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夏朝历史看这里!比夏朝早1000年，国际公认的中国史前国家为什么会消亡？

《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刘书局，2021年6月。

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良渚文化迈入全面辉煌的鼎盛期，是在良渚文化中期，年代约公元前2800年至前2500年。其表现在，良渚古城中年代最晚的北城墙已经竣工，太湖流域规模最大的建筑工程——良渚古城完全建成。南城墙外侧的卞家山土台也堆垒了，良渚古城南面的码头进入最繁忙的营运时期。

此时，以莫角山宫殿区为核心的良渚遗址群，占地面积超过33平方千米，发现的遗址有五十多处，是整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各种人工建筑，诸如超大型的建筑基址、祭坛和土台、墓地，星罗棋布，数不胜数，使良渚遗址谷地成为长江流域下游人口、财富、权力最集中的地区。

随着良渚古城的建成，经济一派繁荣，如黑洞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象征财富与权威的玉器加速流入，甚至被莫角山宫殿区的主人所垄断。良渚遗址群成了太湖流域玉器的集散中心，这里是随葬玉器最丰富的地区，不仅在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而且品种之齐全、工艺之精湛，令其他地区望尘莫及。

良渚古国画作

良渚文化区的玉器器形和纹饰显示出高度的统一性，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专业玉匠集团之手。而这个专业玉匠集团就在良渚古城内，按照“良渚王”的指示，将采集而来的玉料加工成品，然后分配、输送到太湖流域的各个聚落群，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玉器加工和分散网络体系。良渚古城与太湖周边各聚落群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系统来维持。

良渚古城复原图

出现类似文字的陶刻符号，是良渚文化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李学勤比较中国与古埃及文字起源得出一个结论，“陶器符号是文字的前驱，陶器符号有的是图像，有的只是几何形，过去常被理解为艺术性的装饰，或者与语言没有联系的标志，但与较晚的文字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其间的发展脉络”。

目前发现的刻有陶文的良渚器物共554件，刻画符号总数达656个。主要有这些：

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黑衣灰陶阔把杯底刻划几个符号，其中有三个与甲骨文的“入”“田”“戈”字形相近。上海亭林遗址的一件陶豆内底部也有一个陶刻文。

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几个良渚陶刻文，其中一件黑陶鱼篓形罐腹部并列刻四个符号，纤细如毫发，中有两个符号极似“戉”“五”。业界各大名家都对四个符号作了破解。李学勤释读为“巫戌五俞”，即“巫钺五偶”，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饶宗颐释为“冓戉五个”。蔡运章释为“冓戉五族”。董楚平释为“方戉会矢”，认为当时的良渚古国的名称就叫做戉。

浙江余杭西南500米处南湖干枯的沙层中挖掘到60多个黑陶器，刻有较明显符号的有5件。其中一个黑陶罐上有8个图案，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顺时针绕罐排成一行。当时的考古报告认为，“如此集中且紧密相连，应具有一定的意义”。李学勤将陶刻文释读为八个字，“朱旗戔石、网虎石封”。“朱旗”可能是人名或族名，“戔”即“践”，意思是行，往。“石”是地名，“封”训读为境。整句话的意思是朱旗去石地，在石的境界撒网捕捉一只大老虎。至于正确与否，恐怕只能问四五千年前的良渚人了。

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博物馆（Arthur M.Sackler Museum）收藏一件良渚文化陶壶，是美国人弗列茨·比勒芬格（Friz Bilfringer）在杭州购于中国抗战期间。陶壶圈足内壁刻着一系列陶文，著名学者李学勤和饶宗颐都对陶文进行摹写，但差异性极大，未知孰是。饶宗颐将陶文释读为“孑孓人土宅（厥）厷（肱）……育”，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奇肱之国相联系起来。

在良渚古城外郭的卞家山台地出土的黑陶上，发现的刻符就更多了，有几十个。不少是重复出现，有些跟现在汉字一模一样，如二、三、×、木等。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两件石钺上，也发现了几个排列成序的刻符。其中一个石钺6个符号，两两重复排列，形成类似“日人日人日人”的句子。

