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传统印刷事业发展的最后阶段。
书籍的刻印技术在承接前代发展的基础之上,又 进一步发扬光大,尤其在清朝的初期,印刷事业的发展达到顶峰。清代的雕版印书,仍延袭 明朝,以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继续向前发展。官刻书
清代的政府刻书,初期主要集中在内府。刻本的字体、版式,大体与;经厂本;相差不多。 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刻印的《资政要览》,顺治十三年(1656年)刻印的《内则衍义》, 都是字大、栏宽,行格疏朗,显然同是明代;经厂;刻书工匠所承办。
由于明代司礼监刻书存在着版本选择、内容文字校勘不够精审、刻书质量不高的缺点。清代 政府改变了由司礼监经管刻书的制度。在宫中武英殿设置修书处,专掌修书、刻书之职。选 派 翰林院词臣负责管理,并任用博学的词科学士参与编校刻印书籍。另召顾各类工匠担任雕 版 、刷印、装帧工作。从此,政府刻书主要由武英殿承担。内府刻书便改称武英殿刻书,或称 ;武英殿本;、;殿本;了。虽然内府仍有其它机构也刻印书籍,但武英殿刻书则成为清代 中央官刻书的主要代表。
(1)武英殿刻书。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最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后改名武英殿修书处。 据《大清会典》记:修书处下分设监造处、校对书籍处。监造处专掌监刻书籍,再分设铜字 库、书作、刷印作。校对书籍处负责书籍付印前、后之文字校正工作。康熙初期,武英殿刻 书能力尚小,所以采取了宋元时期的作法,发到南方苏州、扬州一带刻版,然后运归武英 殿 。雍正、乾隆时期,武英殿刻书力量日渐增强,开始大量刻印书籍,而且发展到顶峰,至嘉 庆之后,才逐渐走向衰落。
清代历朝官刻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刻书的范围很广,内容种类繁多。大致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清代皇帝的着作。清代统治者不但重视藏书、刻书,而且本人也多有研读经史之作。 因此这类圣训、圣制、御制之书,是必须予以刻印的,还有一些书籍,是皇帝受命臣下编 修 的,因而冠以;钦定;、;奉敕;之名。在武英殿刻本中,这类书籍占有相当的数量。如: 顺治十二年刻印的《资政要览》、十三年刻印的《内则衍义》均属这类着作。康熙之后,御 纂、御制、敕命之书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刻印库勒纳等奉敕撰《日讲四书解义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高士奇、宋荦奉敕编《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康熙五 十年(1711年)刻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御制文集》(图7-54)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1 715年)刻 《御纂性理精义》;雍正四年(1726年)刻《御选悦心集》;雍正五年刻王鸿绪等奉敕撰《 钦 定诗经传说汇纂》;雍正六年(1728年)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骈字类编》;雍正八年(173 0年)刻王顼等奉敕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御录宗镜大纲》;雍 正 十三年(1735年)刻《御录经海一滴》等等。乾隆时期,高宗弘历以古文为治,所以御制奉敕 之书更多。乾隆四年(1739年)诏刻《钦定十三经注疏》和《钦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万 历北监本《十三经》、《二十一史》,增刻《明史》、《旧唐书》,又辑刻《旧五代史》, 是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于此。殿版书由此发展到极盛时期。乾隆当政六 十年,所刻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数量浩大。嘉庆时期殿本数量渐减。于嘉庆二年(179 7年)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嘉庆三年(1798年)刻阿桂等奉敕撰《钦定兰州纪略》,嘉 庆四年(1799年)刻仁宗敕撰《高宗圣训》,嘉庆七年(1820年)刻《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嘉 庆二十三年(1818年)刻托津等奉敕撰《钦定明鉴》等。道光以后至光绪间,武英殿仍司内府 刻书,但此类着述已为数极少了。
第二是重刻前朝的各类着作。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对汉族文化传统十分注重,为表 彰学术,对前代的经史着作、科学、文学等各类研究成果,均由政府重加刻印颁行。武英殿 刻书中,这类着作占有不小的比重。除上述汇录乾隆诏命校刻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外,还刻 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前代的政书,以及刻印仿宋岳珂《五经》,并重 刻经学着作《论语集解注疏》,刊印《补刊通志堂经解》。
第三是:方略、纪略着作。清代初期武功鼎盛,每次军事告成,必定编纂成书,纪录始末, 称方略或纪略。相当于纪事本末体史书,而每事又以编年为序,源源本本纪录事情的全部经 过 。付诸刊行。乾隆时期武功最盛,殿版之中这类书籍以乾隆朝最多。如:康熙四十七年刻印 平定噶尔丹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乾隆年间记平定准喀尔部的《平定准噶尔方略》,记 平定大小金川的《平定两金川方略》,记平定回族马明心起义的《钦定兰州纪略》,记平定 台 湾林爽文起义的《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以及记平定廓尔喀的《钦定廓尔喀纪略》。嘉庆之 后 ,仍继续刻印这类书籍,如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道光、同治年间的平定捻军起义及太 平天国起义等等。
