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童装:“变”原品牌
十年来一次以上最“顺”的时候主动自助,为更好地适应服装行业的品牌变化奠定了基础。
今年9月,“久违”青岛面孔的中国国际时装周秀场终于再次迎来了青岛品牌3354新童装。
对一直致力于发力原创设计,开辟纺织服装产业品牌化转型路径的青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而回顾禾雀的成长历程,对青岛企业和产业发展来说,相信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2010年,先后从国企和外企辞职创业的刘云峰和王晓红夫妇创立青岛吉美誉服饰有限公司。像青岛的很多服装企业一样,吉美誉最初也从外贸生产做起。但与很多企业不同的是,吉美誉更加“善变”。
短短10年多时间,“变”一直是吉美誉成长的关键词。从线下生产到线上批发品牌,再到重新回到线下打造零售品牌,吉美誉踏着产业变革的鼓点,积极思变求变,并大胆将变化落地。也正是一次次走出舒适圈,造就了现在的吉美誉以及禾雀。
今年9月,青岛童装时尚品牌禾雀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这是时隔多年之后青岛本土时尚品牌再度登上国家权威时装秀场舞台。
“逼”上品牌路,拿下阿里巴巴“伙拼王”
生产加工能力强大,拥有即发、雪达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优秀供应商,外向型特色十分鲜明,这些是外人对即墨这座中国针织名城的典型印象。创业没多久便扎根于这里的刘云峰和王晓红起初瞄准的也是类似ODM的发展路子。
刘云峰和王晓红的“第一桶金”来自外贸尾单生意。将从即墨或其他地区服装厂“淘”来的优质外贸尾单,销售给终端零售店。2010年前后,外单货源减少导致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刘云峰和王晓红开始将业务延伸到上游生产,吉美誉由此诞生。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的王晓红发挥专业优势自己进行童装设计,然后打样做样品,客户觉得好就下单,接下来就组织生产。
但很快,夫妇二人就发现这条路对吉美誉来说走不通。不论内销加工还是外销加工,一旦订单上规模,就十分考验工厂管理能力,而这是夫妇二人都不擅长的。“与其拿自己的短板比别人的长板,不如发挥好自己的优势。”刘云峰说,转型做内销品牌的想法逐渐在夫妇二人脑中成型。
某种意义上,吉美誉最初是被“逼”上品牌路的。面对周围个顶个的生产“能手”,只有另辟蹊径才有可能找到生存空间。但也正是最初的这次小挫折让刘云峰和王晓红得以在生产加工发展模式还蓬勃发展时,比很多同行率先跳出来审视和研判未来的产业趋势和机会。他们迅速抓住方兴未艾的电商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阿里巴巴1688平台发展内销批发品牌,在试水品牌的道路上“初战告捷”。
既有设计感、又保证品质,很快吉美誉的Anddywoo品牌就在平台上脱颖而出,成为“网红品牌”。2013年,Anddywoo品牌的线上业务再攀高点,在阿里巴巴童装销售额排名中位居全国第八。当年九、十月间,Anddywoo有三款产品伙拼达到十几万件,单款几千件的都不列入统计,Anddywoo也在这一年被授予“伙拼王”称号。
最旺时放弃线上,精心打造品牌
在很多人以为吉美誉要借着“伙拼王”的势头,继续依靠电商流量红利拓展市场时,刘云峰和王晓红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向线下to C品牌转型。这时才是2014年,吉美誉拿下“伙拼王”称号的第二年。
“做电商批发品牌,说到底还是要靠量。”刘云峰表示,做批发品牌主要为基础款,且款式少,经营模式还是冲量赚钱。电商风口刚刚起来的时候,机会很多。但随着越来越多服装企业都挤到电商渠道上来,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当时,网上已经出现了Anddywoo的仿品。作为小企业,吉美誉没有精力打假,只有把产品买回来保留证据,然后以申请阿里巴巴封店为震慑招安对方为代理商,实现化敌为友。
如果说中国服装行业还剩下唯一一片蓝海,那一定是品牌童装。前瞻产业研究院的市场分析显示,我国的男装和女装市场均已进入成熟期,但童装却刚步入成长期。事实上,时至今天中国童装市场上品牌仍然十分分散,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森马旗下巴拉巴拉,2020年市场份额为7.5%,位例第二和第三的安踏和阿迪达斯,市场份额仅为1.5%和1.4%。但挑战与机遇永远并存,尤其是对来自北方的吉美誉来说,要想成功必须彻彻底底迈出舒适区。这可比第一次的电商转型要难得多。
“很多业内人都觉得北方品牌不入流。”刘云峰说,国内目前有浙江织里、广东佛山以及即墨三大童装基地,但从品牌上看,浙江和广东的步伐要比即墨快得多。目前,市场销售排名靠前的童装品牌几乎全部来自南方。“一开始几年开订货会,来的人少得可怜。”刘云峰说。
没人来就只能出去找。王晓红留在即墨做设计,刘云峰就背着产品图册全国各地跑客户。他还记得在广州服装市场拜访一个个“档口”时,比较客气的会让他到店里坐坐聊聊,然后留下一张名片,有的则直接说“不需要”,连介绍的机会都不给他。最后,还是之前做批发时的熟客表示愿意加盟试试,吉美誉才打开了局面。
全国各地开拓客户的同时,吉美誉又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向梭织转型。在刘云峰看来,做品牌一定要做梭织。逻辑很简单,针织局限性较大,一般只有内衣、打底衫等,不仅款式、品类较少,价格提升空间也比较有限。即墨针织发达,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梭织的发展。面对当地并不算完善的梭织配套,吉美誉全力建立新的供应链。
