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 何伟：洋眼看中国

                                            

在GQ杂志主办的“非虚构写作”论坛上，美国记者彼得·海勒斯作为压轴嘉宾上场。台下观众呼喊着他的中文名“何伟”。他穿着西装、白衬衫、黑皮鞋，还被主办方化了妆，抹了发蜡。

聚光灯下，何伟拿着讲稿踱来踱去，一开始不是那么流利，也许是因为离开中国太久，也许是这身正装让他有些不舒服。不过，“要得要得”、“说啥子”这样几句地道的四川话一说，场下的观众立即哄堂大笑——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何伟。

从1996年到2007年，何伟从西南小城涪陵开始，行走于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写出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是中国急剧变化的十年，何伟把目光投注于中国的普通人：农民工、小企业主、基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他长期观察他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不作大而无当的分析，从他们的故事里，他试图探究中国的核心议题。

“男神”归来 

                    

9月中上旬，何伟的身影占据了北京、上海各大文化讲座。对于作为文化记者的笔者来说，后果是不断地赶场去听他人满为患的讲座，还有就是朋友圈隔三差五地被他刷屏。

2007年，他和妻子张彤禾选择离开生活了十年之久的中国，因为他怕自己在这里太舒服，什么东西都是习惯了，可能找不到新鲜的角度。这是他离开后第三次回来。

没想到，走了之后，他在这个国度却声名日隆。2011年，《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是他进入广大中文读者的开端。3年间，《寻路中国》在中国加印13次，印数突破21万6千册。紧接着又是《江城》、《奇石》。即使暂时在大陆无法出版的《甲骨文》，也被粉丝们通过各种途径找来拜读。

于是，何伟成了最了解中国的西方作家，也成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爱好者的楷模。“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柴静的这句评语，是中国媒体和读者对其最典型的评价。甚至于对他都有些神话，连他只有一米七多的身高也被媒体写成“颇为高大”。

这次不到十天的行程里，密密麻麻地安排着各种活动。他像赶通告似的接受一个又一个采访，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对谈或者读者见面会。通常，他一身休闲，穿着格子衬衫，登山鞋。上衣的口袋里装着一支笔和一本旧巴巴的笔记本，上面写着“Cairo（开罗）084”。遇到有意思的事，他就随时掏出记下来。

最久的一次签售长达三个多小时。这让何伟很惊讶。写这些书时，他的目标读者是美国人，是老年人。而现在，中国的读者显然要比美国的多得多，而且大多是中青年人。

何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读者变了，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中国的读者变得比较自信了，他们可以看其他的角度，他们对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感兴趣了。近二三十年发生这么大变化，一些中国读者反思自己的社会；另一些人为了怀旧，因为变化太快，有些事连中国人自己都忘记了，90年代已经变成了历史。”

沉默的观察者

面对如此繁忙的日程安排，何伟似乎也并不着急，乐于跟读者聊天，“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耐心地问他们各种问题。采访中，他也经常反客为主，变成采访者。这是他作为非虚构作家的职业病。

经常有人向他讨教非虚构写作的秘诀。通常他的回答是“时间是最重要的，没有其他方法”。有时候，同样的问题，他会问五六次，每次的回答，他都会得到其他细节。

从2005年7月起的两年间，他每个月都开车到浙江丽水，住上五到八天。每一回，工厂的老板都会问他：“你的文章写完了没有？”何伟总是回答：“没有，还在研究。”后来老板忍不住同情他：“我办工厂已经办得很差了，没想到你当记者当得更差。”

而很多时候，人们都是浅尝则止，只是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而已。在《奇石》的前言中，何伟抱怨美国对于国外的报道“往往狭隘得让人丧气”，因为普遍集中在“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这两个主题上。

或者这便是何伟的难能可贵之处吧。学者止庵在评论《奇石》时说：“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里面作者的态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关心而不迷茫，冷眼旁观而不高高在上。”