第四是:刻印字书、类书、丛书。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加强民族之间的融和, 大量编纂汉族、满族、蒙族等各民族文字用书。武英殿刊印了各类字典。其中最着名卷帙浩 繁、收录四万八千余汉字的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印的《康熙字典》。
同时,武英殿刻印的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印的《渊监类涵》四百五十卷,康熙 五十年刻印的《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印 《分类字锦》六十四卷,雍正六年(1728年)刻印的《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等。比较最着名 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以铜活字排印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 古今图书集成》按类编排,收录材料极为丰富,多为整段、整篇或整部着作收入书内,因此 ,大量的宋、元、明古籍,竟借此得到保存与流传。
武英殿除刻印字书、类书外,还刻印丛书。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于《永乐大典》 内 辑出还没有刻本流传的书籍三百多种,收入到《四库全书》之内。同时,用木活字排印了一 百三十八种。由武英殿修书处设聚珍局,承印,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浙江、广 东、福建等省,又据这套丛书予以翻刻。关于《古今图书集成》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将在本书活字印刷章节内详细介绍。
第五是:诗文集的刻印,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印的清帝及廷臣之作《皇清文颖》一百二 十四卷,有唐、宋、元、明诗集之刊印。并刻印有《历代赋汇》、《历代诗余》等着述, 以及《全唐诗》九百卷。
第六,武英殿刻书还包括有康熙时期任用耶稣会传教士主持的天文历象之有关书籍。如: 雍正元年(1723年)刻印的《历律渊源》,内收《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精蕴》五十三 卷,《律吕正义》五卷,三部着作。
(2)清代内府刻书。除殿版刻本之外,还有扬州诗局承刻的书籍。即殿版图书中,不在武 英殿修书处刊刻而交付扬州诗局刻印的,世称扬州诗局本。扬州诗局由曹寅主持。曹寅字子 清,一字栋亭,号荔轩,清汉军镶蓝旗人。康熙时历官通政使,两淮盐政,江宁织造。同时 主持扬州诗局校勘古籍工作。所印各书校刻俱精。九百卷的《全唐诗》即由扬州诗局刊刻 。此外还有《佩文斋书画谱》、《词谱》、《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诗余》、《全唐诗 录》、《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题画诗类》、《渊鉴类函》、《历代赋汇》、《御制诗 》初、二、三集等十种书,将近三千卷,都是工楷写刻。有的蝇头细书,秀丽天成,极为精 美。
(3)地方官书局刻书。清代初期,地方官刻并没有太大的开展,后来武英殿允许各省翻刻 , 各省的官刻书才逐渐增多。到了晚清,政治颓废,官吏腐化,丧权辱国,激起人民的反抗情 绪。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当时曾国藩一方面施用武力镇压革命,一方面号召 知识分子维护封建文化。同治二年(1863年)进入安庆,以重兴文化为名,创办官书局。 延请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创办书局事宜,并选委一些积学名士分任 校勘。后来曾国藩攻进金陵,又设江南书局。不久,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四川官书局 、安徽敷文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直隶官书局相继成立。这些书局虽以重兴文化 为名,但所刊刻的书籍,多是;御纂;、;钦定;的本子。其中经史居多,诗文次之。同时 ,为了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所刊刻的普通读物,定价低廉,求之较易,这些都是官书局刻 书的特点。这些书局由于主持人的不同,选用底本、校勘精劣、纸墨好坏也各有差异。官书 局刻书,则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官刻书的重要代表。
1金陵官书局。同治三年(1864年)由曾国藩设立,其前身为江南官书局。洪全奎(字琴 西)总其事 ,当时称为提调。张文虎、戴望、冯煦、刘恭冕等人分任校勘。金陵官书局第一部刻书是同 治二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完成的《王船山遗书》,曾国藩亲自参加校阅。全书共三百三十 二卷。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五种遗规》。即包括《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 遗规》、《从政遗规》及《在官法戒录》。极力宣扬封建道德规范。此外还刻印过《文选》 、《楚辞》、《十三经读本》、《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书。金陵官书局刻书大都以毛晋汲古 阁版复刻。任职最久的是张文虎。文虎字孟彪,号啸山,自号天目山樵。博览群籍,精研深 造。初馆金山钱熙祚家三十年,为钱氏勘校《守山阁丛书》、《指海》等书数百种。同治中 在曾国藩营中作幕客,着有《史记札记》、《古今乐律考》、《舒艺室随笔》等。他这些着 作和戴望的《论语注》、《颜李学记》等,就其字体版式来看,可能都是金陵书局刻印的。