良渚陶刻文绝大多数出现在良渚文化中期，尤其是卞家山台地黑陶上的刻符，有的重复使用，极有可能就是当时使用的文字。马桥阔把杯、澄湖黑陶鱼篓形罐、南湖黑陶、庄桥坟石钺上出现连续排列有序的刻符，绝非单纯代表某个事物，而是有意识地在表达某种语意，传递一个完整的信息。这是原始文字发展的一大飞跃，著名学者李伯谦认为，原始文字要经历初级、高级和成熟三个阶段，殷墟甲骨文属于成熟阶段，而连续排列有序的良渚刻符属于中高级阶段。

连续排列有序的良渚刻符均出在良渚中晚期，还有宏伟的良渚古城，繁荣的玉器集散中心，这些都是良渚文化达到登峰造极的标志。这个辉煌期持续了两三百年，及至公元前2500年，良渚文化进入晚期阶段，以莫角山宫殿区为核心的良渚古国却莫名其妙地衰落下去。

良渚古国的衰落表现在进入良渚文化晚期，没有发掘到贵族阶层的高等级陵墓。虽然玉器制造业持续繁荣，但是集散中心发生大挪移。良渚遗址群出土的玉器数量锐减，玉器文化中心地位不保，庞大的玉器加工和分散网络也随之瓦解。太湖北侧的武进-江阴聚落群的寺墩遗址异军突起，出土了大量的琮、璧等玉礼器，成为新的玉器集散中心。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东北15千米处，南距良渚遗址群200千米，是一个大型复合遗址。寺墩是一个高出地面20米的椭圆形土墩，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土墩上有庞大的人工建筑物，发现的4座大墓均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出土的玉器以璧、琮为主，玉琮上琢刻有重眼圈的单独神兽型神徽。寺墩遗址被两条沟环绕，内沟环绕的是遗址中心，可能是祭祀场所。外沟呈“甲”字形，东西最长1100米，南北最长1000米，总面积逾90万平方米。寺墩遗址应是一座双重城池，内沟是子城，外沟是大城。子城中间耸立着祭坛，祭坛四周当建有宫殿和神庙。内沟和外沟之间是贵族墓地和居住区。寺墩遗址及其四周的聚落形成一个以寺墩遗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已经迈上复杂酋邦阶段，可称之为寺墩古国，但其规模和发达程度远不及良渚古国。

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信奉的神

寺墩古国与余杭地区的良渚古国之间是继承关系，还是另起炉灶，不得而知。但是寺墩古国的出现，意味着良渚古国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已经走下历史舞台。然而，寺墩古国并没有把良渚文化带向新的繁荣，公元前2250年随着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全面消亡，寺墩古国也偃旗息鼓了。

良渚古国断崖式衰亡的原因，大致有六说，洪水、气候、海侵、战争、瘟疫、内乱。

洪水说认为，良渚遗址群发现木漆器、建筑木构件、木柱洞等等，木质器物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对木材的需求量庞大，势必引发滥砍森林，造成山麓地带水土流失的后果。

及至良渚文化中期，由于人口数量急剧增加，需要更多的耕田，百越先民把开垦的目光扩大到附近的浅山丘陵。有研究表明，公元前2800年之后，良渚遗址群沉积物中禾本科和十字科的孢粉骤然增长，反映了稻米耕种和农业种植的迅速开展。

这样，良渚遗址群周边山区的森林资源遭受到生活需求及毁林垦荒的双重破坏。良渚古城北面的大遮山丘陵海拔三四百米，山地植被不断地受到侵蚀，生态系统遭到严重干扰，最终造成灾难性后果。一旦雨季来临，山洪爆发，尽管山麓下修建有塘山大坝，但是也无法阻挡凶猛而下的泥石流和洪水。从航拍图片来看，反山王陵一带在东苕溪改道前就曾被北面多条山谷的洪水冲击。由于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逐渐匮乏，百越先民们不得不忍痛放弃良渚古城，迁徙到其他地区去生存。

