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文 18年两次“卡脖子”报道，中国科技经历了什么？

“卡脖子”报道见证中国科技变迁。

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上，中兴正式公布了被解禁后的首款旗舰机型，并推出了最新的“5G设备解决方案”。

此时距离这家中国通讯巨头被美国“断芯”已经过去了4个半月，距离其被解禁，也已过去了1个半月。

中兴事件爆发三天后，《科技日报》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题，推出了一组由35篇报道组成的专栏，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了我国在哪些核心、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而在今年的6月21日，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的一场演讲，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向了一场全民反思的热潮。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早在2001年至2002年间，《科技日报》就对“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并同样发表了一组专栏报道。

也就是说，同一篇命题作文，我们在相隔18年的两个时代里都进行了作答。

18年前，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情况如何?在那个我们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年代，中国在哪些技术领域被“卡了脖子”?18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又有了哪些变化?

环环对两个时代的“卡脖子”专栏报道进行了纵向比对，发现了很多值得思索的地方。

从整个行业被卡到单个技术难点被卡

环环查阅电子数据库，《科技日报》于01年至02年间发表的专栏报道共计21篇，今年的专栏报道则为35篇。两组专栏均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作为系列主题，有所不同的是，当年的21篇报道是以行业作为报道单元，每篇都对一个独立行业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今年的报道单元则更为细分，每篇报道均围绕某个行业内存在的具体技术难点进行论述。

当年的专栏报道囊括了一至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是重点关注领域，涉及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煤炭、纺织、汽车、船舶、电力等17个领域，涉及第一产业的报道有两篇，为农业与林业，而在第三产业领域则谈到了信息技术、软件、交通运输及通讯产业。

相比而言，《科技日报》今年刊载的35篇专栏报道只涉及第二及第三产业，且关注领域明显比当年集中。环环通过观察发现，今年刊登的专栏报道主要聚焦于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材料领域中的关键技术难点，给人的感觉要更为有的放矢，也更加贴近“卡脖子”的本意。

以当年一篇题为《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技术瓶颈纵横谈5·煤炭工业》的报道为例，该报道从我国煤炭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机械化程度低、煤炭安全事故频发、清洁煤炭技术缺少行动层面的配套政策等方面全方位地阐述了该行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煤炭行业如此，其他20个被讨论到的行业也是如此。当年的21篇报道通盘读下来，给人的感受是，在2001年，我国在产业领域面临着全方位的、结构性的落后。

同样是“卡脖子”主题，在2018年的叙事里则显得要“精确打击”不少。以今年的《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激光雷达昏聩，让自动驾驶很纠结》一文为例，该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自动驾驶领域的命门在于激光雷达技术受制于人，再进一步，造成激光雷达技术被卡脖子的“扼咽点”又在于激光雷达内的发射芯片与接收芯片。“国内有研究所、激光雷达厂商正在自主研发发射芯片和接收芯片，但都处在初级阶段，产品尚未定型。”对于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现状，报道如是说，直指问题要害。

同样，今年的其他报道也纷纷精确点出了我国现阶段在各个细分领域所面临的技术瓶颈，这从报道标题里就可见一斑：《“靶点”难寻，国产创新药很迷惘》、《高端轴承钢，难以补齐的中国制造业短板》、《高压柱塞泵，鲠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咽喉的一根刺》、《环氧树脂韧性不足，国产碳纤维缺股劲儿》......

可见，同样讨论“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两个时代的专栏在报道范围上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说当年的报道侧重给我国每一个行业都做一次“全身检查”，那么今年的报道则直接抓住了我国在个别领域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光从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报道风格上看，我们国家的产业已经摆脱了18年前那种结构性落后的局面，整体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只剩下个别领域内的一些关键技术节点没有突破了。

是这样吗?

