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式闲聊
图:在网络上
春、正月、李靖帅晓骑马三千马邑金屯恶杨玲,夜袭丁香.李世济积云,与土耳其交战百度,大破。
(《资治通鉴·唐纪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随着两位统帅同时出击,大唐对东突厥的总攻战正式打响;这是李世民登基以来,唐王朝首次主动大规模对外用兵。
蛰伏了四年的大唐精兵,生动诠释了何谓“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兵锋所指,摧枯拉朽,突厥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仓皇逃往铁山;为了斩草除根,二月,李靖率精骑长途奔袭,借着大雾的掩护,一举端了突厥人老巢;南起阴山、北至大漠,原北方游牧民族的栖息地,首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控下。
三月,周边的大小政权首领前往长安,请求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则在走投无路之下,被唐军俘虏后押送长安。
经过这一战,唐王朝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式确立,在其后的上百年中持续保持了对外的高强度压制。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大唐盛世,由此正式迈上了征程。
但此时的春和景明,往往意味着过去的冬日凛寒;为了这一天,李世民虽谈不上卧薪尝胆,但如他自己所言,曾经也不得不“卷甲韬戈,啖以金帛”(《资治通鉴·唐纪七》)。如同汉高祖刘邦曾经遭受过白登之耻,一代雄主唐太宗及其父亲李渊,以及全体中原军民,不久前都遭受了突厥人的羞辱。
东突厥,曾是唐高祖李渊的苦主
当初隋朝大乱之际,曾经顺从的突厥再度崛起,不仅将周边政权至于自己掌控之下,甚至成了中原争霸各股势力的幕后黑手。对于当时这一北方游牧强权,史书中曾这样描绘(《旧唐书》):
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即使咱们的唐高祖李渊,起初太原起兵时,也是在突厥人的兵马支持下,才得以顺利占据长安。然而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其后他为此付出了金钱与尊严的双重代价:
随着唐高祖事业的蒸蒸日上,自认为有再生父母之功的突厥人贪求无厌、日益骄纵;一有不合心意,立即发兵袭扰。尤其在公元621-622年间,突厥多次南侵,唐军损兵折将;公元624年,李渊不堪其扰,甚至考虑向东边迁都。同年八月,颉利可汗“举国入寇”,而常年持续作战的唐军正值疲惫不堪、物资匮乏,朝廷人心惶惶。最终李世民出面与对方达成了和亲,才度过这一难关。
然而事情没这么容易了结,第二年七月,突厥十余万大军卷土重来,在朔州肆意掠夺,唐王朝并州道行军大总管张瑾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被俘。李靖与李道宗奋力迎击,颉利可汗才请和而退。
公元626年六月,突厥再度入侵;在关于由谁带兵迎击的问题上,李氏兄弟的博弈,客观上催生了玄武门之变。在内忧外患、人伦惨剧的多重打击下,李渊心力交瘁,干脆把皇位直接传给了新任太子李世民,自己过起了眼不见心不烦的太上皇日子。
不过新一任皇帝李世民,马上要面临突厥人的下马威。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便桥之盟,李世民忍辱负重
公元626年八月初,东突厥遣使请和。但听说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后,为了在权力交接之际趁火打劫,顺便给新任中原皇帝一个下马威、验验其成色,颉利可汗马上与侄子突利可汗(突厥小可汗,主管东边契丹、靺鞨等部)征发精骑十余万,挥师南下。唐军大将尉迟敬德虽在泾阳奋战、斩首上千,但寡不敌众,仍挡不住敌人的势头。
最终,突厥大军兵锋长驱直入,抵达距离长安仅40里的渭水便桥之北。此时长安城能调集的兵马仅有数万人,而且一时未能尽数集结。
大敌兵临城下,身后是退无可退的国都,当时李世民的处境,甚至比当初刘邦被围白登还要尴尬。
窘急时刻,李世民只身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前往渭水,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撕毁之前的和亲之约;随后诸路唐军陆续赶到,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也“旌甲蔽野,军容甚盛”。
见到大唐君臣的这等气势,原本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颉利可汗经过斟酌,与李世民在便桥上杀白马为盟,接收大量财物后引兵而退。唐太宗上任后的首次危机,有惊无险被化解。(也称“渭水之盟”)
敌人虽退,但唐王朝的尊严无疑受到了折辱。其后朝廷元老萧瑀等人就请教李世民,为何不趁将士们蓄势待发之际,与突厥人杀个痛快?
对此,李世民给出了解释:
其一,自己亲临渭水,一是要以疑兵之计震住对方,二是要在阵前一察虚实。经过他的分析,“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也就是说,与突厥人开战,并不是唯一选项;
其二,为何不趁对方决心未定时主动出击呢?