何伟希望自己在中国最理想的状态，是“做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他很少参与、评判当地人的生活。在深圳市区，3个十多岁的小男孩拦下他，想让他买黄色光碟。有个中国读者问他：“你没有尝试说服他们不要这么干，而是回去读书吗？”

何伟在中国经常会被问：“为什么不出手相助呢？”对此，他很清醒：“我的使命不是改变中国，甚至也不是改变某个人的命运，而是真实地记录发生的一切。”

他也从来不自夸说自己看清了中国。他认为自己只是了解了某个具体的人和地方。事实上，《寻路中国》的英文名叫“country driving ”。

何伟依然努力保持着与笔下人物的联络。十多年过去了，何伟依然与涪陵的学生联系着。那些学生已逐渐分散到中国各地，大部分在偏远的乡村学校教书。这些年，每个学期开学前，何伟都会写一封叫“yahoo letter”的公开信，寄给每个学生，告诉他们自己的近况，即使他现在已经身在埃及。他还成立了“yahoo”基金，让学生推荐贫困生接受资助，现在是每年每人800元。

威廉是跟他联系最频繁的一个。那时，这个农村男孩刚刚放弃了包分配，加入去沿海打工的大潮。他在浙江省温州市一所私立中学里当老师，感受到贫穷、歧视和不公。何伟的回信总是很长，但他不会提具体的建议。威廉说：“他更像是一个观察者，不会说你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不过，在那些信中，我一直感受到一股鼓舞的力量。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这一次，威廉也带着家人赶到上海与何伟会面。其实，何伟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

“走不出”的中国

在各种讲座上，何伟一遍遍分享自己的经验。他讲自己从小受担任社会学教授的父亲的影响，讲自己与中国的渊源。

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是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美籍华裔牛康民。牛康民身材高大、肩宽肚圆，英语说得和美国人一样好，这使年幼的他想到中国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充满巨人的画面”。何伟还跟他学会了“创造性口吃”，这是在异国他乡顺利解决一些生活和工作疑难问题的不二法门。

对于熟悉何伟作品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新鲜，书中都曾写过。不过，粉丝们并不在乎，见见男神的肉身膜拜一下也好。

其实，关于何伟和他的中国故事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了。最近这些年，他更常用的名字应该是阿拉伯语“Boutros”。2011年，他和妻子张彤禾带着双胞胎女儿一起来到埃及生活。

与在中国一样，他也努力学习阿拉伯语，如今已经可以进行日常交流了。他想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类似于《甲骨文》那样交融当地历史、文化与现状的书。计划明年秋天开始动笔。

过去几年里，中东是新闻富矿，何伟依然不为所动只关心他要写的埃及。他说起一个手头正在写的埃及故事，讲的是他们社区的垃圾清理工。他是个文盲，但观察力很强。

有一次他拿着从垃圾袋里翻出来的中国小药盒来找何伟夫妇。那是中国的伟哥。附近有个当过外交官的人刚刚去世，他的孩子把他的东西都扔了出来，还有色情杂志这样的东西，其中就有这个小药盒。清理工还准确地报出了这个外交官的存款数，这也是从垃圾中获得的信息。“他收集人们的垃圾，所以他也知道人们所有的秘密。”

这将是一个非常“何伟”的故事。就像在中国乐于找胡同里的自行车修理工交谈一样，何伟在埃及也愿意这样的小人物走得很近。他们是何伟细致观察这个变革中的古老王国的入口。

在埃及，何伟也遇到很多中国人，在尼罗河的上游那些小地方都有中国人在那里做生意。他认识了那里的温州商人，反复拜访他，吃他煮的方便面。中国人成了他观察埃及的一个特殊的角度。

无论如何，中国的印记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写作中了。两三年后，他还将和家人一起回到中国长期生活。以前，他写的大部分人物都来自社会底层，而之后他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更加重要，也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这两三年会发生什么事，很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