这样草草得出的结论，在崇尚学术严谨的科学家眼中，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我觉得从前后两个时期的报道对比中远远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对环环说道，“2001年的时候那批报道尽管也是使用‘卡脖子’这个词，但是当时只是一个比喻，可能指的是一些长期没有实现的技术突破，而现在的卡脖子就有被国外技术封锁的含义，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

但在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看来，这样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看出民族产业18年来所走过的路。

“我们的产业肯定是成长了，但还没有长成，如果我们的产业长成了，美国也不敢这样来欺负我们，”沈逸指出，“我们国家的产业正处在完全没有成长和长成之间的阶段。”

“到了这一步了，就已经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取得那种飞跃式发展的程度了，”对于2018年的报道普遍聚焦于具体的技术点，沈逸解读道，“中国的产业再往前走的每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都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要认真的去努力才能够实现。”

18年后，“卡脖子”清单的“此消彼长”

对比2001年和今年的专栏报道，我们发现，十八年前的报道中所涉及的多个行业，如石油化工、建材、煤炭、烟草、造纸、汽车工业等，今年已经没再讨论了。而今年的专栏报道中提到的多项关键技术，又是十八年前所不曾提及的，如国产工业机器人、航空软件、射频器件、顶级光刻机、火箭发动机等。

对于已经不再提及的产业，我们能否认为，这些行业曾经存在的发展瓶颈，经过18年的发展，已经被成功攻克而不复存在了?还是随着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的水涨船高，原有的一些赛道已经淘汰，我们国家在新的赛道上与国外展开了竞逐呢?

对于这一设想，武夷山仍旧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时代选题上的差异造成的。“2018年讨论的是一些技术特征特别明显的领域，而2001年谈到的那些领域，按照一般的分类都不属于高技术制造业，多数都是比较传统的产业，因此就没有作为这次讨论的重点。”

不过，武夷山表示，如今我们国家整个行业的面貌跟2001年相比，确实比以前进步大多了。“例如石化方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世界500强，此外中国的建筑业，包括造楼、造桥的能力都非常厉害了，”武夷山说。

今年的专栏报道中，有三篇报道谈到了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疏察，被愚钝的机器人“国产触觉”》、《国产焊接电源“哑火”，机器人水下作业有心无力》以及《算法不精，国产工业机器人有点“笨”》。尽管这三篇报道讨论的都是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在技术上面临的瓶颈，但这种论述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相比18年前，在我国在制造业中，工业机器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

事实上，环环了解到，我们国家从2013年开始，已经连续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应用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工业机器人的大量应用能否说明我国制造业的科技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提高呢?

“我国制造业的原有底子薄，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基本上是从零出发的，增量大很正常，”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对环环说道，他认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应用市场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适合机器人的应用条件基本具备了;二是因为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加上招工难等，企业不得不考虑用机器人来替换人;三是随着工业机器人技术的日趋成熟，我国制造业对机器人的可选种类变得更多了。

但易建强同时指出，这并不能说明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领域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因为这一现象是由于国内市场的需求旺盛造成的。“从总量和人均比例来看，我国制造业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他说道，“国产工业机器人面临的短板还有很多，包括材料、工艺、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等关键技术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工业届投入精力潜心攻关，争取早日研发出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工业机器人。”但他表示，随着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不断发展，这无疑将对我国智能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易建强还告诉记者，尽管我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工业机器人上与美国、德国及日本等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经过多年建设，我们国家在机器人领域已经有了齐全的研究人员队伍，后劲十足。“我们有很年轻的研究人员，还有大批的研究生，本科阶段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一块还是值得期待的。”

哪些行业瓶颈18年来贯穿始终?

同样的命题作文，两个时代的专栏报道无论是切入的角度大小还是关注的领域范围都有着天差地别，中国各产业18年来的确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这广泛的变化之中，依然有着不变的“命门”贯穿始终。

事实上，环环通过比对，发现“制造工艺水平低，从实验室到工业化量产转化难”的问题18年来始终如同一个幽灵盘旋在我国诸多产业领域上空。以材料领域为例，2001年一篇讨论我国钢铁工业的报道就明确指出，制约我国材料工业发展的主要技术瓶颈，就是技术基础薄弱,，基础研究与材料应用衔接得不够好，与材料应用紧密相关的加工制造技术落后。该文援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原所长李依依的话称，“我们在尖端技术方面尚可与世界先进水平一比 , 但在基础性的制造和加工技术方面差距较大。”

到了2018年，同样的问题在我国材料领域依然存在。今年一篇题为《航空钢材不过硬，国产大飞机起落失据》 的报道谈到，国产高性能钢铁在部分制造技术，尤其是新一代数字化和智能化控轧控冷技术、先进热处理技术、变截面轧制技术、温度梯度轧制技术、高精度轧制技术上，与美国、日本还有不小的差距，有的还停留在实验室层面，要实现完全国产化，还需加强科研。