金陵书局所刻的书,字体稍扁,横轻垂重,比;汲古阁本;还显拙笨,行字之间排列过密。 刻字笔画和印刷手法过重,印刷系用煤烟,浊而且浓,使读者眼前有黑沓沓一片之感。与早 期金陵刻经处刻印的书有些近似。
2浙江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是浙江布政使杨昌浚、按察使王凯泰于同治三年(1804年)呈进巡 抚马新贻设立的。于同治六年(1867年)刻印了《钦定七经》和《御纂通鉴辑览》等书。
咸、同之间,杭州着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弟兄的八千卷楼善本书室,收藏富而且精,在当时 是屈指可数的。这就给浙江书局刻书选用底本提供了方便。浙江书局任校勘的有谭献、黄以 周、张大昌、张颜、王治寿等人。几乎把当时的经史学家、词章学家萃于一堂。浙江书局刻 书选用底本都要经过一番研究,如名刻《二十二子》都是以各家校刊及明;世德堂本;为依 据的,是子书丛刻中最完善的本子。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记载:
官书局先后刻书二百多种。经部除 上述《钦定七经》外,还刻有《四书集注》、《四书约旨》等,史部刻《九通》、《孔子编 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子部除《二十二子》以外有《张氏医书七种》、《玉海》等 ,集部刻有《沈氏三先生文集》、《古文渊鉴》、《唐宋文醇》等等。
浙江官书局刻书的另 一特点是校勘精审。如所刻《玉海》、《九通》等书,错讹极少,超过殿本。此外,浙江书 局与丁氏所刻《当归草堂丛书》、《武林掌故丛编》等书,版式差不多完全一致。字体秀丽 ,校印精良。胜过金陵书局刻本。浙江官书局所刻书籍,在;局本;中居首要地位。
3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同治六年(1867年)于湖北武昌设立。约刻印书籍二百多种。 所刻书有《经典释文》、《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湖北通志》、《新旧五代史》、 明震泽王氏刻本《史记》、《明史》。此外,还有《子书百家》、《沈氏尊生书》以及《 文选》 、《唐宋八大家类选》等。湖北官书局刻书侧重实用。版式排列比较紧密、字体宽扁,阅读 时寻行数句颇费目力。校勘不够精审,刻书虽然流传较广,但质量不高。
4湖南官书局。湖南官书局亦名湘南书局,同治年间创立。湖南是曾国藩的故乡,设立之 初 即刻印了《王船山遗书》及《曾国藩全集》。还刻印一些经、史着作。光绪时期,书局附设 于思贤讲舍,因改名思贤书局。选刻书籍侧重于近人着作。如: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 汉书集解》;叶德辉所着观古堂各书;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籍字体 雅致,校勘认真,甚为畅销。
5江西官书局。同治二年(1863年)设立于江西南昌。刻印有《五朝纪事本末》、《御纂七经 》、《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御纂医宗金鉴》、《王荆公诗注》等书籍,此外还覆刻了 《聚珍版丛书》。刻书字体比较宽散,选择不够精审,版本质量不高。
6广雅书局。广雅书局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设立。王秉思任书局提调。当时的着名学者, 武进屠敬山、会稽陶浚寅、元和王仁俊、长州叶昌炽等人都参加过书局校书工作。所刻《广 雅 丛书》对研究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以后又刻印《聚珍版丛书》、《全唐文》等大部头着作。 刻书总数达三百多种。广雅书局刻书,字形稍扁,墨口宽栏,不甚雅致。其重刻本《聚珍版 丛书》因原出于活字,原本疏散不整,仿制重刻,更行歪散。校勘不够精审。
7山西官书局。山西官书局的前身是浚文书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山西书局。刻有 《十三经读本》、《山西通志》以及经史书籍。所刻各书,校勘、印刷、纸墨选用等方面, 都比较粗糙不精。版本质量不高。
8山东官书局。设立于山东济南。刻有《十三经读本》。刻书校勘较为精审,字体方整,纸 墨亦佳,在官书局刻书中,属于上乘之作。
9直隶官书局。光绪七年(1881年)天津县知县劳乃宣申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设立书局。 当时指派孙家鼐总理其事。所刻各书,本打算着重在与各国有关的法律、经济、农业、工业 、测算以及武备外交等方面,同时,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与对外交涉的译文图书均刊印出来 以广流传。初意未尝不善,而且刻书范围也相当地广泛,可惜经费无着。原奏由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每月拨银千两,专为延聘教习翻译书籍的开支,而刻书的经费却无来源。为了做到名 副其实的书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各省督抚转各书局,将刻 印的书籍解交上海招商局代收代运,由直隶书局寄售。私家印制的书籍则承揽代销,如商务 印书馆、文明书局编印的各种课本,李光明书庄印制的童蒙读本等,都交直隶书局代销,书 卖以后再行付款。就这样,总算把一个白手起家的书局架子搭了起来。起初设在当时省会所 在地──保定府。光绪末年又分设于天津、北京。委刘春霖、边怡园、宋星五分任经理。后 来官家停止拨款,也就等于撤出官股,无形中官书局就变为刘春霖等三个私人所有了。民国 时期,直隶书局因经营不善,京、津、保三处相继停业。
以上所列各地官书局,以浙江、广雅刻书最多,他们的书版有些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所刻印 的书籍有的仍在社会上流通。
私家刻书
