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衲衣 专访著名艺术家韩天衡：海有底，艺术是没有底的

时代呼唤不凡的文艺作品，城市需要卓越的文化创造者。上海文学艺术奖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界的最高奖，将荣誉与责任沉甸甸地交付给了上海的优秀文艺工作者。

新近获得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的韩天衡，八十高龄，奖项在身，所思考的依然是在艺术道路上不辍“推新出新”，所追求的依然是作为一名艺术创造者对时代与社会的关照。

我觉得自己还能再进步

上观：您刚刚荣获了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作为一名获奖艺术家，您如何看待艺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贡献？

韩天衡：我想，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的作用是润物无声的，是相对隐性的，不是可以用尺度明确丈量的，但它又往往能于无声处、不知不觉间产生巨大、持久而显赫的能量。

文化，关键在于“化”，化一为百，化一为万。我们现在常常说的文化软实力，这个“软”字就有趣、深刻地说明了文化的作用与价值。

而作为艺术创作者队伍中的一员，每一个人的作用都是渺小的，不能夸大。但即使渺小到一块石头、一滴水，只要融入了大山、大海，也就有了一种价值的体现。

上观：这个十月，《守正求新———韩天衡艺术展》将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这个个人艺术展主题词中的“求新”，是否正是您漫长艺术道路上不断“放开胆子攻艺”的一个关键词？

韩天衡：历史在前行，艺术要发展，社会有期待，群众有需求，因此艺术家的艺术理念与艺术风格不应该静止、凝固，而要与时俱进，不断求新。

在艺术上，我是主张创新的人。但创新，不仅是表象的新，更是有内涵的新。艺术家只有通过对自己的不断否定，也就是不守旧、不自缚、不懈怠，才能持续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取得成绩。

上观:您在《豆庐十论》中阐述说，推陈出新的本质是“推新出新”。

韩天衡：以篆刻为例，我们学习前辈印坛大家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学的是“陈”吗？不是。我们要学的是他们当时创新、闪烁光芒的“新”东西。

中国的篆刻史就是一部生动的推陈出新史、一部理念更新史。我们看到，那些印坛大家无不诚实地重视、敬畏、借鉴前人积淀的优秀传统，又无不虔诚地学习前人的新理念、新风貌而自塑自立。他们都在贯彻着推陈出新的艺术发展规律，而理念则成为他们不断推陈出新的灵魂。

这个推陈出新，我认为本质上就是“推新出新”。即我们要推古人创造之新，成就今日乃至明日之新。陈是新之母，新是陈之果，因果使然，颠扑不破。

上观：八十岁人生，七十载学艺，您如何平衡艺术之路上的学习传承与创新突破？

韩天衡：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搞艺术，无论写字画画刻印，都比较强调三个区别。第一要区别于古人，第二要区别于他人，第三要区别于自己的过去。这三个区别本质上就是一个“变”字。

变，正是我一生从事艺术创作的基本信条。常变，才能常新。我今年八十虚岁了，但这几年的作品风貌仍在不断变化。我不会因为老衰，就停止探索；也不会因为小有成绩、生活有保障了，就止步不前。不断前行，是艺术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和历史担当。

就像我自己说的，我是一名“恋古的革新派”———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而且，我至今仍能甄别自己创作中的缺陷与不足，鉴于此，我觉得自己还能再进步。

那摊油漆的形状很有意思

上观:六岁时，您偷偷拿了父亲的刻刀尝试刻章，一刀刻下去，手指被割了一个大口子。听说这道印记一直伴随您至今，它是不是已经成了属于您的一道独特的艺术印记？

韩天衡：我父亲喜欢文化，家里也有刻刀，我就拿来自己刻。那时候，不知道钢刀的厉害，有一次一刀刻下去，割下一块肉来，喷出很多血。我就感到，血是不能白流的，“血债要用血来还”，所以我一定要把刻印搞好。

