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他们 旧剪报里看那时的自己和那时的他们

翻出壁橱里的旧剪报，一数，共19册。

几次搬家都不忍舍弃，捆扎了放着，但至少已经十年没有动它们了。我给了它们一个过于漫长的冬季，使它们过于漫长地冬眠了。

这些剪报都来自“文革”过后的报纸，它们逐渐焕发生气，在接下来的大时代里，老人新人们争相发出衷曲和歌哭，使报纸副刊一时蔚为壮观，佳作迭出。那些沉郁忧愤与斑斓声光，让苍白而又饥渴的心灵因为陌生而产生新鲜，带来惊叹——真是精神上的琼浆玉液啊！

那时我在工厂做工，时常乱窜科室，乱翻报纸，见有好文，就揣进衣兜。管理者们都很宽容，又是旧报，不以为忤。如此，养成了任凭什么场合，见着报纸都要拣起来瞅瞅的习惯。

我翻着这些陈旧泛黄的“断烂朝报”，感慨系之。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勾勾划划。这是我“视觉的心”的久久逗留，不忍离去吗？这是我要自己必须重读的严厉命令吗？这是我企图将这些文字化为招逗的彩绢，长久地晃动在自己的记忆里吗？是的，都有一点儿。

还有一些文章旁边批着“好”“美”“注意”“应背诵”等等，后面都是一个惊叹号。历经磨难的诗人鲁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萤光集》——“让人战栗的‘真理’/和洪水猛兽有什么区别”“顽劣孩子是溺爱惯的/专横老爷是一些奴性巴结成的”旁边，都有三个大大的惊叹号。那时年轻，情感充沛，嫉恶如仇，就用了廉价的、现成的、浅薄的、空泛的、形式主义的符号，但我能否认其中的诚挚和率真吗？这是宝贵的东西。但惊叹号里的内容，那些“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都被浮躁和懒惰删去了。如果花些心思记录下来，生发开来，也许不通、可笑、不着边际、强说“愁滋味”，却无疑是心灵的淬炼。可惜我放弃了。

王蒙发表在1983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上的《清明的心弦》，这样写初冬：“地阔而又天高。所有的庄稼地都腾出来了。大地吐出一口气，迎接自己的休整，迎接寒潮的删节……迎接盏盏冰灯，迎接房间里的跳动的炉火，和火边的沉思絮语，迎接新年，迎接新的宏图大略。”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得时代之风，写得大气，真好！旁边批道：“无人写过初冬，却被发掘得那么迷人，那么美！它告诉了我深刻的东西。”现在看来批得武断、虚妄，是年轻人的大惊小怪，做作装萌。

最有趣的是《文汇报》1983年3月2日刊有王安忆小文《独语》。我竟像小学生般划了段落，写了段落大意，可惜没有“中心思想”。很明显，“开膛破肚”，是为了窥探写作的“诀巧”。

多少年了，我心中一直有一篇文章，是记一位老校对，发现新出的书里有一个错字，当即用压纸木条砸自己的头。这位老校对总在我的心里，我总在怀念他。我一直后悔为什么放过了这张报纸，未将它剪贴保存起来。啊，我发现了，发现了，它在剪报里，在剪报册子里静静地躺着呢！是已故的倪墨炎教授写的，题目是“老校对王燕棠先生”，发表在1991年5月29日《文汇报》。王燕棠先生是老申报和老开明的人，正是这些视文化、视文字为生命的人，才有可能创造出新闻出版的奇迹，于今仍投射出清凉的绿荫。王燕老，向您三鞠躬，我眼里裹满泪水。我不是编故事，也不是泪腺发达，而是恰有一位编辑朋友告之，一位大报编辑出了错字，辩解说是名人稿子，不便改动。与您一比，我就哭了……

在旧剪报中有一张《文艺新书》报，注明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编，1982年第一期。剪的是杭州女作家张抗抗写的散文《门前杂感》。当年她三十出头——现在已是著名作家老太太了——当时她记述的是六年前，每天从瑞金二路步行去绍兴路上海文艺出版社修改第一部长篇（应是《分界线》吧）受到的关爱等感受。还有一张《广播之友》报，1985年9月21日第38期“读音趣谈”栏。是喀喇沁旗广播站王志国写的《二与两》，可惜未注明出版单位。近四百字的小文，从六个方面道尽“二”与“两”的异同。边陲一个小小广播站工作人员的敬业和钻研，现在还有吗？忘了我是如何得到这两张报纸的，说不定是什么商品的包装纸，抑或是马路边飘荡的丢弃物。它们不可能有大的发行量，存世应极少，对报刊掌故有兴趣的朋友，或可引起关注。

翻出这些旧剪报，本来想处理掉它们——“断、舍、离”吧。那是日本山下英子女士的理念，清理你所有的物品，留下你必需的东西，过简净的生活。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星星片片的旧事，像胶水般粘住了我，还忍心丢弃它们吗？——那就，姑且再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