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植根的精神沃土，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发源的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应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历史影响和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的古史曾遭受关于真实性的质疑。例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主张对传统的古史观及其史料基础——传世古书进行全面审视。“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在突破封建藩篱、树立史料批判意识等方面当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针对古史与古书的过度疑古也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当然，作为传统古史基础支撑的先秦古书也确实存在一些原生缺陷。由于传世古书的流传过程极其复杂，因而总会或多或少地遭受带有主观意图的改易。再加之成书时代过于久远，流传中的脱、衍、讹、误等自然损伤现象也难以避免。凡此种种，都会导致传世文献史料品质的下降，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古史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在传世文献无法一力承担构建古史体系的情况下，出土文献作为时代相对明确、基本未经扰动的原始资料，对于补充、印证、纠正古史的重要作用就凸显出来。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大量出土的简帛古书与其他文字资料，经过学界长期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史料体系，具备了厘清相关史实、重建系统古史的基本条件。如今，充分利用重现的古书、重建值得信赖的古史，可以说既符合应对外界质疑与挑战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对出土文献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总结的实际需要。
清华简重现了多少古书，重建了哪些古史
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境外抢救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学界称之为“清华简”。清华简的内容多为早期的经史类典籍，其中除了可与《尚书》等传世古书对照的篇目外，更多的则是已失传两千年之久的前所未见的佚篇，对于准确认识先秦古籍的原貌、重建中国早期历史均有重要价值。为了更好地说明清华简这批出土古书对于重建古史的显著作用，我们将已公布的篇目大致按照断代进行划分并加以阐释。
1.对于夏代历史的印证
关于夏代存在与否，学术界目前仍有争议。《史记·夏本纪》以及多种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虽然都有关于夏朝的记载，但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它们大多被认为是靠不住的。正因如此，本世纪初发现的西周中期铜器遂公盨，由于其铭文中对“禹治水土”的记载可与《禹贡》等文献相印证，曾经引起了古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清华简中可以印证夏代历史的古书，可举出《厚父》一篇。该篇属于《尚书》的佚篇，在先秦时期曾广泛流传，还被《孟子》引用过。篇中王与厚父回顾了夏朝的兴衰，除了提到禹、启等开国先王，还特别讲到了皋陶、孔甲等人的事迹，具体细节虽然与《国语》《史记》等文献稍有出入，但大致框架仍是可以契合的。关于《厚父》的时代，学界有“夏书”“商书”“周书”等不同看法。而在我们看来，该篇当是周武王代商后向夏朝后裔厚父“乞言”时所作。也就是说，至迟在周武王所处的时代，夏人后裔所自述的夏代历史已经与《夏本纪》的记载没有太大差异。如此一来，《史记》对夏代历史的记载大体可信，便是不言自明的了。
除了《厚父》之外，日前发布的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收录的《虞夏商周之治》篇，也有与夏代相关的内容。该篇所记载的夏代礼乐制度，虽然反映的可能只是战国人的认识，但是与相关文献对读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2.对于商代历史的补充
商代的史料较之夏代无论是在体量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但据之重建商代史依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甲骨文研究虽然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但其内容过于单一、材料过于分散。《史记·殷本纪》是关于商代历史的系统记述，司马迁在篇末归纳编纂该卷的方法是“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也就是说相关记载绝大部分乃是化用《尚书》《诗经》之文。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能够看到的商代“书”篇就已经不多了，大致仅剩《汤誓》《盘庚》《高宗肜日》等寥寥几篇。受此影响，从《殷本纪》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该篇记成汤、盘庚事较详而其他诸王则十分简略。这当然是由于成汤、盘庚功业赫赫需要浓墨重笔地进行描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司马迁所面临的史料匮乏的困境有关。
