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判断题清代学制专题之通渭乡贤的精神世界（三）

通渭香贤的精神世界(三)

书画楼主人

第二，出资兴学，文化人。

考察通渭历史上的人文化育，唯有明清学制可供参考。查清代学制，书院、义学、社学及民间私塾为全县教育的根本和凭依。康熙九年，清廷谕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谊敦厚者充社师。”康熙颁布《御制训饬士子文》，明令各地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凡学臣师长，皆有司铎之责”，遂使各地书院兴起。雍正元年，亦明令各地兴办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清制，每隔三年，各省就廪、增、附生中，考拔优生，贡入太学。其名额，大省无过五六名，小省无过一名。陕甘于康熙八年分省，地方政事归甘肃布政使司管辖。因甘肃长期动荡，文风较弱，故于人文化育多有波折，学政长归陕西。按当时太学荐拔制度，陕甘按照“中省例”，每年进入太学的贡生名额定为四名，陕得三名，甘得一名。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与陕甘学政吴大澂联名具奏，以甘肃地域广大，学子参加省试，沿途匪患不靖，长途跋涉不易，获准甘肃始分设学政。又获准甘肃贡生名额增加二名，合为三名。甘肃分设学政，既利于学子参考，免于跋涉之苦；又扩充名额，增加就学升职数量，甘肃文风由是渐盛。通渭的生员数额，也水涨船高，渐呈增加态势。“正如瘁羽初苏，难堪惊扰”，“元气久亏，膏脂罄竭”，左宗棠命地方一律兴办义学，以义塾训童蒙，以书院教士子，以科举振学风。通渭县城之近圣、寿名书院，马营之华川、华阳书院，几经兴废。作育人才的主要阵地和载体以乡间举办的私塾和官方兴办的书院为主。书院和私塾在人文培养上的作用极为明显。据考察，通渭私塾的兴办以地方乡绅为主体，乡绅解决私塾的场馆和日常教学，教师由乡绅聘请本地举人、秀才或童生担任。农家普通子弟的束脩多由自家自备或由乡绅代交。正是通过书院和众多私塾的培养，通渭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进士8人、文举45人、武举57人、贡生338人，从中可以管窥通渭人文鼎盛的状况和耕读传家的民风。

至中华民国成立，军阀混战，财力维艰，政府虽有劝学所督责教育，而官办学校少之又少；私塾教育不能满足时代的变化和民众日渐高涨的教育要求，因此以阎文丞为代表的部分乡贤志士，感慨于民智之未开，试图以一己之力，与全国文化启蒙同步，开一方教育先河，于是倾家兴学，创建新校，推动新学，全县才俊受惠于新学，在时代的大变迁中与时代同步，不致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潮流。此一时段，私塾教育渐废，新学逐渐占据主流。

但民间教育的艰难，非常情可度。如常河镇固堆河之私塾，自乾隆五十八年始，至1949年终，先后兴废计十四次。学馆历时最长者达八年，最短者仅半年。中间停顿时间最长约五十年。从中可见乡下私塾教育之艰难及断续情况。全县私塾教育几乎俱同此情形。期间，出资东家、私塾先生数度变化。察其原因，或因出资作东者家业兴衰，或因私塾先生老迈归家，或因天灾频仍，不一而足。即使是文昌书院、近圣书院、寿名书院、华川书院、华阳书院等官办书院亦因战争、天灾等原因时断时续，艰难维持。通渭自明清至民国末年，乡贤兴学，多有艰难，而能急公好义、矢志不移之贤达，多有感人之举。

如：

陈启虞，（1683-1761）字嗣先，号盘溪。为通邑名儒。晚年建学堂于蓼中川之西山下，被县尹聘为社学师，一生从教，桃李遍通渭秦安两县。性高尚，喜宁静，厌浮嚣，笃行纯学，躬身力行。教书育人，醇深和乐，传经垂询，学者咸乐，从游而列其门墙者数十人。出县城东门，牛谷河径流之处，多得其教化启蒙之惠。乾隆17年（1752年）六十三岁寿辰，门生于其讲学之处树一石碑，名之为“盘溪夫子讲学处”，以示纪念。碑文赞曰：“汲汲乎，务学之勤；皎皎乎，立品之高；恂恂乎，应世之诚；倦倦乎，诲人之劳。”该碑仍存留于蓼中川学房院旧址门前。