气候说认为，公元前2200年前后，全球气候爆发一次异常事件，英国古气候学家杰拉德·邦德（Gerard Bond）称之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 3）”，又名“夏禹宇宙时期”。“全新世事件3”是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是历史记录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这次小冰期开始于公元前2450年，持续时间长达六个世纪，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其诱因可能是太阳辐射减少，使北大西洋表层海水温度降低，导致热带辐合带南移，从而引发全球气候干冷，平均气温下降4至5℃。由于热带辐合带南移，东亚季风减弱，致使夏季风降水带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而北方则干旱，形成“南涝北旱”的气候格局。

良渚文化分布图

长达数百年的不稳定气候及频繁交替的水、旱灾严重破坏了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区的生态模式。良渚古国因人口迅速增长，导致生活资源日益紧张，“全新世事件3”令资源匮乏雪上加霜，脆弱的农业基础坍塌，从而引发良渚古国社会结构的失稳，最终导致良渚古国消亡。

海侵说认为，良渚文化中晚期，太湖流域正处在海水入侵、湖沼扩张的鼎盛期。彼时太湖流域湖沼、泥炭分布是今天的两倍多，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良渚文化难免要衰落下来。

战争说或文化冲突说，认为良渚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发生频繁而持久的战争，百越北伐与东夷南下，反反复复。良渚墓葬普遍随葬石钺、石镞等兵器，就是当时良渚先民崇尚武力的写照。穷兵黩武，导致良渚文化中期以后一蹶不振。外来文化趁机进入太湖流域，最终在外族不断的入侵中，良渚文化全部融合到其他文化中去。

考古上的发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说，上海马桥遗址的一座良渚文化墓葬中，墓主左胸肋骨上斜插入一件石镞，显然是生前在交战中被敌人射死。在寺墩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文化风格的陶鬶残片。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琮，琢刻着大汶口文化陵阳河类型的乙类图画文字，上端圆圈、下端为火焰之形的“昊”。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系统中核心器物，是神权的象征。玉琮上出现东夷族少昊氏或太昊氏的族徽，暗示着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已经全面渗透到百越族的精神领域中，这是文化征服或者部落冲突的结果。

瘟疫说是洪水说的引申，认为大灾之后必产生大饥荒、必流行大瘟疫。良渚文化处于生产力异常落后的原始时代，巫医合一，他们对付瘟疫的唯一办法仅仅是祈祷神灵、举行驱魔等群体性活动。可能造成进一步群体传染，最终导致良渚文化全部覆没。良渚文化的神徽，面目狰狞，十分恐怖，极有可能是驱除疫鬼的一种法器。

内乱说认为是内部社会矛盾导致良渚古国的灭亡。良渚古国是一个神权主导的早期国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统治阶层过着享乐型的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求，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被用于制造细腻、繁缛的精美玉器。在巩固权力与发散权力的过程中，玉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良渚玉器的雕琢，必须具备极为高超的技艺。每一件玉器的制作工艺都非常复杂，包括切割、打样、钻孔、琢纹、研磨、抛光等数道程序。即使是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制作一件精美的玉器，也非易事。彼时玉器加工工具简陋，要满足统治者奢靡无度的需求，势必像黑洞一样吸附了大量的劳动力，消耗难以估量的社会能量。从而损害了支撑良渚古国的经济基础，最终造成全社会的崩溃。

良渚玉琮

良渚古国的突然消亡，其原因十分复杂，应该是上述诸说的共同作用与合力结果。主因是“全新世事件3”的气候恶化，引发良渚文化史诗级全面崩盘。由于气温骤降，农业带北移，粮食大量减产，生活资源严重匮乏。然而，莫角山宫殿中的统治者沉溺于宗教信仰，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制作富丽精致的琮、钺等玉器，以巩固他们的权威。而罔顾饥寒交迫的普通平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余杭地区东苕溪下游的冲积平原，由于潮流带来的大量泥沙不断淤积抬高，导致东苕溪改道北折。溪水集注于良渚遗址谷地附近，极易泛滥成灾。加上雨季来临，降水量剧增，良渚先民滥发森林，破坏生态，大遮山的泥石流滚滚而来，威胁到良渚古城的安全。

