人群都十分积极地去购买土地，而投入其它类型再生产的资本相对要少得多。与之相应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前期，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所有权的保护力度也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资产，结果也十分相似，住房成了最安全的投资渠道，再加上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资源稀缺性，使得中国的房产价格在短时间内暴涨起来。

土地集中程度各地大不相同：20世纪前期的华北，出租土地可能不超过15-20%，在长江流域则有近一半，部分地区更多。（这很可能与土地产出率有相当大的关系，当产出率低时，难以产生土地集中效益，自耕农更多）

而在当时的欧洲，不同的地方对土地转让的法律规定差别很大。法国的法律对既有的租佃权过度保护，极大地阻碍了“圈地”这一新型耕作法的推广。西班牙也禁止圈地。而英国正好相反，通过立法支持了所谓“圈地运动”，它使得生产力大幅增长，其表现出的结果之一是地租增加了40-100%。

劳动力自由度

这也就是对于居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在清代也相当的宽松。这与明代的黄册制度大不相同。清代的统治者们，试图完全保有对臣民的权力，也就是使得农民不必依附于皇帝之外的其他人或权力。

贫穷的劳动者如果能够移民，会向土地和劳动之比较高的地方去（边疆、荒地），或者去到资本与劳动之比较高的地方。

在清朝前期，前一种模式在中国很普遍。特别是政府有很大动力推进这件事。因为这可以缓解人地矛盾，提供更多的自由农民。政府为此提供旅费、贷款、种子、部分牲畜、移民信息以及土地所有权等。所以这些人的数量远超过1000万，移民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其结果我们在前一节的开篇已经有了说明。

后一种模式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明代起就已经衰落了。清朝则基于对“游民”的恐惧，不愿意产生出这样离开土地的平民。故而通过限制妇女自由流动等方式阻止了大规模向资本充裕地区的移民，这更多是一种传统习俗的影响。所以到19世纪，中国外围地区人口激增的时候，最繁华的区域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而在西欧，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向东欧迁徙，其他大多数人不得不被庄园制度、封建制度、或者二次农奴制等等限制。向美洲去的人更少，1800年前到达美洲的全部移民可能不到150万，从英格兰来的人2/3是契约劳工（相当于向蛇头支付偷渡费用），殖民地为这些人保持自由身份制造了人为的困难。

向新英格兰（美国最早的移民落脚点）移民可以使一个英国人的预期寿命大约延长十年，但能去的人很少。主要还是因为成本太高。虽然可以去当契约劳工，但出钱人更愿意使用奴隶。

而另一方面，欧洲的制度可能更有助于把人口从劳动过剩区转移到资本充裕的地区（城市或者矿区等），从而在理论上创造出均衡的移民运动。

明初的中国仍然有世袭的“匠户”，1383年约占人口的3%，（吴承明，许涤新1985）但这一制度在此后的两百年中土崩瓦解，这些受束缚的工人因为工资太低而无法生存。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出售布匹和其它手工业品。到明末匠户制度消亡。

清王朝极力鼓励农村妇女纺织，既是为了支持纳税农户的经济稳定，也由于道德风俗方面的考虑。政府通过发放棉种、出版指导书籍、传授技术等方面鼓励“男耕女织”的家庭传统。

在欧洲，原始的行会阻止农民，特别是妇女从事纺织业。原始工业发展和集团特权的这一制度性遗产在19世纪仍然 “对经济和社会变革构成一种直接而持久的障碍”。

中国的礼教传统阻止女性外出劳动，但鼓励她们在家中从事纺织等工作并售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男耕女织”。而欧洲的行会阻止女性以任何形式出卖劳动（或者可以把劳动产品“赠送”给男性亲友，然后由他们售卖）。

中国的个体地主权力比欧洲的贵族们小得多，而且他们更愿意佃农们有从事其它行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样可以用货币形式来支付地租。在城市中，行会也没有欧洲那么强势，不能排斥农村的竞争者。这都证明当时的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欧洲的农业和工业劳动市场之间有着强烈的分离，农闲期务工的农民，或者收获期下地的工人都很少出现。所以城市的劳动力十分稀缺，18世纪末城市工资是农村收入的154%。

结论，对于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和西欧都不是完全新古典状态的，而中国可能更接近一点点。

劳动力的成本与收益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认为，中国农民同时从事手工业生产使得劳动没有效益，工资支付低于实际的投入，人们付出了额外的劳动，却只是得到了不够充分的回报。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这是小农生产和生存的商品化，而不是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这种状况的基础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妇女几乎被排除了户外劳动，这些约束鼓励家庭把妇女劳动作为无需花钱的劳动对待，很像在庄园中无论工作量是多少都必须养活的奴隶或者农奴的劳动。他将此称为“内卷”式的劳动。

我们来看看清朝纺织女工的报酬，在1750年以前，纺织工每年按210天工作，可以获得15.5两银子的收入，可买9.3石稻米。而近百年以后，由于人口密集度激增，棉花和粮食都涨价而棉布不变，同样工作的女工收入（按可买的稻米计算）只有一半。