清代的雕版书籍,以私家刻书最有价值。 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着名文人所刻自己的着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大都是手写上版, 即所谓;写刻;,选用纸墨都比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 世称;精刻本;。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 、逸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版书。
清代的写刻精本,起始于康熙,盛于乾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精本佳。当时的殿本 ,包括扬州诗局所刻的书,大部分是手写上版。在其影响下,私刻也兴起了精写上版的风气 。当时有许多着作都是由名家精心缮写付梓的。如侯官名书家林佶,曾手写汪琬撰《尧峰文 钞》、陈廷敬撰《什亭文编》、王士祯撰《古夫于亭稿》和《渔洋精华录》,被文坛和藏书 家誉为;林氏四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顾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韩昌黎先生诗集》,为 吴郡名刻工邓明玑、曾唯圣所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印的《汤子遗书》为古吴范稼庵 写,金陵名匠刘文藻刻。雍正九年(1731年)江都(今扬州)陆钟辉水云渔屋所刻陆龟蒙《笠泽 丛书》及陆氏所辑《南宋群贤诗选》,写刻工整秀丽,用开花纸,刷印极精。雍正十一年(1 733年)广陵(今扬州)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写刻、字体笔画磅豪迈,纸墨均臻上乘 ,印刷极为精致。雍正年间刻印的浦起龙撰《读杜心解》,为张亭俊写,何元安刻;雍正十 三年(1735年)辛浦校刻的汪琬《说铃》,为梁溪(今无锡)华育渠所写。此外还有许多是未署 写刻人名而字体书写刻印纸墨精湛的,如陈撰的《玉几山房吟稿》,卓尔堪的《三家诗》, 李光日英的《观妙斋金石文字考略》,以 及宋荦、黄叔琳、姚培谦、何文焕等人的着 作,都是软体字书写上版,字体秀美,笔力遒劲,刊印精工,纸墨版式亦无不精雅悦目。
乾隆十二年(1747年)林佶同门歙县程哲七略书堂写刻的《带经堂全集》,黄晟写刻的《水经 注》都是精工绝伦。乾隆十四年(1749年)郑燮自己书写由其门徒司徒文膏刻字的《板桥集》 ;胡介祉自己写刻的《王司马集》、《陶靖节诗》、《谷园印谱》刻印极精。乾隆六年吴江 沈守义所刻《南船纪》,图文并茂,书写精劲,镌刻工整,阅读起来令人悦目怡 神(图7-47)。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晖堂所刻《菊谱》行书写刻、字体秀媚、纸墨俱佳。版心下刻;春 晖堂;三字。海宁拜经楼吴氏辑刻之《海昌丽则》,书写古拙、刻工精雅。
嘉庆时有些私家刻书,尤其崇尚写刻,名校勘家黄丕烈手写上版的《季沧苇书目》,字画圆 润而苍劲,刻印不失原书神韵,可作识别黄氏题跋手迹的有力参考。嘉庆十五年(1810年)松 江沈慈、沈恕的古倪园所刻唐、宋、元四种妇人集子,世称《四妇人集》(即唐《鱼玄机诗 》、《薛涛诗》,宋《杨太后宫词》及元傅若金妻孙蕙兰的《绿窗遗稿》)。刻印极精。
迨至道光年间,精刻如道光三年(1824年)汪喜孙刻印其父汪中所着《述学》,书写刻印以及 版式纸墨,无一不佳。另外,海昌古韵阁主人许牏所刻各书,书写刊印 ,用纸用墨,都非常瑰丽,至今尤为世人所称道。传本中常见到的如 《六朝文》、《笠泽丛书》、《字鉴》等。均为藏书家所重视。
清代写刻精本,肇于康熙,盛于乾、嘉,手写精,蔚然成风。故在这一阶段,精本佳刻迭 出 不穷。道光以后,清廷政治腐败,帝国主义乘机侵入,迫使人民生活不能稳定,对刊版印书 方面的要求也日趋降低。但总的来说,清代确是刻了不少精本,以上所列不过举其要者而已 。
清代私家刻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学术研究风气密切相关。在考据、校勘 、辑佚学兴起之后,为适应其需要,才刻印了大批丛书、逸书和旧版书籍。
乾、嘉时代一些藏书家延聘着名校勘学者从事校书刻书工作。所校书籍往往汇刻为丛书。黄 丕烈的《士礼居丛书》、 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较为着名。有些校勘学家自己也校刻书 籍 , 如卢文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 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等等。还有一些丛书,虽不很精当,但收罗宏富,可 资 参考。如张海鹏的《学津讨源》,吴省兰的《艺海珠尘》。嘉庆年间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 疏》和《皇清经解》更是清代汉学家的重要文献,为研究汉学所不可缺的参考书。值得提到 的是乾、嘉时代一些私人刻书家掀起的一次翻宋、仿宋潮流,对刻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黄丕烈、顾广圻(千里)就是这一潮流的代表。特别是顾千里,一生都为官僚地主、藏书家 教书、校书、刻书。经他手校刻印的宋元本书,有给黄丕烈校刻的宋本《国语》、《战国策 》、《隶释》、《易林》、《舆地广记》;给孙星衍校刻的宋本《古文苑》、元本《唐诗疏 议》;给汪士钟校刻的宋本《仪礼疏》;给张敦仁校刻的宋本《仪礼注疏》、《礼记注疏》 ;给吴鼐校刻的宋本《韩非子》等等,皆极为有名。在这一次潮流中所校印的精刻本,直 到近代、现代还一再翻刻、影印,顾千里对校书刻书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在提倡汉学的风气下,有些人还从事搜辑已经亡佚的书籍的工作,从许多引用这些佚书的着 作中把其片言只字都搜集起来,汇为一书。这种完全由辑佚编成的书,也有好多种。最着名 的有黄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两汉三 国两晋六朝文》,这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历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刻印一个地方的先人着作为目的的丛书,一般称为;郡邑丛书; ,如 《台州丛书》、《浦城丛书》等等。这些书对于保存和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是很有益处的。
