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司谏书》背后的故事：力挺朋友当如欧阳修

史上有名的《与高司谏书》，其实是一封“骂人”信。骂人者是北宋文坛领袖、政坛清流代表人物欧阳修，被骂者为宋庭名臣、司谏官高若讷。而此“骂”则缘起于另一人物，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

表面看，这是一场朝廷官员间的口水官司。欧阳修变着花样臭骂高若讷，只为力挺同朝为官的朋友范仲淹，实则牵扯到为官之道、做人操守、人格曲直等大是大非问题。

实际情况是，欧阳修一生曾遭3次贬谪降职，竟两次都与范仲淹直接或间接相关。这并非仅只是简单的“为朋友两肋插刀”使然。根本上，欧阳修每次不惜冒着被降职风险也要出头维护范仲淹，只为抬高当时整个官场总是会被庸官弄臣一再踩低的道德底线，表现的也是一种匡时救世怀抱。

从一封信开始的友谊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3岁时，父亲去世。他是家中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加之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教育。

1029年，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来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虽最终没中状元，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欧阳修被授予官职。

不久，欧阳修便辞别家人，到洛阳去上任推官一职，这就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办事员。

一开始，青年欧阳修虽与大他18岁的政坛名宿范仲淹同朝为官，却并无交集。很具戏剧性的是，他们真正开始交往，缘起于欧阳修给范仲淹所写的一封政论信。

宋仁宗执政期间，起用了一些有志之士，准备实行政治改革。1033年5月，深孚众望且被欧阳修目为偶像的范仲淹，被朝廷从陈州召回东京汴梁，在朝中担任负责向皇帝进言的右司谏一职。此时尚在西京洛阳做推官的欧阳修，原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本着对国家负责的热忱，他毫不犹豫地就给范仲淹写了封信，这就是《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

欧阳修在信里对范仲淹说：让您当个原属七品官的司谏一职，对您来说，没啥可喜的。可在我们大宋朝廷，能跟皇帝随时讨论国家大事的，只有宰相与司谏了，别的官员只能负责本职，不能越职言事。因此谏官的作用，非同小可。您看，宰相和司谏能与天子“争是非”，纠正天子的错误，这是多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啊！

接下来，年轻气盛的欧阳修话锋一转，直言道:自从知道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踮脚久久等待着您在朝廷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传来，而最终等来的，却是您一点有用的言论都没发表啊……

他在信中表示，希望您范仲淹真能向朝廷进言，办点事实啊。

欧阳修对自己这位素未谋面的资深同僚，期待如此殷切，要是完全没有打动甚至刺激到满腹才情、一腔热血的范仲淹，那才叫怪了。

正是在接到到欧阳修这封信后不久，范仲淹便发动了旨在整顿官僚机构，并行"均公田" "厚农桑" " 修武备" " 减摇役"等措施的庆历革新运动。这与范仲淹的胆识、学养密切相关，但也与欧阳修写给他那封《上范司谏书》中，出自公心的一顿激励，不能说没一点联系。

这两人后来跨越官职的忘年之交，便是从这封讨论国家时局及未来发展的书信开始的。

其间，范仲淹把当时的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他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除弊兴利的大目标却很一致。只可惜，庆历新政因冒犯了既得利益者，遭遇了极大的阻力，颁行只1年零4个月便告失败。在范仲淹被贬饶州（今江西鄱阳）的同时，欧阳修作为他的“朋党”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谁叫他此前确实写过一篇《朋党论》，上奏给朝廷，表示力挺范仲淹实施新政呢。

至此，这两个已是肝胆相照的当事人，实际还完全没见过面，只限于书信往来，隔空神交的笔友关系。

直到若干年后，等到欧阳修被召回京城，范仲淹也被从基层重新调回朝中履新后，两人自然初见即是故交，从此成为北宋政坛上真正的同志和盟友。

范仲淹

屡遭贬官的政坛同志

范仲淹(989年-1052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但却愈挫愈勇。

范仲淹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生活艰苦，但他却乐观向上，聪颖好学。1014年，少年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时，面对观望出游皇帝的众人，他仍埋头于书本，只道：日后再见，也未必晚。日后事实果如其言。第二年，他得中进士，入仕为官，开始了此后近40年的政府公务员生涯。

很长一段时间，范仲淹做官后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他做过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的盐仓监官，当过不辞辛劳为民治堰的县令，大约三十四五岁时，才被调回京师，从此跨入京官行列。

1027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荣升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的秘阁校理。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曾几次大胆直言批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带来的弊端，因此而被贬为通判;章献太后去世后，范仲淹又被召入京，任左司谏，但不到一年，又因批评仁宗皇帝废除皇后，被贬知睦州(今杭州淳安)。1035年，又应召回京，掌管国子监，也即国家最高学府。

范仲淹的这些经历，作为其忘年交的政坛同道，欧阳修既是知道的，也是十分同情的。于是后来就有了他在范仲淹再次被贬时，不怕又受连累，写信“怒撕”其眼中的小人式同僚左司谏高若讷的故事。

