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期”,在“小冰期”的气候条件下,全国的气温有了明显下降。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当时的南方地区到了冬天四处都是厚厚的冰层,而且各地极端初霜期的出现明显提早了许多,内蒙古跟东北的初霜期比现在的早了30天以上。全年的平均温度相比较于现代也低了1.5℃-2℃,气候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社会生产严重依赖于天气。低温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种植界限的南移,现在中国的气温带有两条重要的界限,一条是秦岭淮河,另一条则是长城沿线。秦岭淮河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而长城沿线则是中国传统农牧业的分界线。这两条界限,在明朝“小冰河”事情都有明显的南移。以往长江流域能够种植一年两熟的水稻,在当时只能种植一季水稻,到了秋冬时节,因为霜冻的影响都无法种植农作物。而长城沿线,因为气温的降低、降水量的减少,原有的农田变成了草地,原有的草地变成了荒漠。无论是长城以南的汉人农民,还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都深受其害。
气候的变化,还加剧了旱、涝、冰雹、蝗虫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明朝中后期,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远高于明朝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崇祯执政的17年里,全国各地便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以崇祯十三年京津翼一带为例:(北京)密云“饿殍遍野”;(天津)武清“饥荒年,百姓以草根、树皮为食,皆光,出现人相食现象”;(唐山)玉田“大饥,人相食”;(保定)安新“旱,九河俱干,人相食,白洋淀竭”;(石家庄)元氏“大旱,麦秋无,民食树皮、草子、煮靴皮嚼,且食人”……(邯郸)曲周“春风霾,夏旱至秋不雨,人相食”。
虽然旱灾在中国历朝历代也时常发生,但是明朝中后期的旱灾有着范围广、时间长、强度大等特征。前文提到的崇祯十三年的这场旱灾,波及范围不仅仅是京津冀,而是整个华北、东北地区。其危害程度是自汉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是真正的1800年一遇的干旱。不仅如此在崇祯十二年,该地区就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干旱,而崇祯十四年该地区的干旱也是五百年一遇的。崇祯十五年到十七年的干旱不像这三年的干旱这么严重,但是百姓遭受了连续6年的干旱也是苦不堪言了。
旱灾爆发之后,往往还会伴随着蝗灾同时发生。在《明史》当中对于明末的蝗灾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七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蝗灾的爆发让本就遭受旱灾的老百姓雪上加霜,许多老百姓都在这些灾难当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与北方旱灾相反的是南方的洪灾,崇祯元年(杭州)萧山“七月连雨,二十三日飓风大作……淹死人口共一万七千二百余口”、崇祯十二年临安“六月,大水,坏居民田亩数十处,溺死者近数千人”。伴随着洪灾的爆发的是瘟疫,从华北、西北到江南、东南,整个中华大地都惨遭着大自然的摧残,许多活不下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加入了起义大军当中。
大明王朝为了支撑平定农民军以及对抗东北女真部落的军费,只能向老百姓再一次征税,这也成为了压倒老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乎,这场平叛越平越乱,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大。另一边在与女真部落的对抗当中,大明王朝也没有占到一丝便宜。陷入了双线作战的大明王朝,最终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帝自挂歪脖子树的那一刻,走向了覆灭。可可怜兢兢业业的崇祯帝,本有中兴之主的潜质,无奈碰到了这让人束手无策的小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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