总之,各式各样丛书的出现也是清代图书印刷事业的特色之一。而这些丛书绝大部份都是私 人刻印的。应该注意到,在这时期,由于尊重古刻本,发展出一种所谓影刻宋本的风气。就 是模写宋刻原版式样,上版雕印的。这种风气起源于明代,例如汲古阁就曾影刻宋本,到干 、嘉时代更为精审,这种刻印的古书,可以和原本丝毫不差。《士礼居丛书》中就有好几种 是这样影刻的精本。
以下就清代比较着名的私人藏书家、刻书家所刻印的书籍略做简要介绍:
金山钱氏刻书最多,延续最久。根据光绪年间《钱氏家刻书目》所载,钱氏刻书自乾隆三十 六年(1771年)至光绪年间从未间断。起首是钱树本(字根堂),刻有《左传》、《公羊传》、 《谷梁传》、《国语》、《国策》、《庄骚读本》;钱树堂、钱树立继刻《经余必读》、《 醉经楼经验良方》、《保素堂稿》;钱树芝刻《温热病指南集》;钱熙彦、钱熙载刻《春秋 阙 如编》、《元诗选》、《元史类编》;钱熙辅刻《艺海珠尘》、《壬癸集》、《重学》;钱 熙祚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素问》、《灵枢》、《胎产秘书》; 钱培益刻《货布文字考》;钱培名刻《小万卷丛书》;钱国宝用活字排印杜文澜编的《江南 北大营纪事本末》,还刻有《务本义斋算学三种》、《疡科辑要》、《万一权衡》;钱润道 、钱润功刻《甲子癸卯王皇简法》、《钱氏家刻书目》十卷。钱氏刻书,以钱熙祚为最着名。
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室名知不足斋,是取《戴记》;学然后知不足;的意思。鲍氏为干 隆年间大藏书家之一,校书、抄书、刻书都很多,校辑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斋丛书》三十 集。还刻了一些另外的单行本,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刻宋汪元量撰《湖山类稿》,半叶 十行,行十九字,黑口,版心下刻;知不足斋正本;六字。版式宽大,刻印尤精。用知不足 斋名义刻丛书的还有鲍廷爵的《后知不足斋丛书》,高承勋的《续知不足斋丛书》。
张海鹏字若云,号子瑜。精研经学,并以剞厥古书自任,尝对人说:;藏书不如 读书,读书 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已,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 更广耶!;张氏刻有《太平御览》、《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 其所刻《太平御览》起于嘉庆九年(1804年),至十四年(1809年)书成。书中有三百余卷系据 宋 小字本覆刻,其余则据范氏天一阁等处所藏明钞本刻印。封面镌:;宋本校刊丛善堂藏板; 两行。丛善堂是他的藏书室名,此本是他所刻书的最善本。
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以藏书校勘名于世,凡黄氏师跋识语都为后世所宝。所刻有《士礼 居丛书》,并校订翻刻宋本多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乌程范锴所着《华笑杂笔 》卷 三记载黄氏刻书一则云:;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板及影抄旧本,无不精善 ,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注明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备后有观览者 :《国语》一册,《汲古阁书目》一册,《国策》九册,《博物志》一册,《季沧苇书目》 一册,《百宋一廛赋》一册,《梁公九谏》一册,《焦氏易林》四册,《宣和遗事》二册, 《舆地广记》七册,《藏书纪要》一册,《三经音义》一册,《仪礼》三册,《船山诗选》 二册,《周礼》九册,《洪氏集验方》二册,《夏小正》一册,《伤寒总病论》三册,《汪 本隶释刊误》一册;。前有;书价制钱七折;六字,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苏州圆 妙观察院场;两印章。其《百宋一廛赋》为嘉庆十年(1805年)所刻,黄氏手写上版,刻字工 人为夏天培,刻印俱精。
孔继涵字体生,号四谷。为孔子六十九世孙,喜藏书、刻书。刻有《微波榭丛书》七种及《 算经十书》。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刻有《雅雨堂丛书》、《金石三例》、《感旧集》等。
吴骞字槎客,一字葵里,号兔床。藏书室名拜经楼。吴氏藏书甚富,校勘亦精。刻有《拜经 楼丛书》、《海昌丽则》等数十种。书写秀丽,版式亦精整。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因家住扬州仪徵文楼巷,故名其藏书楼为;文选楼;。嘉、道年间 阮氏以提倡学术为已任,曾在粤设;学海堂;,在浙设;诂经精舍;。辑刻有《文选楼丛书 》二十七种,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学海堂经解》、《经室集》等书。
黄叔琳字昆圃,本为歙县程氏子,但他父亲却是大兴黄氏之后,故为大兴人,世称北平黄先 生。其辑刻书有《文心雕龙辑注》、《史通训诂》等。
秦恩复字敦夫,一字近光。其所居名;玉笥仙馆;,藏书室名;石研斋;。校刻书有《鬼谷 子》、《列子》、《扬子法言》、《三唐人集》、《隶韵》、《词林韵释》诸书。所刻《列 子》系根据道藏本。版心下刻;石研斋;三字,为甘泉吴涟书写上版,亦 嘉庆年间之写刻精本。
鄱阳胡克家,于嘉庆年间刻了很多书。刊印极精,其刻工皆出江宁刘文奎兄弟之手。最为后 世所称道者,为《资治通鉴音注》和《文选注》。《通鉴》是影刻元本,《文选注》系委托 顾千里、彭兆荪据宋淳熙年间池阳郡斋本影刻,纸墨精莹,不失原书精神,世称;胡刻《文 选》;。目录后有;江宁刘文奎、文楷、文模镌;一行。同治八年(1869年)崇文书局曾据此 本翻刻。
