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课元朝的统治 导学案】弘扬光大“文鸣会”精神

女士们先生们，学生们，所有热爱文化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能在这个“院子深”的德孝文化院参加“文明会”揭秘和《体乾润物》的颁奖仪式，我感到很荣幸。首先，感谢三振文化进商专门委员会主任、德孝文化院李景耀主任给我这样的机会。第二，祝这次曝光和颁奖仪式圆满成功

刚才，同学们头戴儒士帽、身着儒士服，口诵儒学经典的场景仿佛把我们穿越到481年前即明代嘉靖年间的1539年。五个年轻的小伙子头戴儒士帽、身着儒士服每月六次在孝义市大孝堡村的普化寺中聚会，不是为打王者荣耀的游戏，也不是为搬动三条、六饼的砖块，更不是为胡吃海喝，杯盘狼藉，而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把各自已写成的文章、诗篇、论策读给其它四人，分享自己的语言、思想与情感，聆听他人给出的批评，吸纳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评者敢言直谏、绝不阿谀奉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者虚怀若谷，勇于接受批评，不断修正，使各自的文章思路精要、说理精辟、语言精准。这样的聚会， 嘉靖丁未科进士梁明翰在他所作的《重修普化寺记》中把它命名为“文鸣会”，“文鸣会”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不是今天的首创，它已在孝义的文献中静静地躺了437年。

当历经宦海沉浮的五人各自卸任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这片热土时，他们老而不倦,还津津乐道于“文鸣会”，心里老想着“文鸣”之盛而不能忘怀，在总结人生成功的经验时，梁老前辈认为“得于会文之功居多”,为什么一个每月六次的聚会，让历经40多年宦海沉浮的老者津津乐道于“文鸣会”，认为是“会文之功”呢？“会文之功”不仅在于 “文鸣会”使他们因文章而闻名天下，让他们走进帝都北京，上了紫禁城的太和殿，见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使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进士题名碑上，矗立在国子监大门的两旁而不朽；衣锦还乡后，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戴着大红花春风得意地走在家乡刚刚撒过黄土的土地上，实现了一个儒士最起码的修身理想。“会文之功”也不仅在于他们家族的门楣上挂上了“进士及第”的匾额，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得到了相应的封号，实现了一个儒士齐家的理想。“会文之功”也不仅在于霍冀升任兵部尚书，张芹任陕西延安府知府，梁明翰升任四川按察使，张艾任山东德平县知县;张文任河南罗山县知府。 “文鸣会”的五人各自在不同的职位实现了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重提“文鸣会”，除“会文之功”即治学带来的效果外，更在于产生以上效果的过程和方法，“文鸣会”本就是治学的过程和方法。聚在一起的五人既是教师，又都是学生，相互诘问、相互启发，实现教学相长。

放在中外教育的历史来看，“文鸣会”的治学方法正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东西方人类文明的代表、先哲所提倡和使用的。 孔子在教育上倡导的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 现代教育理论把它总结为“启发式教学”这两句虽主要表明的是为师之道的主要功能和作用，但也影射出求学者的求知方法。孔子还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意思就是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有所不足，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也有不通之处。知道自己有所不足，然后才能严格要求自己；知道自己有不通之处，然后才能勉励自己奋发上进。所以说教人和学习是相互促进的。” 在每月六次的文鸣会之前他们已经写成了文章，这叫自主学习；在文鸣会上把他们各自已写成的文章、诗篇、论策分享给他人，聆听他人给出的批评，吸纳他人提出的修改意见，这叫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之后的合作学习，学习是高效的，孔老夫子所提倡的教学相长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为西方文明的先哲，培养出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倡导的教学的方式是提问，其教学的过程是反讥——归纳——诱导——定义，通过师生讨论实现对事物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认知上的质的飞跃，一步步逐渐深入，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苏格拉底倡导的提问式教学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普遍采纳的问题导学。 五个年轻人对他人的文章提出疑问，对方无论能否解答，但给对方的益处一定是有的。

“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意思是说“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津津乐道于“文鸣会”的进士梁明翰，告诉后人的不是“进士”这条鱼，而是如何治学考中进士的治学方法，这应该是今天我们从历史的文献中挑选出来重新将” 文鸣会”这三个字悬挂于此的意义之所在。

如果放在孝义参加科举的历史长河中来看“文鸣会”，“文鸣会”这种自主、合作、探究的治学方式所达到的治学效果就更为明显。进士科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1300年的科举时代，全国共有近10万名进士，山西产生了3725名进士（包括户籍在山西和祖籍是山西的人）， 孝义，产生了30名进士（其中文进士29名，武进士1名，户籍是孝义的26名，祖籍是孝义的4人），宋辽时期孝义出了5名进士，从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算起的98年间，元代出了5名进士，276年的明代出了17名进士（孝义籍15名，祖籍2名），从清兵入关建立统一的政权算起的268年中，清代出了3名进士（孝义籍2名，祖籍1名）。1300年，孝义本土产生的文进士25名，也就是说，平均52年，孝义本地才能培养出一名文进士。 “文鸣会”中的五人，霍冀首先在1544年中甲辰科进士，三年之后的1547年张芹和梁明翰同登嘉靖丁未科进士，开创了孝义科举历史上同榜两名孝义籍进士的先河，这样的盛况，之后也只出现过一次，即90年之后的1637年，张元辅（张芹的孙子）和田芳同登崇祯丁丑科进士。从1539年算起到1547年的八年时间，孝义产生了3名进士，是孝义1300年间产生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文鸣会”这种学习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我们把“文鸣会”的牌子立起来，与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教育改革所要求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相契合，就是要继承先贤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式，在孝义大地上涌现出更多超越前人的数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如今先人已零落成泥，正滋养着我们这片土地的人民，我相信一定能像先贤梁明翰所期望的那样“闻风而兴起”。

大孝堡，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始创于隋代的临黄塔是全国十九座山西省六座阿育王塔之一，其地宫中保存的佛舍利子， 佛光正普照孝义大地。唐代郑兴以孝闻名于朝，以至于最高统治者把用了千百年的县名永安改为了孝义， “孝义”作为县名，中间虽有短暂变化，但绵延至今，成为极具历史传承、极有文化内涵的我市的符号，也成为这块热土上所有人的精神内核。1552年我的十二世祖进士张冕回乡后修著了第一部《孝义县志》，1539年，我的十二世祖张芹在大孝堡的普化寺学习高中进士，1684年，十五世祖又携子孙来到大孝堡，捐建了真武庙，在建设真武庙的过程中，大孝堡李氏族人和其它族人纷纷捐梁，捐柱，书写了不同族人共同铸造孝义文化的篇章，历经沧桑的庙中那一根根红柱上的黑色签名就是最好的证明。今天，“文鸣会”牌匾悬挂于由李家大院幻化而成的德孝文化园中，既能弘扬“文鸣会”精神，又丰富了德孝文化园的文化内涵，我倍感欣慰。 我们热爱家乡孝义的土地和人民，我们既要继承这块土地上滋生的文化，更要发扬光大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担当和勇气，使命和职责，这就是对前贤的“大孝”。最后，我以常常自勉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那就是北宋大儒张载即张横渠先生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张载先生的“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其实横渠先生并非遥不可及，他的后人就生活在我们孝义这块土地上，那就是下堡镇的张家，“横渠四句”常常激励着我，也希望能激励更多的孝义人，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谢谢大家！

2020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