上观：在“一定要把刻印搞好”的道路上，您也有幸得到良师的指点与教诲。

韩天衡：1959年，我19岁，参军到了浙江温州。金石大家方介堪当时已从上海回到老家温州，在当地的博物馆当馆长。我就慕名前去拜师。

那时，部队每两个星期才放半天假，我就利用这半天的假期，从郊区驻地坐30里路的公交车到温州市里，请老师看看自己的印，点评几句。

方先生第一次看到我的印，就问我：你有没有学过邓石如的印？我讲：没有。方先生讲：你的印，跟他暗合，所以你千万不要学我，你学我，将来超不过我。这是老师给我的一句非常重要的箴言。所以，我没有临摹老师的印，都是临摹秦汉和明清的经典。在年轻时代我曾临摹过三千方，慢慢摸索塑造属于自己的东西。

上观：三千方的数字，说明了您练习的刻苦。当时您用营房四周的水泥地当砂纸来磨石章，刻完了磨，磨完了刻，待5年后离开时，那一大片粗粝的水泥，竟已被磨得光滑如镜。

韩天衡：在温州那几年我真的是很用心，也耐得住寂寞。部队一个星期放一次电影，我总是主动和战友说：“你们去，我来值班。”战友高兴，我也高兴：又可以挤出两三个小时写字刻印了。

出海执行任务，休息的时候没什么事，我就是思考艺术。比如，看渔民在水上摇橹，我感觉这摇橹很有学问，太深就划不动，太浅又产生不了动力，慢慢从中琢磨到一种用刀的技巧：真正的直线条是从曲里面来的，真正的曲线条是从直里面来的，要讲究曲直、深浅、方圆的互用互动。

我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在读书和生活中思考。我的艺术心得，有不少就是从生活中观察得来的。我的画面上常常会出现几只标志性的三角形鸟，我之所以会想到画这种形状的鸟，就是来自生活中的观察与思考。有一次，我住房的楼道上洒了一摊油漆，那摊油漆的形状很有意思，吸引了我。后来，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我笔下所期求的鸟吗？就这样琢磨出这种三角形的人称“韩鸟”的造型。所以，思考可以驰骋思维，产生想象和变通能力。

可以做成一件非常好的百衲衣

上观：因出色的篆刻，您得以与中国画坛诸多名家结缘。刘海粟、李可染、陆俨少、谢稚柳、黄胄、程十发、唐云等都有印章出自您手。与艺术大家们的这些交往，在您的艺术生命中投射出怎样的光芒？

韩天衡：能够结识那么多的艺术家前辈，是我这辈子感到最幸运的事。我曾经说过，从每位前辈那儿选剪一片边角料，我就可以做成一件非常好的有自我性灵的百衲衣。这位老先生给一点营养，那位老先生给一点营养，这些东西我消化了再发挥，就可以变成自己的“面孔”。

这些老师有的待我像严父，有的待我如慈母。陆维钊老师患重病后，还牵挂着我。有一次我到杭州去看望他，他说，我现在能够帮助、指导你的机会不多了。所以我最近在考虑，托上海的老友郭绍虞先生来指导你。明天上午你来，我写封信交给你。第二天我到他府上，老先生躺在床上，从枕边抽出一个信封：“这封信，你回上海后交给郭先生，他和我是几十年的朋友了，会帮助你的。”信封里装的是用精妙工整的行楷毛笔字写的四页信笺，内容是拜托老友在各方面给予我指导。特别是那一句“能帮助天衡的话，我感同身受”，给予我刻骨铭心的感动。所以，我不努力，都对不起那些栽培我的师辈。

上观：当年也是画坛前辈指引您执起画笔，叩开中国绘画的艺术之门。

韩天衡：是的。我因长年刻印写文章，1975年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谢稚柳老师很关心我，对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

当时可以学习的书画范本奇缺，谢稚柳老师就拿出他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十二张，供我临摹。后来，我还经常观摩诸多老师作画，听老师讲解技法、说心得，消而化之。这些都是我艺术生涯里无比珍贵的幸运。