余姚卢文绍,字召弓,号弓父。又号矶鱼、抱经,藏书室名;抱经堂;,刻有《抱经堂丛书 》等。
阳城张敦仁,字古余,亦好藏书刻书。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有汉郑康成撰《礼记注》,嘉 庆十二年(1807年)影刻明本汉桓宽撰《盐铁论》等。
汪士钟字阆源,室名;艺芸书舍;,为嘉道以来的着名藏书家。黄氏士礼居,顾氏小读书堆 ,袁氏五砚楼三家所藏精本,多归汪氏所有。阆源亦好刻书,其影刻宋本《孝经义疏》、《 仪礼疏》、《刘氏诗说》、《郡斋读书志》诸书,校勘精审,镌刻工整。督工摹刻者为顾千 里。
蒋光煦字生沐,室名;别下斋;。道光年间刻有《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咸丰时 又刻自着《东湖丛记》。 伍崇曜字紫垣,其父经商,家中富有。崇曜中乡举后,致力于藏书刻书。所刻有《粤雅堂丛 书》一百八十种,《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诗》,《楚庭耆旧集》;还翻刻了 元本王象之《舆地纪胜》。其所刻各书,都是南海谭莹给他校订付梓的。
刘喜海字燕庭,室名;嘉荫;。好聚书,手辑金石文字尤富,所辑《金石苑》,原稿六 十 余册,惜绝大部分未付刻。已刻者仅有《三巴汉石纪存》、《苍石洞宋人题词》,摹刻工致 ,可与阮刻王厚之《钟鼎款识》相媲美。又刻元舒天民撰《六艺纲目》等,均为道光年间精 刻。
遵义黎庶昌于同治年间两次出使日本,把流往海外的中国古籍尽力抢救回来,并将唐、宋旧 籍辑刻成《古逸丛书》,保存了祖国的古籍文献。
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世称艺风先生,室名;云自在龛;。博学多识,精于鉴藏,毕生南 北奔驰,致力于搜访善本,校雠古籍,提倡抄书刻书,广布流传。
谈到清代的校勘,在这里介绍一位着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
顾千里原名广圻,千里是他的字,可是叫开了,人们都知道他叫顾千里,鉴平是他的别号。 顾千里反对校书人妄改古书。他很佩服北魏时一位大儒邢子才,邢子才读书发现错误,只是 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观地轻易加以改动。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日思误书,亦是一适。 ;这种审慎态度是符合校雠精神的。因而取;思适;二字做为书斋室名,更自号为;思适居 士;。 顾千里六岁就失去了父亲,幼年又多病,虽然孤苦,但从不废学。在十六岁的时候,他遇到 一位名师张思孝,在教师的教导下进步很快,但对他帮助更大的是他的同学程士诠。程家藏 书很多,顾氏在程家遍读所藏,为后来博学多识奠定了良好基础。到二十五岁时又从学于同 县的江声。江声原是东吴经学大师惠栋的弟子,研究经学、小学都有很高的成就。顾氏问学 于江氏,能在经学、小学方面得到汉学家的真传。他的从兄顾之逵也喜藏书,且多善本,藏 书室名;小读书堆;。顾千里从小读书堆得到借读借校的便利。他又在黄丕烈家塾读书很久 ,黄氏士礼居是当时吴县的有名藏书家,顾氏曾一度移居黄氏家中借窗读书,尽窥黄氏所藏 珍秘。总之,顾氏一生没有一天离开过书,他通过自己努力刻苦的钻研和名师益友的帮助, 遂成一代校勘名家。 他代人刻了很多书籍,如代其从兄顾之逵刻的刘向《列女传》,依宋本重雕,附有考证一卷 ,为嘉庆元年(1796年)所刻。印的很精,今已传世日稀。
代张敦仁校刻的有抚州公使库本《礼记》;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新淦涂祯仿宋嘉泰本《盐 铁论》;宋本《礼记注疏》。代胡克家校刻的有宋淳熙尤延之本《李善注文选》和元兴文署 本《资治通鉴》。代秦恩复校刻的有北宋本《骆宾王集》、足本《吕衡州集》、宋本《李 元宾集》,统称为《三唐人集》。代秦刻的又有宋汉平本《扬子法言》、道藏本《鬼谷子》 、唐卢重元注本《列子》,称秦刻三子;代秦刻的还有北宋本刘球的《隶韵》,唐赵元一的 《奉天录》、《词学丛书》。代吴鼐校刻的有宋本《韩非子》,元本《晏子春秋》。代 汪士 钟校刻的有宋单疏本《仪礼疏》、宋刻本《鸡峰普济方》、《刘氏诗说》,衢州本《郡斋读 书志》。代洪莹校刻的有宋《名臣言行录》、《隶释》和《隶续》。代孙星衍刻的有《平 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代汪喜孙刻的有汪容甫《述学》和《广陵通典》。他自己校 刻的有明吴元恭本《尔雅》和段玉裁的《释拜》。此外,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也是顾 千里代为校刻。凡是顾氏校刻的书,都是选择最好的本子作底本。不过最好的版本即如宋本 ,其中也难免略有舛误,所以又要用几个本子互校,将校勘所得写成考异、识误,或者札 记 附在后面。用几个本互校可能在宋代已经开始了,不过到了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对后世校勘 起了典范作用。
坊肆刻书
清代的坊间刻书更为兴盛,刻书数量很大。
历史比较悠久的如:
扫叶山房。创设于明代后期,最初设在苏州。主人洞庭席氏。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义 ,起;扫叶山房;为肆名。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以及笔记小说、村塾所用经史读 本 ,多达数百余种。至光绪年间,还在上海、汉口等处开设分号,并增添铅、石、影印设备 ,业务范围逐渐扩大。扫叶山房刻于明代的书,已不见传本,也未见着录。毛氏汲古阁《十 七史》书版散出后,辗转归席氏所有。所见最早的是其补刻汲古阁本《十七史》中的《旧唐 书 》、《旧五代史》。其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刻宋王《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叶 隆礼《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四十卷;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四十 二卷;嘉庆二年(1797年)刻明钱士升《南宋书》六十八卷,世称《四朝别史》。此时主持刻 书的是席世臣。嘉庆五年(1800年)又刻《唐六典》三十卷,《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吴越 备史》四卷。以上各书,字体仍仿汲古阁本,为扁方形。《契丹国志》卷首下题:;扫叶山 房校刊;,版心下刻;扫叶山房;四字。前有席世臣刻书序,略云:;以中秘本校正之,视 坊本为完善。;序文以楷书写刻。