值得庆幸的是，清华简中发现了多篇前所未见的记载商代历史的古书，大大充实了商代史料。属于成汤时期的有《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篇，详细记述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伐桀的过程以及代夏之后的治国之道。属于武丁时期的则有《傅说之命》三篇，完整地展示了武丁梦得傅说并以之为相的历史。此外，《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篇虽是后代托古之作，但也侧面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属于可资借鉴的间接史料。这些重要史料的重新发现，虽然不足以完全覆盖商代历史的全部链条，但对于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史来说已经是重大推进。
3.对于西周历史的纠正
西周时期的历史，由于其文献留存在三代中最为丰富，加之大量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发现，本身已具备了深化细化的条件。而清华简中重新发现的古书，对于丰富西周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个别重要问题的纠正方面。比如周人所艳称的“文武受命”与“文王称王”等问题，过去由于文献记载多有抵牾，长期以来都是聚讼纷纭。清华简的《程寤》篇，虽然存目于汉人所编的《逸周书》中，但是文本在唐宋之后就亡佚了。简本的重新发现，为我们还原了文王去商在程，与武王并拜吉梦代商受命的全部过程，“文武受命”问题也可据之彻底厘清。清华简中最早公布的《保训》篇，内容是周文王去世前所作的遗言，开篇的“惟王五十年”一句，明确指出是时文王已在位称王，有力回击了汉代以来文王生前未称王的观点。此外，关于“西伯戡黎”是哪位西伯、武王卒年、成王即位年龄以及周公“居东”还是“征东”等经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在《耆夜》《金縢》《系年》等篇中均有重要线索。
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也存在着关于早期的记载多而中期、晚期少的情况。传世《尚书》的“周书”中，属于西周中期以后的只有穆王时期的《吕刑》一篇。清华简中多篇西周中晚期古书的重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这种差距。穆王时期作成的《祭公之顾命》篇虽然在《逸周书》中有文本传世，但比照两种文本可知传本多有舛误，简本在“三公”制度等关键之处可以补充相关史事。新近公布的《摄命》，是一篇西周中期的重要册命文书，篇幅将近千言。关于其作者，目前有穆王与孝王两种意见。如果后说可以成立，那该篇就更加珍贵，因为此前并没有任何一篇孝王时期的文献得以传世。《芮良夫毖》虽属诗歌体，但是该篇借厉王名臣芮良夫之口阐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关于厉、宣、幽三朝历史的记载，还见于前所未见的史书《系年》篇。《系年》关于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灭亡等历史事件的记载与古书或依或违，为我们理解西周晚期以及两周之际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古族与古国在这一时期迁徙、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也可以在清华简中找到记载。《系年》第三章记载了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曾将秦人从商奄迁徙到邾吾，十分明确地讲秦人来自于东方，颠覆了过往对秦人起源的认识。出自楚人自记的《楚居》篇则详细叙述了楚国的族源，包括先君季连的降生、楚人称号的得名以及历代国君在南方迁徙与发展的过程等，为研究楚国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珍贵史料。
4.丰富了春秋史研究的材料
春秋时期是中国早期社会剧烈变革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由于有《左传》《国语》等文献的支撑，相对而言是比较明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左传》《国语》对春秋历史的记述并非面面俱到。正如童书业所说，“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春秋》与《左传》记晋楚之事尤为详尽，其他诸侯国则明显要逊色得多。《国语》虽有八国之语21卷，但其中仅《晋语》就独占9卷，甚至根本就没有“秦语”，这与秦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地位也是不相匹配的。
幸运的是，清华简中新发现了多篇属于“语”类的春秋文献，可以大大弥补《左传》《国语》的不足。其中记载秦穆公与楚国申公子仪对话的《子仪》，开篇讲“既败于崤”，从省略的主语“秦穆公”或“秦”来看，应是一篇佚失的“秦语”。而《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等有关郑国的古书或可归为“郑语”，提供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左传》《史记》的记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状况与政治形势的认知。而有关晋国的记载虽然已经很丰富，但史料的发现当然是多多益善。清华简中的《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讲述了晋文公重耳流亡、复国以及一战而霸的历史。《赵简子》则是晋国赵简子始为卿入朝，范献子与成鱄对其训导劝诫的文辞。这些大概都属于“晋语”。最值得注意的是《越公其事》一篇，其中讲吴越争霸的内容大都可与《国语》的“吴语”“越语”对读，显示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除了丰富的“语”类文献，史书《系年》篇对于重建春秋史也有较大价值。该篇以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形式对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兴衰更替进行了详细描述，许多地方可以纠正传世史料的错误。