祸不单行，全新世晚期的沟谷海侵，使得海平面迅速上升，最高值竟达3.8米。海水倒灌进太湖流域的湖泊体系，极易造成洪水灾害。在不少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中，都发现了厚度不等的淤泥层，从0.1米到1.5米不等。有的地层中发现大量砂砾和树木混杂的沉积物，在孢粉组合中香蒲、莎草、槐叶萍等水生植物增多，环纹藻、双星藻等水生藻类大量出现，表明当时水域面积不断扩大，这正是反映了洪水沉淀的遗迹（4）。

日趋恶化的气候环境，海水倒灌，耕地沼泽化，粮食产量持续减产，最终无法维持统治阶层的奢靡消费，良渚古国的衰落与崩溃是必然的。

饱受饥馁之苦的劳动者无法生存下来，只好背井离乡，远徙他处。发达玉器制造业缺乏劳动力和剩余产品的支撑，逐渐趋于没落。良渚古国的崩溃是从玉器文化开始的，失去玉器集散与分配，统治阶层威望扫地，领导能力消失，良渚古国轰然倒塌，终于难逃毁灭的劫运。

余杭地区的先民们四处流徙，有的北上，有的西向，有的南下。此落彼起，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北侧的寺墩古国成了颇具吸引力的移民目标地。寺墩古国的玉质礼器系统玉良渚古国十分相近，如高城墩遗址出土的玉琮、玉钺、玉璧，“无论在用料、形制、大小、图案、刻工”等方面，均与良渚遗址群反山王陵、瑶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接近，有可能直接来自良渚遗址群，这是百越先民从良渚古国迁徙到寺墩古国的结果。人口和玉器不断流入，寺墩古国由此走向强盛，取代良渚古国，一跃为环太湖地区新的玉器集散中心和文化中心。

然而，此时整个太湖流域都受到海侵和食物缺乏的威胁，东、西太湖连成一片，大部分沿水的聚落陷入汪洋大海之中。寺墩古国无法挑起大梁，引领百越先民持续走向繁荣富强。外族入侵成了压垮这只病怏怏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龙山时代的东夷集团正处在急剧扩张的时期，不但占据整个江淮地区，在苏北建立一个以连云港藤花落古城为中心的淮夷古国，而且趁势南下，一举灭了寺墩古国。公元前2250年，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全面消亡，逃散的百越先民融入周边各族群之中，一个比良渚文化落后、文化多元性的马桥文化发展起来了。

良渚古国虽灭，但它的文化基因植入中华文明的骨髓，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良渚文化的精髓——玉器文化流向南北大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墓葬出土的玉琮、玉钺等玉器，形制完全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一致。出土的石犁、石钺、半月形穿孔石刀等石器，也深具良渚文化特色。良渚玉器传统，传播到中原大地，甚至沿着河西走廊流向西北的齐家文化。西至陕北延安庐山峁遗址、南及广东石峡文化的极为广阔区域内，都可以看到良渚玉琮的身影。良渚文化，成了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作者简介】柯胜雨，福建省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历史作家，已出版作品主要有：《丝绸之路千年史：从长安到罗马》（2018.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万历东征：1592-1598抗日援朝之战》（2017，清华大学出版社）、《大明帝国抗日史》(2011，北京磨铁图书)、《谲谋的霸主：曹操》(2012)、《卑微的智者：诸葛亮》(2014)、《隐忍的大帝：孙权》（2019.3，浙江大学出版社）、《东方大帝忽必烈》（2016）、《王朝的命运—极简吏治三千年》（2016）、《了不起的败国者：张居正和他的朋友们》(长篇历史小说，2013)、《夏商周通鉴》(2010)等。 作品多次列入“新浪中国好书榜”“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书目”。其中《丝绸之路千年史：从长安到罗马》列入中宣部“2020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将以俄文版由俄罗斯体育文化出版社-2000（Спорт и Культура-2000）有限责任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