首先,“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自己刚刚即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况且大唐久经战火,官民疲敝,急需休养生息;
其次,若真的开打,唐军虽能依靠主场之利获胜,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还会与突厥接下梁子,对方携马匹之利来去如风,中原则从此永无宁日。
所以最佳的应对方式是“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志得意满的突厥人自然会降低戒备。其后大唐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时,给他们以致命一击(《资治通鉴·唐纪七》):
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团结一心、励精图治,贞观初年,大唐生机勃勃
但要休养生息,其实并不容易:
经过隋末的战火洗劫后,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一片残破,人口由隋炀帝年间的890万户锐减至300余万户;
李世民即位时,大的战争虽不再爆发,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社会生产并未完全恢复;
自然灾害不断,公元627年,洪灾引发关中大饥荒,米价暴涨;公元628年,蝗灾、大旱一同肆虐;公元629年,洪水再度来袭。天灾接踵而至,饥寒交迫的百姓甚至不得卖儿卖女换取食物。
这样的场景何其眼熟:隋炀帝在位时,正是因为远征高句丽引发的后勤灾难,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一度富强到令人瞠目的隋王朝因此轰然崩溃。况且,此时大唐的国力,根本与隋朝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如果不能度过这些难关,别提灭突厥的雄心,就连唐王朝内部,都有可能爆发摧毁性的危机。可以这么说,几乎从即位之初,李世民就无异于身处寒冬之中。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君主:
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公元626年,在谈到为何各地多盗贼时,李世民认为: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民之所以为寇,主要是被官员所逼;若循规蹈矩无活路、铤而走险方苟延,谁还会做良民?因此,若要治民,先正自身,唐太宗不依靠严刑峻法,致力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几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任人以才。身在帝王的位置上,对于权力的绝对支配,总会吸引到一大批趋炎附势之徒投其所好;但李世民坚持“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前任太子李建成的亲信魏征,常年致力于挑刺,以至于时常在朝堂上经常怼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却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赈灾不遗余力。洪、蝗、旱灾,体现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肚子问题。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除了及时免除灾区的赋税徭役外,唐朝廷一手积极开仓放粮,一手组织百姓前往其他地区就食;同时,对于那些卖儿卖女的家庭,由官方出钱将这些儿童赎回,并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因此,虽然连年灾难,当时的大唐上下仍团结一心,社会空前稳定。
忘战必危,加强练兵。李世民出身军旅,身居皇宫之后,仍时常组织数百名将士在显德殿的庭院中练习射击,并且亲自考核,视实际表现予以奖惩。对于以不安全为由进行劝谏的官员,李世民表示:
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可见他随时惦记着突厥人。就这样,李世民即使待在皇宫中,也训练出了大量的精锐将士。皇帝如此尚武,民间的风气自然随之强悍。在这几年中,大唐一边休养,一边积蓄实力;而老对手突厥,可就没这么争气。
突厥倒行逆施,大唐如愿“养威伺衅”
便桥之盟后,在武力上抢不到便宜、从和亲上获得小利的颉利可汗,从此愈发志得意满。作为游牧民族,突厥人在制度上本就落后于中原,为了便于管理,他专信汉人赵德言,对其委以重任;后者则作威作福,政令繁苛,突厥人怨声载道。
巧的是,在中原面临各种自然灾害时,草原也遭遇了大雪灾,史称“平地数尺”,大量牛羊马死亡,突厥百姓同样迎来了大饥荒。但与李世民勤俭治国、竭力赈灾不同,颉利可汗仍旧骄奢、横征暴敛,导致治下的各部落人心涣散,原本依附于突厥的敕勒诸部,如薛延陀、回纥等纷纷自立门户,并与突厥多次爆发冲突。
得知突厥日渐削弱,但李世民仍未动手:“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决定待其背信弃义时,再行征讨。
公元628年,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翻脸,突厥空前内乱;同时,原北方军阀梁师都依附于突厥人,一直占据朔方与唐军抗衡。这一年,李世民派遣柴绍、薛万均击败突厥,进围朔方,并最终收复了这一地区。
其后,困顿的突厥人再次入侵,而大唐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公元629年秋,李世民以突厥人包庇梁师都、兴兵入寇为由,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协调张公瑾、李世勣、柴绍、薛万彻、李道宗等一众名臣,各军分道出击,誓要将这个北方的巨大隐患一举击灭。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公元630年的春天,各军密切协同、布下天罗地网后,李靖一剑封喉,将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灭国。这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千百年对抗史上,首次取得如此酣畅淋漓的胜利。从这一刻开始,直至安史之乱前,主动出击、将外敌消灭在萌芽之中,就成了大唐的对外一贯国策;封建历史上,最尚武、铁血,文治武功全面辉煌的大唐盛世随之诞生;中华文明从未得到如此安全的保障,并得以向周边强势扩张。
而这一切,与当初大唐君臣在渭水之畔的审时度势、能进能退密不可分。穷兵黩武不是能耐,韬光养晦才是智慧;任何的雄才大略,都要建立在百姓安定、政治和谐之上。未经冬日凛寒,何来春和景明?忍得了外敌的轻视,才能迎来伟大的振兴。以史为镜,时至今日,我们的祖先在贞观初期的奋进史,仍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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