如：

刘廷瑚，（1755-1852）字夏彝。马营监尖岗山东麓之白家庄人。道光初，为县儒学优廪生。未几，考选岁贡生，“例授候铨儒学训导”，诰封修职郎，为通邑硕儒。嘉庆中后期至道光后期（约1816-1846）任华川书院山长。严学规，弟子百余人，皆言及大道，行有规矩。尤善启发，束脩皆取其半，喜施济。故乐从者众而成才者多，子孙生徒衣冠济济。为其时就馆授徒者所称道。卒后，门人为其树《华川书院德教碑记》并“神道碑”以纪念并彰显其遗泽。碑文誉其“讲解超迈”“教益广被”，生徒赴巩昌府考试，“列榜亦半”，“巩郡十属徒者均羡慕之”，赞之曰：“山水遐荒仍毓秀，衣冠野处自存真”。称之曰“刘半榜”。

如：

胡祺，（1899-1950）字吉人，以字行。马营大城人。北平军官学院毕业，中国国民党党员。历任甘肃省政府警备局特种营营长、渭源县善后局局长、通渭县参议、马营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在通渭兴教期间，每有创举。曾创办通渭县第一所公立小学、第一个英语班和第一所女子学校（马营女子小学，校址在马营文昌宫）。善书，工颜楷，有作品留世。

如：

白连成（1912-1947）字映圭。原籍陕西。后随父白相斋来通渭经商，创建“吉胜丰”商号。1934年，迁居华家岭老站村。任定西、通渭、会宁三县联防自卫大队大队长期间，创办华岭小学，兼任校长，出资延聘教师，有化育一方之功。1945年6月，策划起义，为国民党地方政府侦知，遭逮捕。1947年8月，慷慨就义。1950年被追认为烈士。

如：

邹效亮，（1921-1946）女，山东省朝城县人。平襄镇南川人张嘉举之妻。邹氏由模范小学而至济南真光初中、弘道高中、大名县圣经等学校毕业，又肄业滕县神学院，因事变辍学。毕业之后，遂任该县模范小学教员，复又创办该县女子小学，担任校长之职。“该县妇女，得以稍开茅塞者，皆邹氏提命之功也”。民国三十一年，张嘉举为国民党第二十七路军冯钦哉部团级军官，随军东下，至鲁省后，移驻朝城县。经友人介绍，与邹效亮订婚，并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元月二十六日结婚。民国三十年，夫妇返甘，路途遥远，辗转经过鲁苏豫皖秦诸省，历尽跋涉之苦难。邹效亮甘受风尘，不辞劳苦，毅然决然，于是年四月始抵通渭。至家未几，应通渭女子小学之聘，担任校长。“惟我通邑，文化落后，民智不开，女子求学者，向属寥寥无几”。自邹任校长后，“多方宣传，讲解大义，而女青年求学者遂接踵而来。学生满堂，日见起色，为通邑女子辈开一新面目”。惜乎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因难产撒手长逝。

如：

阎焕炜，（1892.11.8-1952.4.19）字文丞，又字文臣。榜罗朱家岔人。1918年毕业于甘肃省第一师范学校后，考入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1930年，因父辞世，回乡业农，以振兴地方教育为职志，践行“教育富国强民”之理想。1934年春，资助创办榜罗完全小学，并任校长。随后借担任榜罗区区长之便，于辖区之折达（今文树）、什川、常河、青富（今青堡）、榜罗等乡镇倡办完全小学4所，初级小学十余所。榜罗区兴办新式学校之多，居全县之首。1939年3月，任县教育局长，复倡办8所完全小学，并极力倡办通渭中学。从政府争取到法币8200元，自己捐资2万元，作为基金破土动工，兴建通渭中学，并于当年秋招收一班初中生。建校期间，苦于经费不足，积极倡议有识之士为桑梓教育出资，带头捐白洋1.1万元，变卖家藏大烟181斤2两，折洋3.62万多元，个人筹资为其多半家业。1941年，阎文丞卸任县教育局长，专任通渭初级中学校长。1942年，第一届初中生毕业后，增设高中一班，然后呈文上报省教育厅，未获省厅批准，并下令将已招收之学生转入天水中学。为方便学生就近上学，其拒未执行。1944年夏，阎焕炜向省教育厅呈文陈述在通渭中学设立高中部之理由。随后，省教育厅派员对学生进行考试核实，因学生成绩优秀，始批准增设高中部。1946年，又附设一简易师范班，为全县方兴未艾之小学教育培养师资力量。至1949年8月通渭解放时，通渭中学已毕业初中生8届，高中生5届，简师生1届，计500多人。

通渭中学在创建初期，阎文丞、李庆伯、潘浩天等乡贤自觉担当社会责任，以时代眼光反思家乡经学教育的弊端，不以耗费家业为念，心系桑梓，发展教育，对通渭新学教育卓有贡献。

从这些乡贤的艰难努力中，也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政府对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乏力。通过一大批像阎文丞这样的仁人志士的努力，通渭学子得以在中华民国衰弱的政府教育管理背景下延续通渭教育传统，打开新学教育的大门，作育人才，求变求新，使通渭在时代转换的大历史中不致落后于全国其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