上观：如今，韩天衡门下学生逾三百。您最期望自己学生传承的是什么？

韩天衡：我的那些老师都是大师级的，他们都告诫我，小韩，要多读书。当然，读书不能死读书，要举一反三，变幻生化。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觉得，在今天还应该再加两个词：立德、建功。读书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要成为对这个时代有用的人。对艺术家来说，就是要成为对文化艺术有一点贡献的人。我觉得，对我的学生们来说，懂得这一点、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教了几十年学生，现在有学生三百多名，从没收过学费。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百乐雅集·韩天衡师生联展”一共举办了14届，都是由我集资、出资。当年我的那些老师没有收过我这个穷学生一分钱的学费，今天我这样做，既是对师辈的报答，也是尽我的一份社会责任。

上观：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之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该如何去追寻和表达时代性？

韩天衡：我时常和学生说，艺术需要消化、吸收、演绎、自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去积极追求两点———刀笔观照时代，作品应有担当。一个时代的艺者，总要在作品里体现出区别于古人、前人的风采，反映新时代的面貌与精神。

我们的第十三届韩天衡师生作品展，主题叫“学习强国”，观照的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因此，展出的作品，本身就应当是传统书画印的继承与弘扬时代新风的结合。用什么样的字体、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学习强国”这个主题，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不是简单地用传统艺术方式来表现时代主题，而是要用一种相适应的形式做出新的具有时代性的阐释。

泰山就是砂石一粒

上观：与众多艺术展有所不同的是，即将于国博举办的韩天衡艺术展上，其中一个部分的展陈品是您先后创作的140种艺术类著作。在大量的艺术创作之余，您是如何做到“著作等身”的？

韩天衡：我在40岁左右的时候，悟到了学术研究“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必须有机结合思考的道理，并把理论与实践比喻为搏击飞翔的鸟之双翼。所以，我一贯很看重艺术的理论研究，坚持伏案记笔记、写文章，到现在为止，已经编著出版了《九百年印谱史考略》《中国篆刻大辞典》《中国印学年表》《印学三题》《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谈艺录》等书籍。

上观：上世纪80年代初，您所著的《九百年印谱史考略》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听说您前后读过约4000种印谱及印学论著，至今还在坚持做笔记，是什么令您一辈子坚持读书与书写？

韩天衡：学与用，学是基础，学得好才能用得上、用得多。所以，我始终在学习，没有懈怠和放弃一个“学”字。

我授课时，会不厌其烦地讲学习的重要性。我也跟学生讲，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上课结束，在我自己的书斋里，我始终是一名虔诚、诚实的学生。你想呀，天底下的知识是你学得完的？

我喜欢印学，从十几岁开始，看到好印谱就做笔记，还奢想把天下的印学书都读完。上世纪80年代，画院不用坐班，有一阵我天天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军用水壶装满水，带两个高庄馒头，在阅览室里从早看到晚，真是尝到了读书的甜头。

有一次，我到天津图书馆去看书，工作人员问我想借什么书，我说我讲不出书名。借书却讲不出书名，工作人员以为我跟他开玩笑。我解释说，讲得出名字的印谱类书都看过了，我就是想看古人讲的“未见之书”。工作人员就把我带进去了，我看了内部的书目卡片，果然有两本没见过的书，一本是李叔同早年的印谱，一本曾是被乾隆禁毁的周亮工编的《印人传》，全称是《赖古堂别集印人传》。

读古来未见之书，犹如大海捞针。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读书的甘苦。

上观：这些甘苦最终沉淀出什么？

韩天衡：我常常说，世上唯一可以多吃多占的好事就是读书。要尽可能多地读书，掌握一手材料，眼明心亮，那么你思考、判断问题就会有扎实的基础，进而得出有据的结论。

我的《中国印学年表》汇辑的时间跨度近50年，1987年第1版，1994年第2版，2014年是第3版，我这一路读书，始终都有新的发现与增补。如近5年，我补充的新资料就超过2000条。总之，天南地北海内外地访书、读书，让我成了这个领域里不多的“富翁”。

