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检 中国船员被海盗囚禁1671天：揭秘归来台前幕后

外交部工作组和驻肯尼亚大使刘显法到机场迎接船员

获救船员在住所打扑克牌

　　在被索马里海盗囚禁了1671天之后，10位中国船员听到了期待的乡音：“我们来接你回家了。你们已经安全了，放心。”

　　这是在见到同胞后，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人质接返工作组组长杨舒说的第一句话。

　　当地时间10月23日傍晚，索马里海盗释放的26名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国人质，搭乘联合国粮农组织运输救援物资的专机，抵达肯尼亚内罗毕机场。此时，距离那艘载有29名船员的台湾渔船“Naham3号”被劫持的2012年3月，已超过4年半的时间。

　　当同胞归来，终于可以安心地与工作组交谈，有人问起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哪一位——长期的人质生涯使这些人恍若隔世。

　　事实上，很多人连自己的鞋码都已说不清楚。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工作人员提早几日就为10位中国公民购置了衣帽和背包，跑了几家店才凑齐一模一样的10套。大多数人不记得自己的鞋码了，只能现场测量，这是他们几年来第一次穿上系带鞋。

　　虽然提早就收到了人质被释放的消息，但直到接上他们，杨舒才向北京作了报告。

　　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解释，接到人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这是人质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和风险。

　　在此之前，救援工作出现过多次反复。有两三次，船员的旅行证件都已经做好，马上就要前去接人了，最后又“推倒重来”。常有家属打电话询问进展，他们只能解释说，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迄今为止处理时间最长的同类案件，花费力气之大前所未有。从2012年3月渔船被劫至今，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接手过这起案件的主任已经换了4任，经手的工作人员达到20多人，部级协调会议也开了20多次。

　　联合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及“海上无盗计划”慈善机构等多个国内外机构参与人质救援，中国政府从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体现了中国的能力和担当。”杨舒说。

　　在内罗毕机场停机坪上，26名人质拍下了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合影，每个人的笑容都疲惫而放松。而在两个月前，海盗为他们拍下的一张合影上，在索马里灰黄刺目的阳光下，人质们每人举着一张写有特定代码的白纸，个个眉头紧皱。

　　这张照片后来被作为海盗接受谈判条件的信号和人质存活的证据，发送给了“海上无盗计划”成员、前英国陆军上校约翰·斯蒂德。他负责协助谈判和营救，对海盗的反复无常感触尤其深刻。

　　直到最后的人质移交过程，他仍忐忑不安。“你无法确定事情是否会在最后一分钟出现问题。”

　　人质交接在索马里中部城市加尔卡尤的机场进行，索马里两大地区政权邦特兰和加勒穆杜格在这里激烈交火。自从上世纪末索马里内战爆发之后，和平再也没有降临过这个沙漠之国。在那个“随时会受到袭击”的机场，斯蒂德见到了26名人质。在中国人质宋江勋的记忆中，斯蒂德不断跟他们说着“happy”和“safe”。

　　与人质会面时，斯蒂德哭了，尽管他“并不是个爱哭的人”。

　　两张合影的转换，对人质来说，则是一次格外漫长煎熬的出海的结束。杨舒看到这些人走出飞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表情比较呆滞，看上去不知所措，跟普通乘客明显不同。很多人两手空空没有行李，有人手里的行李是塑料袋。

　　为了第一时间接上同胞，中国的人质接返工作组6位成员选择等候在能够想到的最近的地方——停机坪上。

　　在约翰·斯蒂德的记忆中，中国船员“立即被中国政府接走了”。中国是唯一一个把汽车开到了飞机底下的国家。

　　当时，多个国家的接返人员在内罗毕机场等候。乘客走下飞机后，寻找同胞的人们比较激动。人们开始拥抱、流泪，场面一度混乱。

　　要从26名人质中辨认出中国同胞并不容易，他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黝黑瘦弱。工作组不得不大声喊：“中国人到这边来！”10个同胞慢慢聚拢过来，包括来自台湾的轮机长沈瑞章。

　　刚下飞机，沈瑞章就激动地从背心里掏出一张自己从前的照片，上面的他白白胖胖，与现在判若两人。“现在谁还能认出我来？”他激动地问。

　　在被劫持的日子里，他和同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厄。船上本有29人，台湾船长钟徽德在海盗劫持时被枪杀，28人沦为枪口下的人质。4年半的疾病和饥饿中，两人先后病故。四川船员冷文兵关于那段日子唯一的“纪念品”，是一个子弹头。在漫长囚禁中他曾跳船逃走。他在海里游了1个小时，登陆后又徒步十几个小时，最终还是落入海盗手里。他对获释不抱希望，以至于救援车到来时，他以为这只是又一次恶作剧。

　　冷文兵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上岸后，他们每人一天只能分到一碗水、两顿饭。早上是几片薄饼压成的拳头大的一个面团，晚上是一小碗红豆饭。他们睡在四面漏风的棚子里，没有鞋穿。

　　获释后，菲律宾船员阿尼尔·巴尔贝罗对媒体哭诉，在沙漠的高温下，海盗每天只给他们很少的水和食物。他们捕食老鼠等动物。他形容这段生活就像“活死人”。

　　根据一位医疗检查人员的诊断，26名船员中有一位患有糖尿病，一位曾经中风，还有两位患有胃部疾病。就在登机前两个小时，中风的四川船员曹永突然打滚、抽搐，最后只能先留在当地接受治疗。