到同、光年间,扫叶山房刻书种类更多,数量更大,行销大江南北,常见的有《毛声山评点 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 、二集附《童蒙四字经》(其它刻本无附《四字经》者)。刻印字画清晰,惠及村塾蒙童。
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出版各书,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刷印。
清代初期书坊刻书比较普遍,但留传至今的刻本已非常稀少了。康熙、乾隆年间的坊肆及其 刻书,主要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安徽屯溪菇古堂书坊刻印的唯堂编着《开眼经》,是一本四字一句、 便于诵记的启蒙读物。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立堂刻印的《医学入门》等医药书籍。
金陵郑氏奎壁斋。乾隆年间所刻陈振纲、丁庚等辑着的《四体字法》。奎壁斋主人乾隆时为 郑元美,莆阳人。到光绪年间书版已多散售易主。其所刻《易经》,版片售归金陵富文堂,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刷印时,封面改题;光绪十二年新镌,富文堂藏版;,而书内旧序末尾 原刻;莆阳郑氏订本,金陵奎壁斋;双行牌记仍然存在。
乾隆时期陶氏五柳居。主人陶正祥,字庭学号瑞安,江苏吴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后来以 经营书肆为业。后迁寓北京,设书肆于琉璃厂路北。陶氏对经眼图籍留心版刻时代及内容 异同,长于版本鉴定、搜访异书秘本,深受学者、藏书家称赞。刻有《十三经注疏》、《抱 朴子》、《太玄经集注》等。《太玄经集注》字体方整,文中避清讳;玄;字很严。前有封 面刻篆文《五柳陶氏藏版》长方木记。陶氏刻书比较注重选择底本和审慎校勘。
韦氏鉴古堂。湖州人,乾隆间设书肆于琉璃厂。刻有《辑宋诗钞》。
清代中叶,苏州书坊林立,是当时刻书中心地区之一。书业堂是其较着者,刻书以小说为重 点。据所见传世本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说呼全传》十二卷,四十回。封面题:;干 隆已亥夏镌,金阊书业堂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十二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有图赞十六幅,封面题:;《 重镌绣像后西游记》,天花才子评点,金阊书业堂梓行。;嘉庆十年(1805年)刻《英云梦传 》 八卷,封面题:;嘉庆乙丑新镌,书业堂梓行。;金阊书坊黄金屋刻有《新刻世无匹传奇》 四卷,十六回,封面题:;黄金屋梓;。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四回。姑苏聚文堂 也刻了不少书,所刻有《十子全书》,封面题:;嘉庆甲子(1804年)重镌,姑苏聚文堂藏板 。;苏州四美堂刻《龙图公案》十卷,附图十幅,封面题:;姑苏原板,四美堂梓行。;
嘉庆六年(1801年)京都文萃堂刻有《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蒙汉图文对照,三节版 ,上层下层为对照文字,中间是图。收辑了许多当时习用的会话词语,刻印精雅,巾箱本, 携带方便。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各族语言的交流,还刻有学习满、蒙、汉文对照的《三合便 览》,全书十二册。亦当时坊间刻本。
道光以后直到清末,书坊集中地区,仍以南北两京和苏、扬二州为中心。如南京的李光明庄 、聚锦堂、德聚堂;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宝堂、泰山堂、荣禄堂、文贵堂 、本立堂、宝文堂、龙文阁、文光楼、文锦斋、文友堂、文成堂;苏州的宝兴堂、聚文堂、 绿荫堂、文学山房、三经堂;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群玉山房等,都刻印了不少书。
晚清书坊刻书最多,发行面最广,对文化教育影响较深的是南京李光明庄(又称状元阁爵记) ,和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
李光明庄主人李光明,字椿峰,号晓星樵人。他的室名;何陋居;,设肆于金陵聚宝门三山 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电线局西首秦状元巷中,并设分肆于状元境口状元阁。所刻各书,前面 多 印有推广文字的告白启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四字,有的还在刊叶附刻目录。据所刻《 书经》刊叶目录所载,李光明庄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书,计经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 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其中所刻尊经书院、钟山书院、惜阴书院的文章十二种),启蒙类二十 四种,闺范类四种,医算杂学类二十四种,善书类十三种。目录下方用白文标明;以上价目 一律制钱,不折不扣。;传本所见,刻书用两种字体,一是宋体方字,占多数;一是写刻欧 体楷书,如刻《益幼杂字》,字体书写秀劲。书版多委金陵唐鲤跃雕镌,旌德李鸿才校字。 李光明庄刻印的书籍在当时坊本中是比较好的。而聚锦堂、德聚堂所刻的书,纸墨刊工则不 如李氏选择认真。
