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300辆战车,数万名甲师向商朝的福利造家发动军事进攻。
得益于此前周文王在晋南、豫北战场对亲商的黎国、崇国的占领,伐纣联军可以长驱直入直抵牧野,在这里,联军才首次遭遇商朝军队的阻击。据《史记》记载,纣王对于突然到来的周军显然准备不足,仓促间抽调大批奴隶出城迎战,结果,战争仅仅进行了不到一天时间,商军即大败。
牧野位于商郊,《水经注》作者郦道元曾考证“自朝歌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即牧野是一片开阔地,这也就意味着在军队溃败后,纣王已经无法抵御周武王的攻势,绝望之中登上鹿台自焚而死(也有说法是纣王战死在前线)。
然而,有一个常被后人忽略的细节是:朝歌(今河南淇县)并非商朝的都城,自盘庚迁都于殷以后,北蒙(今河南安阳)才是商朝的都城,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殷墟。
对此,古本《竹书纪年》说的很明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徒都”(从未迁都)。那么纣王所在的朝歌又算是什么呢?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朝歌是纣王的离宫别馆。
事实上,考古发掘也证实,殷墟(安阳)一期到四期的文化是延续的,并且在第四期,也就是帝乙、帝辛(纣王)时代,殷墟不仅有多达60座的宫殿遗址,第四期贵族墓葬所占比例占总墓葬比例也高达60%以上。
此外,殷墟第四期遗址中,窖穴、灰坑分布密集,这些因素都说明,在纣王时代,都城安阳人口稠密,没有出现衰落中断迹象,这些显然非朝歌考古遗迹所能比的。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商朝的政治中心始终是殷墟而非朝歌。
但另一个问题随即而来:既然安阳才是商朝的都城,人口繁盛,为何纣王却选择在朝歌抵抗周军,失败后又为何不撤回都城继续抵抗呢?
殷墟考古发掘给出了答案。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殷墟大规模普探以来,经过近70年考古发掘,证实了殷墟并不存在城墙遗址。
这并非商朝不擅长修建城墙防御设施,事实上,郑州商城和僵师商城的考古发掘可知,商朝人不仅擅长修城,而且城池规模非常大,城墙宽度通常在20米以上,城垣则多达三重。
可见,都城不修城墙,是商朝有意为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安阳独特的地理位置,北有洹水、漳水,西有太行山东有大河阻隔,只有南面是一片开阔地,但殷墟之南却有朝歌这个军事重镇。这种御敌于外的防御模式,与后世秦朝凭借峣函之险御敌而都城咸阳却不修城墙的做法相同。
当然,商朝与秦朝的最终结局也是出奇一致,朝歌失守,都城无城池御敌,商亡;函谷关峣关一破,咸阳同样无城垣抵挡,秦亡。
纣王之所以选择常年居住在离宫朝歌,其实别有用意。
自崇国灭亡后,周军可以从孟津渡过黄河进入商朝腹地,而朝歌的军事存在,却可以扼守黄河口岸。所以,纣王常年驻守这里,既可以防御西来的周军,也可以就近指挥商军对东夷的讨伐作战。
当然,朝歌军事作用的发挥,需要商军主力在附近驻扎。事实上,早在盟津观兵时,周武王已经汇集800诸侯对商朝发动了军事进攻,但此时商军主力刚好驻扎在朝歌附近,所以,周武王借口“女未知天命,未可也”,选择了退兵。
周军的退兵让纣王误以为威胁解除,再次将主力调往东方作战,结果仅仅过了2年,周武王以突袭的方式再次东进,商军主力回援不及,纣王仓促之中只好派奴隶应战,结果身死国灭。
那么周武王的军事进攻有多突然呢?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利簋上曾有这样一段铭文:“武征商, 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夙:早上)又商”。《尚书·牧誓》也记载“甲子昧爽(昧:黎明前),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远道而来的周军选择在刚抵达牧野的黎明时分发动进攻,也从侧面印证了战争的突然性。
可以说,商朝的灭亡,主要原因还是纣王战略部署失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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