“生产工艺一样需要研发，但是工艺变现，只有企业才能实现，” 北京科技大学特种钢研究专家罗海文教授告诉环环，国内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都更愿意进口国外技术，因为风险小。

“一方面，国内不少著名大学的知名教授也不怎么重视国内企业面临的技术问题，因为其中有很多是西方先进企业已经解决的问题，这在国际学术界体现不出水平，”他说，“另一方面，企业的问题要比实验室的技术复杂得多，涉及方方面面，实验室的技术好也不见得就能带动产品质量好。”

不仅在材料领域，今年的专栏报道中，遭遇工艺不精这一问题的领域比比皆是：国产的掘进机主轴承、传感器以及光刻机等关键设备，就是因为工艺不过关，无法实现工业化量产，只能从国外高价进口，受制于人。今年的《这些“细节”让中国难望顶级光刻机项背》一文提到，来自中国的光刻设备企业负责人去德国考察时，就有德国工程师告诉他：“给你们全套图纸，也做不出来。”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可能引进一个千人学者就可带来很大的变化，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主要工作成果是论文，”武夷山接受环环采访时说，“但是在创新链上越往后，越是到了技术阶段和生产阶段，就越不太可能通过招回来一个杰出人才就使技术水平得到改观的。”

他进一步解释道，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其中显性知识又叫编码化的知识，意思是这种知识容易学习，能讲得清楚。“但有很多隐性知识是要靠长期摸索和经验积累的，我们国家毕竟工业化开展得晚，工业化强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技术经验了，我们才积累了几十年，相比之下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芯片领域是又一个18年来贯穿始终的“老大难”问题。众所周知，今年下半年国人对我国科技自主研发能力的热议就是因“中兴断芯”而起，事实上，早在《科技日报》2001年发表的系列报道中，就有一篇专门对我国当时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文中谈到，我国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工业基础还远远不够，成果也没有机会得到工业化的验证。文中还援引时任信息产业部集成电路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高级访问学者王国裕的话称，“到目前为止，我国微电子产业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集中在芯片的加工生产上，由国内自行开发的有自主版权的芯片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那么，18年过去了，我国在芯片领域有了哪些进展呢?我们在拥有自主产权的芯片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吗?

“毫无疑问肯定不是了!18年来，我国在芯片领域应该说有很大的进步!”通讯行业观察家项立刚对环环说道，“2001年的时候，由于全世界的手机产业还没有起来，最重要的芯片产业是电脑的CpU。我们的技术水平、能力整体上比较弱，技术积累能力也非常差，所以我们那时的心态也很差，中国的企业都是不敢去做cpu的。”

项立刚告诉环环，我们国家在建立自己的通讯标准即TD-SCDMA的过程中，遭到了全世界的抵制，各大芯片制造巨头都拒绝生产支持TD-SCDMA制式的CpU，因此我们只能自己投资去做芯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出来我们中国做芯片的能力。”

以华为为例，项立刚介绍道，华为一开始做芯片就朝着世界最顶级的目标努力的，该公司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尽管在起步阶段有很大问题，但当它推出麒麟950、970芯片时，“和全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就已经很小了，体验感受是几乎是一样的。”

“从手机芯片的角度来说，和十七八年前相比，我们不敢说已经做到全世界一流了，但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能说我们一无所有。”

十八年，在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并不是一段多长的时期，但发生在2001年和2018年的针对“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的讨论，犹如时空中的前后呼应，赋予了这个18年以特殊的意义。我们看到，18年来，社会上对我国科技领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传统行业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又有很多新近出现的“黑科技”代替前者填补了国人对我国科技前景的焦虑情绪。诚然，十八年后，我们国家依然被国外“卡着脖子”，但被卡脖子的地方的变化，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国家，一直在不断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正如中国科技大学副研究员袁岚峰同样在今年6月的一场演讲中所言：现在你担心的不是吃不饱饭，不是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出口换钱，不是“中国人不会创新”，不是“高铁请慢些走，等一等你的人民”，而是“中国的芯片不如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了!

相信等到《科技日报》的下一期同名专栏报道再次推出时，卡住我们脖子的手会更少，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也将更加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