从最初的多个品牌并行发展到后来逐渐聚焦高端定位的禾雀品牌,吉美誉在品牌的道路上逐渐游刃有余,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着业界“北方品牌不入流”的印象。2019年,禾雀在全国的线下品牌门店已经超过100家。
“去年开始,已经有代理商主动到即墨来找我们了。”刘云峰说。而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也并没有阻挡禾雀发展的步伐,到2021年初,禾雀门店数量已增长到超过300家。
“再破再立”,冲击一线品牌
再一次,外界眼中正发展得如鱼得水的吉美誉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用刘云峰的话说,“破”掉原来的发展模式,建立对标一线品牌的品牌发展体系。
关于品牌意识和品牌打造,但凡了解点商业的人都能谈上几句。经典管理学教科书中提及的定位、价格策略等理论也都并不难理解。但如果你跟正在努力转型的中国服装企业交流,他们会告诉你要做大做强自主品牌简直“太难了”。比如在即墨,90%以上的童装企业拥有自主品牌,但真正在市场上拔尖的企业却并不多。
破解想做但不知道怎么做的难题,吉美誉“重金”聘请了专业的品牌营销公司以及人才,帮助公司进行全方位规划。
从南方聘请来负责产品线规划和设计的李立就是其中之一。初来吉美誉,李立与王晓红聊了整整两天,看过往所有的设计图样、看生产工厂,然后帮禾雀梳理出了需要重点调整的两大方面问题。“一是产能方面,二是产品结构要精简优化。”李立说,“产品设计风格,还有产品线规划是关键,这也正是很多中国服装企业的短板。”
曾经服务过国内多家大型知名服装企业的李立表示,很多中国服装企业之所以觉得做品牌难,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服装行业都是“只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国内学生出去学设计,可能你学会了要用什么比例设计西装,但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产业的底层逻辑人家是不教你的。”李立说,这种状况随着近年来很多曾在国外大牌工作过的中国人回国,进入国内企业担任品牌顾问而开始改变。
“从目前订货情况来看,明年订单已经翻倍了。”刘云峰介绍,吉美誉也开始在杭州组建新的设计团队,吸收更多品牌发展人才。(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孙欣)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立为化名)
书中财富
平衡
——《平台金融新时代——数据治理与监管变革》阅读札记
作 者:吴晓灵 丁安华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一
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新事物、新现象,相应的新问题都层出不穷,如何看待、如何把握乃至如何解决?考验的就是平衡之道。
2020年以来,对科技金融公司的质疑明显升温。著名经济学家、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带领团队完成的新著《平台金融新时代——数据治理与监管变革》聚焦于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问题和数据治理问题,致力于构建我国的金融科技监管和数据治理体系,更好地推动平台金融企业发展。其核心就是在金融科技公司创新和金融稳定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之道。
这本书是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一起设立的“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监管研究”课题的成果。直接参与课题的有20多人,充分调研了国内外的动态和政策,课题评审会一开就是一天,从一个侧面,亦可见“平衡”之难。
二
平衡不易,失衡倒是常态。
互联网让志同道合者更方便相互发现,相互支持,但信息茧房也在构建着信息孤岛,很容易造成观念的极化,非此即彼。
就像科技金融公司。有人认为做的是普惠金融的事,具有不容挑战的正当性;有人则认为是违规的越界者、贪婪的食利者。
这本书则贯穿了宝贵的客观、理性,认真分析了平台金融产生的必然性和上向效应。互联网平台介入金融服务,从支付开始,逐步拓展应用场景,包括介入贷款、存款、保险、财富管理等金融业务中的不同环节,将金融服务触角延伸到更细微的角落,极大地降低了对个人客户和小微企业的触达、运营和风险管理成本,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也注入了“鲶鱼效应”,推动其向金融科技方向转型。
三
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监管总是落后于风险的出现。,科技金融公司凭借大数据及算法优势介入金融服务,也面临风险。监管因此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是这本书的重点所在。
透过种种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其背后监管与风险平衡的思路更值得细读。