5.丰富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清华简新见古书中所体现的丰富思想内涵，便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比如《尹诰》篇中商汤、伊尹对“民”与“众”的珍视，体现了早期的民本思想。《厚父》篇反复强调敬天重德，反映出周初的德治较商代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厚父》篇中的“民心惟本，厥作惟叶”一语，在古代文献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理念。
清华简的第八辑整理报告集中公布了多篇讲述治国理政之法的古书。《邦家之政》篇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将会导致国家兴盛与衰败的种种行为，告诫执政者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邦家处位》篇则从肃清吏治的角度强调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以及用人失度带来的严重后果。《治邦之道》篇全面分析了治理国家应当遵守的准则，并特别强调了尚贤、节用、节葬、非命等思想。《天下之道》篇则借用攻守之道来说明古代圣王得天下的关键仍然在于得民心。《心是谓中》是一篇充满思辨智慧的文献。该篇试图把古人深信不疑的“天命”与本篇重点论述的“身命”概念辩证统一起来，并最终提出了“人定胜天”的理念。篇中的“人有天命，其亦有身命”“断命在天，苛疾在鬼，取命在人”等语，可以说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这一哲学思想在古代文献中较早的体现。
6.丰富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材料
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的记事本，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也是历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方向。清华简的内容虽然多是“王者书”，但其中也不乏研究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清华简中的《算表》，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利用这套《算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分数1/2的两位数乘法，甚至可以用于开方运算。以《算表》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重新发现，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高超智慧与实践精神。
卜筮祭祷是先民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卜筮方面，清华简第四辑整理报告公布的《筮法》，是一篇讲述占筮理论和方法的专书。在《筮法》的占算体系中，只有八经卦而不用六十四卦，展现了与《周易》截然不同的占筮系统。与《周易》卦名、卦画相一致的，清华简中又同出了《别卦》一篇，充分展现了当时丰富多样的占筮体系。祭祷方面，第三辑整理报告收录了一篇《祝辞》，内容是祝祷行为中格式化的咒语。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目前仍在整理过程中的《祷辞》篇，记载的是祭祀仪式中的祷告神灵之辞。
除此之外，清华简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乐谱、马经等内容尚待整理与研究。假以时日，这些古书一定会对我们深入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更多新知。
清华简在完善古史重建方法论方面的意义
清华简中重现的古书对于古史重建的意义，相对于补正具体的史实，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如何看待古书、如何认识古史始终莫衷一是，疑古、信古、释古各有其信从者。对于古史基本态度的严重分歧，导致了古史研究难以进一步深化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虽然重现了大量古书，但是对传世古书与传统古史仍然只是局部补充与修正，并没有全面颠覆。在这些失而复得的古书里，禹、汤、文、武还是明王圣君，夏桀、商纣也依然失道寡助。这就说明传世古书作为长期流传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它的真实性是有依据的，不能被轻易否定。
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同时也批评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现在看来，重新认识古书以及重建古史，不仅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也要对传世史料的价值进行充分估量。实践证明，大部分情况下即便没有“地下之新材料”的证据，对于“纸上之材料”的记载也可以姑且信其有。“二重证据法”强调两者互相印证，并不意味着没有出土材料印证的传世古书便不可相信，抹杀任何一方的独立价值都绝非王国维本意。有些问题在考古材料里虽然没有涉及，并不代表当时就没有，更不能因之推论传世文献的记载有问题。先秦的古书卷帙浩繁，真正流传下来的可谓十不存一，以有限的已知去推论无限的未知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当然，我们提倡不要过分疑古并不意味着要走上轻率信古的老路，重建古史的正确态度依然是对任何材料都预先进行史料批判。无论疑古还是信古，归根结底都是要靠材料说话。
(作者：程浩，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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