上观：您为什么如此看重读书这件事？

韩天衡：读书对于学人，犹如田地对于农夫一般性命攸关。从小老师就跟我讲，读书是根。我自己也体会到，读书和画画写字不一样，画画写字是数量的积累，而多读一本有用的书，就好像登高一级。所以，我认为从事书画印创作，越往前走，读书学养就越见重要。

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谢稚柳老师，他问我，最近脑子里又在想什么呢？我说：“报告老师，最近我想到，写字、画画包括刻印，创作背后支撑的只是四个字。”老师问：“哪四个字？”我答道：“诗心文胆！”老师一拍大腿：“好！你应该拿这4个字刻枚闲章，盖在画上。”

去年我写过一篇登泰山的文章。我说，第一次登泰山，体会孔子说的“登泰山而小天下”，有些“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豪迈。后来再登泰山，体悟到，登上泰山天下是小了，你自己大了吗？不，你更渺小了。回上海后，我刻了一方“登山小己”的印，作为自警。我们常用“泰山北斗”来做比喻，其实位于北斗俯瞰泰山，泰山就是砂石一粒。自满骄傲要不得，把自己看小的人，腾出空间，才能虚怀纳物，有所作为。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便宜事

上观：您曾说：“我喜欢画荷花，一到夏天所有花都蔫了，唯有荷花在阳光越强烈处开得越好。古人总讲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却总不论及它的迎酷暑而傲放。我讲荷花有其刚毅的性格，梅花不怕冷，荷花不怕热，所以若不能吃苦、若不能耐得住寂寞，是不会有成果的。”您这是借荷花勾勒艺术工作者的精神图像？

韩天衡：是的。我认为，搞艺术的人首先是要耐得住寂寞。你今天拿起篆刻刀，明天就想成为篆刻家，后天就想成为大师，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便宜事。因为，艺术绝不是炒作出来的，不是吹捧出来的。搞艺术的人要有平常心，要耐得住寂寞，把名利抛在一旁，一定要沉下去、再沉下去。当然，艺术其实是没有底的，海有底。

在商品社会里，艺术创作客观上会产生名利，但那只是副产品。如果为了追逐名利，拿艺术当作敲门砖，就是本末倒置。即便艺术给你带来了名利，也要懂得那些并不是你真正要追求的东西，艺术的初心不能丢。我们都知道，栽树开花结果是需要等待的，艺术的成长更是如此，要能吃苦，要能坚持，要耐得住寂寞。

上观：不仅要把名利放在一旁，您甚至认为，“搞艺术，一辈子就是在批评里生存”。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否艰难了些？

韩天衡：恰恰相反，回顾我的艺术道路，可以说，我真正是尝到了批评的甜头。25年前，我就发表过以“感恩批评”为标题的文章。回顾学艺70年的悠长历程，让我健康成长的不是廉价的表扬，恰恰是鞭辟入里的严峻批评。

上观：2013年，韩天衡美术馆在上海市嘉定区开馆。馆内除了您的艺术作品之外，更多的是您数十年收藏的珍贵艺术品。您是怎么想到捐出来的？

韩天衡：这些艺术品都是我多年来陆续收集的，我将它们视为老师，宠若伴侣。朝夕相处，我从中汲取艺术的养料。历代的书画印艺术品作为老师，不会“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它们是金身不败的，可以成为后人不朽的老师。我已年过七十，这老师、伴侣是带不走的。我又思忖，这些请回家的老师和伴侣是决不能去换钱的，就与家人商议决定捐给国家，“独乐变众乐”，让它们也有更好的归宿，并继续发挥老师的功能。

上观：在您看来，一座美术馆对城市的文化发展承担着怎样的功能？

韩天衡：我认为，一座好的美术馆应当具备两种功能：一是要懂得回头看，敬畏我们5000年的优秀文化，但更重要的是要引领大家向前看，去努力创造属于今天、明天的更新更灿烂的文化。

韩天衡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上海中国画院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