北京是清代政府所在地,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图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书铺林立,仅琉璃 厂一带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书肆繁集之处。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 刷发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宝堂、荣禄堂、文锦堂、文贵堂、文友 堂、翰文斋等,都是刻印兼发行的。所刻书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五经》、《四书》和启蒙 学的《三字 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七言杂字》以及初学书写临摹的字帖、仿 影等。或者是医、卜、星相、佛经、善书、类书、小说、缙绅等。这些刻本,不为藏家士大 夫所重视,大都行销民间,所以保存下来的也很少。
老二酉堂。经营时期较长,肆设于琉璃厂路南,刻书很多,行销华北各地。书前封面题刻; 京都老二酉堂;,或在书尾刻;老二酉堂梓行;。光绪十五年(1835年)刻明伦评《聊斋志异 》,朱墨套印,镌刻精审。
聚珍堂。主人刘魁武,河北束鹿县人,于同治年间创肆北京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印书很多 ,而且采用雕版与活字两种技术。《五经》、《四书》用刻版印刷,文学、小说、诗词等作 品多用活字 排印。聚珍堂所印书籍,版式较小,多在封面题刻;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 ;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刻有《书经》、《四书章句》、《幼学琼林》以及用木活字排 印的《王希廉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 。聚珍堂本各书,校勘审慎,镌刻清晰,属坊刻本中上乘之作。
善成堂。为晚清规模较大、刻书较多的书肆之一。总号设在重庆,在成都、南昌、汉口、山 东东 昌、济南、北京等地设有分号。所刻书也多经史小说之类,行销南北各地,刻印有:《监本 书经》、《唐诗三百首补注》、《说唐前传》、《第一才子书》、《幼学故事琼林》等。书 前有封面,刊书名、字号和刻书地点等。如《净发须知》封面刻;京板绣像净发须知,善成 堂藏板 ,;是北京刻本;《礼记》封面刻;渝城善成堂梓行;,是四川刻本;《五柳仙宗》封面刻 ;东昌善成堂书局藏板,;是山东刻本。有的书不刻刊版地名,如《聊斋志异》封面则只刻 ;光绪丁亥季冬善成堂镌。;版心下方和卷尾刻;善成堂;三字。有些书还钤有;善成堂自 在苏杭闽检选古今书籍发兑;长方戳记。说明善成堂除自己刊版印书以外,还贩卖其他各家 出版书籍。
翰文斋。主人韩心源,河北衡水县人。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设肆。属于书林中通晓版本者。祖 孙三代从事书肆经营,长达百余年。刻有《蒙古源流》、《元遗山先生全集》、《清秘述 闻》、《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樊川全集》、《百宋一廛赋注》等。该店除刻印书籍之外 ,收集旧版古书,也是主要业务。由于肆主识书,常搜寻到宋元版珍本秘籍,受到学者、藏 书家的好评。
其他坊本还很多,如泰山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的《古文释义新编》、《四书读本》,皆 两节版;《续彭公案》,为巾箱本。文成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的《升仙传》,二十九 年(1903年)刻的《诗经》为两节版,封面刻;京都打磨厂文成堂藏板。;龙文阁刻《日下尊 闻录》为巾箱本。《徐氏三种》封面刻;京都琉璃厂龙文阁藏板;。文宝堂主人曹氏,肆 址设在琉璃厂东门路南,刻有《唐诗三百首注释》等。封面刻;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五月 文宝堂书坊校刊;双行牌记。荣禄堂主人丁民,以刻卖缙绅全书为主要业务,但也刻了一 些其他书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所刻《名法指掌》,刻印清晰悦目。文锦斋在琉璃厂 东门内路北,刻了一些医药书籍。文贵堂主人魏兴泰,字琴庵,河北冀县北安阳城村人。刻 了一些五经四书。文友堂主人魏文厚,亦河北冀县北安阳城村人。文友堂系文厚之 父创设,子继父业,文厚死,由其堂弟生甫主持业务。文友堂除刊版印书外,以收售旧本书 为其经营特点。父子兄弟相继经理,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起,因不慎失火,许多 旧珍本同遭焚毁。不久,生甫逝世,后继无人,即关门歇业。所刻书有《景德镇陶录》、 《景德镇陶说》、《中国艺术家徵略》、《明诗纪事》等。
清代后期,江浙地区的书坊刻书有如:
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设肆于苏州获尤街嘉余坊。刻有谢家福 辑《望炊楼丛书》七种,蒋风藻辑《心矩斋丛书》十种等。又以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 书》(亦名《文学山房丛书》共四集)为最着名。
苏州聚文堂。刻有《十子全书》,其刻书封面多题;姑苏聚文堂藏版;。
苏州绿荫堂。刻有《国语》、《瘟疫论》等,封面题;苏州绿荫堂藏版,;并钤盖;苏州绿 荫堂鉴记精选书籍章;长方戳记。
此外,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玉山房等书肆,也都刻印有《瘟疫论》、《瘟疫条办》等医类 书籍。
总之,清代坊刻事业十分活跃,许多民间大众读物,诸如小说、戏曲、唱本、医方、星占、 类书 、日用杂字等,多由这些书坊刻印出版。反映民间生活、社会风俗习惯的资料,也从这些书 中可 以找到。虽然书肆多重营利,往往因降低成本,影响书品质量,不如官刻、家刻版本精美。 但是它在繁荣市场、普及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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