给本书写推荐序的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举了一个失败的例子。P2P进入我国后很快变味,从信息中介演变为征信服务、平台贷款、分拆标的融资,直至庞氏融资,酿成重大风险。在演变中后期,由于没有对产品的金融性质准确定位,已不可区分该由哪一监管机构负责。最后,各地方、各机构全力清零,一个可以正常发展、主要为长尾客户服务的行业也因此清零。
他认为,走出这个循环,平时要加强规制,出现问题苗头要及早监管,将发展纳入正轨。
四
变还是不变。
这是个变革的时代,人们应该有着“时间开始了”“这次不一样”的豪迈和勇气去拥抱变化,但这绝不是挟创新以自重,绝不是弃长久以来人们积累的规则如敝屣。
平台金融时代,有人认为,互联网平台颠覆了人类社会既有的信息传递模式、商业模式、生活方式,因而,现有的经济学、法学思想也过时了。
其实,如果理性回溯,人类社会秩序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世界固然日新月异,器物层面尤其如此,但是颠覆基本法则谈何容易。记得采访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时,他曾说过,如果一些现象与经济学的理论相悖,他更愿意相信陈旧的、灰色的理论。智者之言,可做追逐浮华变化的一支清醒剂。
新经济周评
智慧城市长效运营成为数字时代最具价值的产业之一。千亿级智慧城市市场背后,智能技术正在从建设工具变为运营手段,正在重构城市产业生态和社会价值结构
智慧城市是“长”出来的,不是“建”出来的
智慧城市正在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方向。据麦肯锡咨询数据,过去三年,全球在城市科技领域总投资额达到千亿美元,其中中国就占到了1/3。德勤发布的《超级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领新风向》报告显示,中国超过89%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在建总数为500个,接近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数量的一半。
百度AI先行,华为通信引路,腾讯社交入局,从互联网大佬到人工智能“独角兽”,智慧城市的丰富场景都成为玩家争相布局的赛道。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并不是先进技术资源堆砌的酷炫科技图景,而是要实现城市高效运转以及由此带来的贴心福祉。
今年夏天,在极端暴雨天气影响下,多座城市陷入瘫痪,移动支付无法使用,新能源车无电可充,以往便捷的数字化生活变得脆弱起来。在极端环境下,智慧城市“失效”了。这愈加呼唤让智慧城市更“有用”的新模式的出现。因此,业内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智慧城市是“长”出来的,不是“建”出来的。
智慧城市作为现代化城市运行和治理的一种新模式与新理念,的确是建立在完备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海量的数据资源、多领域业务流程整合等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基础上的。然而,真正能够服务于居住其中的市民的智慧城市,必定是一个拥有完整感官的智能化“生命体”,除了侧重于处理集中数据的城市大脑,还需要许多扎根于城市角落的“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需要具有长效的运营服务模式,让整个城市成为一个拥有完整感官并可以为身在其中的市民进行服务的综合智能生命体。
这让智慧城市长效运营成为数字时代最具价值的产业之一。千亿级智慧城市市场背后,智能技术正在从建设工具变为运营手段,正在重构城市产业生态和社会价值结构。
以智慧社区这一与每一个市民息息相关的智慧城市“微终端”为例,要想实现真正的智慧社区,尤其是将老旧小区纳入智慧社区的网络体系中,需要的不仅是车场道闸、人脸识别门禁、高空抛物摄像头等智能设备,硬件的更新确实可以让居民直观地感受到“焕然一新”,但要想带给市民便捷体验,更需要有效的服务运营模式。
在青岛胶州,海纳云为顺德花园等社区进行的智慧升级,不仅可以对社区内实有人口、实有房屋、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等“人、地、物、情、事物、组织”基础信息进行管控,还通过不断引入智慧书屋、自助药店等强交互的新业态升级物业管理、居民服务,积极探索盘活物业服务高效、绿色低碳、可持续增值运营模式,让社区居民切实享受到数字化改造为生活带来的便捷和安全。让城市“智慧微终端”具备自我造血和服务能力,这也是全国探索的方向。在浙江嘉兴社区内的5G云诊室,居民不出社区就能远程诊疗,凭电子处方还能直接从健康小屋的药箱取药。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传统的智慧城市建设,往往将“建”作为发力重点,却忽略了平台搭建后的运营。而通过积极探索智慧城市场景中的长效运营模式,藉由政企合作建立适合智慧城市微场景的运营机制和生态,开展专业运营,不仅将增强用户黏性、提升市民体验,还将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实现强化自我造血循环方向的持续创新。(杨光)
青岛日报2021年12月10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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