　　杨舒注意到，这些同胞被接上中巴车后，很快开始有说有笑，并纷纷向工作人员道谢。第一个道谢的是沈瑞章。在他妻子发布的公开信中，也同样对大陆方面的努力表达了感谢。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杨舒说，“但会清楚地知道一直有人在关心他们，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关于“为何事件经过4年半才得到解决”，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在10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向所有参与营救的机构和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他说，“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宗旨。我们一直将被劫持船员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大家知道，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确保人质安全作为一个首要考量的话，就会使解救工作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但是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不管多难，不管需要多少耐心，中国政府都有最大决心，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的同胞接回家。”

　　与世隔绝4年半，这些人已经被高速前进的社会远远甩在了后面，对很多稀松平常的事物都显得无比好奇。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跟家人通话都需要别人帮忙拨号。

　　回国之前，一位船员想把一罐可乐带上飞机，结果在离开住处时被工作组劝阻，难受了好半天。

　　杨舒是四川人，人质中有4人是他的老乡。为了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他特意用家乡话跟他们聊天。

　　在提前考察了船员住处的餐厅后，接返工作组为他们确定了一套清淡的食谱：粥、汤、包子和蔬菜水果。

　　被问到需求时，几个四川船员表示想要吃到以辣著称的川菜，但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长期忍饥挨饿的肠胃无法承受刺激性的食物。那是索马里海盗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的地方所留下的创伤。

　　事实上，冷文兵回到老家之后的第一天就腹泻了，因为吃了一顿标准的川菜。

　　对于归来的同胞，工作组做了细致的安排。4年多以来，他们第一次睡在了床垫上。工作组安排，床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床位的安排是同乡尽量住在一起，怕他们有分离的恐惧。甚至还为他们准备了扑克牌——他们被扣押期间偶尔也会打“扑克”，是自己用烟盒做的扑克牌。

　　工作组成员还分头去不同的房间，跟他们聊天，进行心理疏导，从衣食住行聊到结婚生子，鼓励他们“往前看”。

　　“尽管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我们要尽可能引导他们想一些积极的事情，比如马上就要见到家人了，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了。”杨舒说，“这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任务。”

　　逃出生天后，的确有人立即表现出了“向前看”的迹象。刚刚离开内罗毕机场，还在中巴车上，途径一家中资企业，一名外号“小胡子”的船员立马瞪大了眼睛：“这家公司是不是中国人很多？我以后可以来工作吗？”他们已经开始考虑以后如何谋生。

　　而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当初之所以聚到那艘不幸的渔船，谋生是唯一的动力。冷文兵17岁那年就登上了渔船，只经过了简单的培训。

　　据工作组了解，将船员们送到渔船上的各类“远洋劳务公司”，几乎都没有营业资质。工作组成员宁亚龙说，被劫之前，船员们几乎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离开家乡的时候，很多人尚未成年，甚至连劳务合同都没签，就匆忙奔向大海。

　　据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陈朝阳介绍，由于出境人员数量基数大，目前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到绑架的人数位列全球第一，去年涉及中国人的海外领事保护案件数量为8.5万起，每6分钟就有1起案件发生，并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很多风险的发生都与中介机构的不合资质有关。

　　“是否签订合同是辨别劳务中介机构正规与否的一个简单方式。”杨舒说。外交部领事司发布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提醒出国务工人员，要选择具备《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质证书》或《境外就业中介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办理出国务工手续，并在签订合同时，要求对方将口头承诺的条件一并写进合同，防止日后出现纠纷。

　　护送人质回国之后，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已经收到了两封手写的感谢信。但在杨舒看来，把他们送回家只是领事保护中心应当承担的工作。“救援成功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杨舒说，“我们不会放弃挽救任何一个公民的生命，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斯蒂德表示，“Naham3号”船员的获释，代表着索马里海盗猖獗时期最后一批剩余船员被囚禁的结束。

　　自2001年至今，索马里海盗对全球海洋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已有超过3000名船员被海盗劫持为人质。

　　但现在，索马里海盗的攻击行动已经急剧减少，从2011年的176起降到了2015年的不足12起。2012年以来，索马里海盗并未在任何一次针对货船的袭击中得手。

　　针对海盗对被劫船员及其家庭在恢复过程中产生的长期影响，“海洋无盗计划”做过一项研究。今年6月发布的这份研究报告称，被释放的船员人质在恢复生活的过程中，将可能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压力。

　　根据研究，有25.77％的船员患有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

　　“被劫经历能够对船员及其家庭产生持久的影响。但是船员是一个身体上适应性很强的群体，研究显示大约75％的人质将完全恢复”，研究主要负责人科纳·席勒博士说，但这必须有赖于一套系统的应对方案，包括人质被劫前良好的训练、计划和沟通，被劫期间来自家庭的支持，以及被释放后对人质及其家庭进行系统的精神健康支持。

　　对27岁的冷文兵来说，“索马里海盗”已是一个过去的问题，他曾为之卖命的那艘渔船也早已沉没在大海里万劫不复。他当前的问题是养好身体，重新支撑起整个家庭。他表示自己只想在四川老家找份踏实的工作，早点让相依为命的父亲抱上孙子，一家人安稳度日。

　　回家后，冷文兵拿到了亲戚送的智能手机，开通了社交网络账号，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幸运仔”。他在过去10年间漂泊不定，遇见海盗的罕见厄运在他的额头留下了6厘米长的伤疤。现在，他知道自己必须拥抱新的生活，将一切坏运气抛在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