有意思的是，在欧洲这一时代，也发生着类似的故事，欧洲的工人收入看起来多了一些，但他们的食物购买能力事实上也是降低的。1800年的欧洲人与1500年相比，人均肉类消费是下降的，而人均面包消费差不多。1500年以前，在斯特拉斯堡，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小麦量，需要付出60-80个小时的劳动（两个人，每天劳动一小时就够了），1500-1850年间，要超过100个小时，1880年以后又降至100小时以下。

英格兰在工业化早期，各种工资在数十年甚至几百年中保持不变，而劳动时间在增加，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的工资差也在极长的时期内相当稳定，甚至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了。法国、德国也差不多如此。很显然，这些年里谷物的价格和东方一样都是增长的（因为人口增长超过了谷物产量的增长），由此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1850年前，德国手工业者有1/4到一般的人生活在贫困状态。法兰克福拥有获得公民权所需财产限额的男性比例，从1723年的75%下降到了1811年的33%。

欧洲人自己管这段时间的艰苦日子叫做“勤劳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西欧人有了产业革命，即使西欧人那么努力的“勤劳革命”，他们的产品也并没有竞争得过清代中国老百姓的手工劳动。这是多么违反常识啊。

在江南地区，一个成年妇女和她9岁的女儿通过养蚕和织绸，能够使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每年增加13.73两银子（如果有贷款，其中2两要作为利息付出）的收入。并且仍然做好家务。

17世纪晚期一个女性纺织工的收入，在她丈夫供给原棉的条件下，足以养活三、四口人。而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棉布价格更高（加倍了）。这样一来，她可以养活的人数更多了。

在中国的家庭中，家具、珠宝和其它商品在普通人中的占有量增加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购买宗教和娱乐服务（估计是红白喜事、看社戏等等）的支出增加了不少。这似乎代表了一种生活水平的净提高。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对照，原因之一是市场组织形式。与某些人的想当然恰恰相反，当年的清朝更接近自有竞争市场，而西欧更加垄断。农产品市场方面，当时的英法等国都有一些受到君主支持的大商人在囤积居奇，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压低农民的卖价。而在中国，清政府非常关心确保地方市场以复数的竞争关系存在。政府通过多发许可证的方式，以达到农民可以向更多买家出售粮棉的目的。在1850年以前，农民保有这种选择权。

中国的小农可以向市场中的大量收购者以竞争性的价格出售产品，而欧洲则是“来料加工”形式，这意味着雇主可以绕过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市场，从而有操纵价格的能力。

经过这样的比较，有相当多的欧洲人也认为，这样的工业化并不是通往未来的道路，而是一个死胡同。想象一下当时西欧产业工人的悲惨情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出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革命性的理念。我们在西汉初年那一章中谈到过儒家思想的再度崛起，西欧当时贫富分化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太多。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与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天然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它得以在中国广为接受的原因之一。

奢侈品市场

当时一些小农和佃农，将家中妇女的金银首饰典当，为养蚕筹措资金。在一些民间仪式上，农家妇女都穿戴这过于华而不实的服装、化妆品和珠宝。（这倒不一定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我们从现代西南少数民族节日服装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她们平时不会穿戴。）

而且，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比教育和享受更普及化）的旅游业已经成型，泰山每年可接待百万游客，旅行团的发展十分兴盛，甚至在相当落后的农村地区也有市场，（吴沛宣，1992）这让道德家们非常不爽。徐霞客这样的人就是时代的产物，旅行已经被理解为绅士阶层文化极致的表现。

长三角的餐饮业：几千户人家的集镇，就有45家酒馆和90多家茶馆，附近的集镇也差不多。城市（两广的）普通人家住宅从表面上看不太漂亮，但里面却非常令人羡慕。而农村的富裕村民（非绅非商，大概是小地主）的房屋也很不错。同时没有严重的贫困，而同时期的印度，由于贫富分化严重，有很多令人震惊的案例。

1937年长三角地主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比百年前少很多，比更早的时间少得更多。相比1700年，人均森林面积只有6-8%.

清政府曾对当时的时尚产业进行了打压，出于禁止奢侈、鼓励平均的初衷，通过对服装的严格规范，使之成为一种政策性的荣誉（比如参与公益事业，修桥造路捐款等等），很多服装不是有钱就能穿的。

有些人从乾隆对马尔嘎尼的态度来试图证明中国人对外来产品不感兴趣，这显然是不对的。看看红楼梦就知道了，清代的贵族们是多么珍惜外来奢侈品。

欧洲新的奢侈品需求在成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引起了新的资本积累，这使得比较大的经营者有了新的优势，从而导致雇佣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可能诞生。

奢侈品有两个问题，一是需要精湛的技术和贵重的原料，二是消费者有权有势，所以收账比较困难。这都意味着流动资金需求的大幅增高，提高了行业的门槛，导致普通商家无力进入这个市场。

在中国和日本，奢侈品的市场和欧洲一样强大，自由劳动和市场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欧洲并不比中国和日本突出，可能还落后于中国。而印度、中亚和东南亚要差得远一点。

所以如果说奢侈品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的话，起码中国和日本同样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