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日本影片《小偷家族》一票难求。前不久,我通过支付宝App,查到沪上还有不少影院在上映此片,便轻松点击手机,即可确定影院、场次、座位,埋单还有折扣。看电影变得如此便捷,令我感慨万千,想起了当年看电影的陈年趣事……

今年10月6日,是华东师大学生的入校报到日。40年前的1978年10月,我进入华东师大校园,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百废待兴,人才紧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相差10多岁的同学,文化素养参差不齐,有江西省文科高考状元陈建华(播音员陈燕华的哥哥),也有不谙世事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如我,大家都因禁锢太久,精神营养极度匮乏,嗷嗷待哺。学校领导很是体恤,千方百计为学生寻找和输送精神养料,看电影于我们就成了一种很好的学习、借鉴方式。中文系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早上6点就在学校大礼堂(现称思群堂)内放映内部资料电影,然后再吃早饭,不影响8:30正常上课,当然,观影出于学生自愿,并不强求。

这么早起床就去看电影,令我感到新鲜有趣。回想中学时期,我们去看《决裂》《春苗》等电影,都是学校组织、集体观看,哪像现在可以自主选择。我当然非常珍惜华师大提供的这个机会,自此也喜欢上了看电影。像《百万英镑》《舞台姐妹》《家》等中外名片都是清晨时分在学校礼堂观看。这个时候神清气爽,记忆力好,吸收能力强。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每周至少看电影两三部甚至更多,现在想来,回味无穷。

小年龄同学合影留念(前排左为本文作者)

同寝室6名同学合影,左一同学已病故

中文系老师李振潼参加电影《曙光》拍摄,饰演片中角色林寒,我们为此都在礼堂里观看过电影《曙光》。他拍完电影回校后,专门开设“如何拍电影”的讲座,整个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师生们听得兴趣盎然。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李老师说拍摄骑马飞驰的镜头时,只是骑在马上装装样子,马并没有真的跑起来。看样子,拍摄电影还真是魔力无穷的事业啊。眼见中文系学生看电影如此频繁,如此开心,历史系的同学忍不住了,他们在文史楼一楼走廊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就叫《简直不能容忍》,文字火药味十足,矛头直指中文系和校领导……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我不得而知,但后来专供中文系学生在礼堂看电影的次数,确实越来越少,直至被完全取消了。

礼堂晚上也放映电影,有些还是炙手可热的影片,如《巴黎圣母院》《简·爱》等,电影票一时极为紧俏,有时候抢购不到。坐在文史楼教室里晚自修,我心里想想有些不甘,便和一位姓高的同学一起跑到礼堂附近等退票。高同学善于察言观色,大多数时候他都能等到退票,而我却往往铩羽而归。有一次,高同学看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左顾右盼似在犹豫,赶紧上前喊了声:师傅,票有吗?当时社会上流行喊陌生的长者“师傅”,师傅便也算是尊称了。没想到男子勃然大怒:谁是你的“师傅”,我是堂堂大学讲师,一点礼貌规矩也不懂!票没等到,高同学却碰了一鼻子灰。如今同学聚会,高同学说起此事,大家忍俊不禁。

不多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思想大解放,社会上像新光电影院、文艺会堂、人民剧场甚至中苏友好大厦的小礼堂,都会不时放映国外参考资料片,当时也称“内部特供片”,一场电影放映两部片子,价格0.5元,优先考虑提供给文科大学生看。那时的0.5元约莫相当于现在的百来元吧(至今还矗立在华东师大校园里的那座纪念钟,就是由77届、78届全体同学每人各出资0.5元建造起来的),师范生每月津贴才10多元,经常去看电影,经济上难免会捉襟见肘。但我只要看见来了电影票,就赶紧跑到文艺委员那儿死缠烂打买票,因为分到班级里的票并不多。好在年长同学需要养家糊口,多会谦让我们年龄小的同学,因而我大都能“得手”。

这是77、78级华东师大毕业生捐给母校的纪念钟,每人出资5角,至今伫立在校园里

像《偷自行车的人》《奥赛罗》《伪金币》《蝴蝶梦》等许多经典影片,我看的都是参考资料片。放映的都是原版片,下面打字幕,有些还是繁体字,字幕出来的顺序甚至会是从右到左。那时的中文系学生大多英语听力差,需要看字幕,因此两眼上下乱翻,看得脖颈酸痛,却依然乐此不疲。我们还曾到文化广场看电影,记得当时文化广场非常简陋,一排排粗笨的木长凳顺着斜坡排下去,前面观众个子稍高些,就会影响后排的视觉效果。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观看苏联影片《红帆》《生活的一课》,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2年毕业后走出校园,电影票还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之一,因为电视机尚未在家中普及,一张电视机票竟然可以折价上千元,而当时大多数人每月工资才数十元啊!像后来风靡一时的《上海滩》《姿三四郎》等电视连续剧,尚未开始抢夺人们晚上的闲暇时光,年轻人谈恋爱的最好方式就是轧马路、看电影。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电影院其实不算少,但市民精神生活单一,面对汹涌的观影人潮,有限的观影容纳量就显得杯水车薪。许多电影院在酷暑盛夏推出通宵场电影,一晚上连映4部影片,观众既可以孵冷气,又能够在暗影绰绰中谈情说爱,尽管通宵场价格不菲,却颇受青年观众喜爱。更有一些住房困难的市民,索性购票在影院里睡个空调觉。

丽娃河边留念,同学辜也平(右)现为福建师大教授

本文作者毕业前与同学在文史楼前合影留念

电影票难买,上班族不可能经常去排队等买票,我于是另辟蹊径。作为中学语文老师,学校里成立了校影评小组,我当上了影评辅导老师,看电影就变得顺理成章。当年,各种影评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像上海职工影协、青年宫影协、沪东工人文化宫影协等都暴得大名,中等学校里也多有影评协会,甚至我们每月还像模像样地出一张四开四版的影评报纸,孔令枝老师当主编,为此,每月在黄埔剧场放映新片数部。每年市级影评协会甚至全国性的相关协会都会举行影评大赛,我在上海市举办的《开天辟地》影评中获得过优胜奖,奖品为价值200元的电影观摩卡一张。后来参加全国性影评比赛,评论电影《洗澡》,居然获二等奖,又得电影观摩卡一张。所以,“老鼠跌进米缸”,我每个星期都有电影可看,有时候只能想方设法调课去看。尽管那时烂片也并不少,看后惊呼上当受骗,可到了下一次,还会乐颠颠地跑进影院,期盼看到像《黑炮事件》《默默的小理河》《一个和八个》等带有探索意味的好电影。

八十年代中后期,电视普及到家家户户,录像机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民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看电影不再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第一享受。我曾看过一场只有3位观众的电影,那种落寞感是相当深刻的。如今,国产电影又生机重现,票房超数十亿的影片已不再稀罕。更为关键的是,想看电影,基本上都能买到票,影院内沙发柔软,音响效果超好。可惜的是,那些曾经的影评人已不知踪影,想要交流一下观后感,却知音难觅了,只能在报刊、网络上看看专家们高谈阔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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