1035年晚些时候，范仲淹出任权知开封府事，也就是代理开封府地方长官。当时的北宋宰相叫吕夷简，全权负责朝廷官员的人事安排。范仲淹据实认为，吕夷简选拔干部多出其私门，于是向仁宗奉上《百官图》一册，奉告圣上选拔干部“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并进一步指出近臣进退必须得由皇帝自己把握，不能全权交给宰相吕夷简假公济私，任意妄为。据《史书》记载，吕夷简看到《百官图》后非常不爽，但他隐忍着没有发作。后来又因建都一事引发两人意见不合，吕夷简一怒之下把范仲淹请出了京师，并请求在朝堂立一块“朋党榜”，把范仲淹等人名字写上引以为戒。

此番范仲淹二度被贬饶州后，皇室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人都为他请愿求情，但由于他们并没有“言事之权”，皆以越权之罪被贬官。

《百官图》

当时朝廷的司谏官是高若讷，他负有向皇帝直陈进谏，及时纠正皇帝决策缺失职责，并享有言而无罪的特权，因而此时最有义务也最有权力为范仲淹申辩。然而，高若讷不仅一言不发反而落井下石，到处宣扬范仲淹是个不贤之才，极尽诋毁之能事。对此，作为范仲淹的拥趸和同道，欧阳修尽管实在气愤不过，但因他当时担任的只是负责校对整理图书文献的馆阁校勘一职，按律例没有谏言的权利，而且朝廷已就此事下诏“不得越职言事”。在绝无可能直接向皇帝陈情的情况下，他把激愤干脆对准了高若讷，以写信方式，“怒撕”其不作为的种种表现，甚至直斥其是否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

这便是史上有名的欧阳修怒骂庸官不作为的《与高司谏书》。

而且在这封信的结尾，欧阳修铿锵有力地说自己就是范仲淹的“朋党”，矛头直指朝廷颁布的“朋党榜”。如此言辞凌厉的信，在当时既相当于以身试法，也无异于自投罗网。

诚如欧阳修自己所料，就在此信递呈上去的当天晚上，作为司谏官的高若讷，便把它拿给了最是忌恨范仲淹及其“朋党”的时任宰相吕夷简。天一亮，吕夷简又将此信直接上交给了皇帝。其结果是，欧阳修被贬官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做县令去了。

欧阳修为官一生，遭贬3次，其中2次与范仲淹有关，无论作为朋友还是同志，这表现都堪称绝对够意思。

欧阳修手迹

怒斥庸官当如欧阳修

欧阳修以一腔内力铿然写下的这封《与高司谏书》，字里行间彰显的都是仁人志士嫉恶如仇，且敢为事言、敢为义言的原则，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所秉持的基本操守。如果细读这封极具逻辑性的“骂人”信，我们不得不佩服，日后成为一代文豪的欧阳修，居然能把发怒整成一种艺术。

信文一开始，欧阳修先讲自己对高若讷的认识过程。欧阳修以他对高若讷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欧阳修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欧阳修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若讷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到这里，欧阳修提出了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司谏位的高若讷，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岂可不疑?三疑自己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若讷为人人可敬的真君子了。因为他“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欧阳修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若讷是真君子了。14年里而存“三疑”，欧阳修铺叙不可谓不丰厚曲折，然而笔触一转，他又说：“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这一结论是经过“三疑”步步为营的推论得出来的，极为果断有力。

为进一步证明高若讷是“非君子”的论断，欧阳修讲完道理摆事实，又以对人情的洞见，充分揭露高若讷是“君子之贼”。作为司谏他首对范仲淹无辜被贬谪一事不辨是非，跟着大家诋毁的行为无非是文过饰非、掩饰自己的恶劣勾当，所以纯系“君子之贼”。

这还不够，欧阳修拿出更有力的“历史”证据，谴责高若讷“罪在默默尔”。文中先以范仲淹曾被器重的事实，运用两难推理，论证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高若讷的“默默”都是失职。再引用史实，说明贤与不贤自有公论，世人是不可欺的。而高若讷“又欲欺今人”、又欲“欺后世”，作为谏官这样“行道”，必将落得“他日为朝廷羞”的可耻下场。最后欧阳修以安道、师鲁的直言敢谏与高若讷的“默默”作比较，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与高司谏书》这封信，骂得如此有理有据、淋漓痛快，实则有一股磊落于胸的浩然正气回荡其间。

说起中国古代文人间的友谊，人们往往会先提及李白与杜甫，对其“诗友”关系艳羡不已。其实，在今天看来，古代最具有新型关系的情谊，恐怕当推宋代一些大文人之间的友谊，而且因其多半既是文友又是官场上同志式的“朋党”，比起李、杜来，他们的互相砥砺、助推甚至共同进退、彼此照耀，更值得我们思考。只因，仅以欧阳修与范仲淹为例，两人不仅交情深厚，才情豪迈，在同一时期分别写下了《醉翁亭记》和《岳阳楼记》两篇传世散文，而且他们在入仕济世坦诚相对与互相扶助方面，无疑更具有坚持原则、共守底线，既垂范同侪，又激励后世的榜样力量。其中深蕴着超越时代局限的普世价值。

公元1050年，仕途多舛的范仲淹在徐州溘然长逝，享年64岁。范仲淹病逝后，欧阳修自是悲痛难当。自从失去这一平生知己与官场好友后，欧阳修的思想便开始渐趋保守。由此可见，范仲淹之于欧阳修，是怎么一种相互激励与成就的共生关系了。

倒也真不枉他替范仲淹那么无遮无拦、痛痛快快地写《与高司谏书》，骂过曾为他们所不齿的同僚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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