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岂可乱称？告诉你：他们才是真正的“先生”

云山昌盛，江水流淌，老师的风，山高水长。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当一百年前中国“90后”和“00后”的青年人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时，还有一批当时在社会各界都已深孚众望的学者，在用不同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他们无论生前身后，都被人尊为“先生”。这其中包含着世人对他们的学术修为的认可，为国为民的崇敬，以及独立精神的向往。

1912年5月6日，鲁迅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这一住就是八年。也是在这里，鲁迅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黄乔生（鲁迅研究学者）：

写这个《阿Q正传》还用的是巴人。写出来以后全北京的人还都不知道，这个巴人是谁。很多读者都说了，怀疑这个巴人就是自己的一个朋友，为什么呢？他怎么对我了解那么清楚。即使是不识字的人，很多人可能都听过阿Q的名字。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精神胜利法，就说一种经典，它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就是一种文学中一个不朽的力量就在于这里。

1923年鲁迅的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取名《呐喊》。当时有人在《现代评论》撰文评论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少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止庵（鲁迅研究学者）：

本来世上就有两种作家，第一种作家是给世界说真话的。一种作家是给世界说谎话的，这世界确实需要谎话。说谎话的价值未必比说真话一定要低，这是我们一个基本认识。但是这世界上不能只有一种作家，尤其不能只有说谎话这种作家。大家都说唱赞歌，大家都说得好，得有正能量，这世界得哄着这世界，确实得有人告诉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鲁迅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那种说真话的作家。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这首名为《题民元照片》的诗，是于右任先生为纪念辛亥革命时期一同举事的战友而作。此诗写就时，照片上的辛亥诸君只剩于右任一人在世。半生戎马，一世清高，于右任先生留给世人的，是中国传统文人“贫，气不改。达，志不改”的一个縮影。

家住美国的于念慈是于右任三儿四女中，第二个女儿。当年因为年纪太小，不曾跟着父亲回到西北。但于念慈知道老百姓的生活，始终是父亲最挂念的事。

于念慈（于右任之女）：

赈灾的时候常常都是他去，他每一次从甘肃。什么地方回来的时候，都有相片本子，我父亲去赈灾时候回来的相片。我常常翻那些本子，看着真是很凄惨很难过。

即使大哥于望德娶妻，父亲也要孩子们以苍生为念。这是于右任写给儿媳的亲笔信，内容写着，要先救陕西老百姓。汇不出款，愧对家人。

于崇均（于右任之侄孙）：

他儿子当时在上海办那个婚礼，收的礼全部捐献到西北来，然后他在筹措。三原那时候流行一种瘟疫，叫虎烈拉，那药都是进口药。全部就是弄回来以后，给当地民众散发了。我小时候碰到那些老年人就说，要是没有于右任也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了。

王改民（陕西书法家）：

饿死三百多万人，于右任在南京政府组织救灾。到处求人借钱，给他儿子的学费都寄不出去。我没有钱给你们寄了，我要救老百姓。把他的全部的积蓄集资来的钱，拿到陕西来救灾。

1919年的5月，五四运动爆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有一位年轻人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他就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组织了第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考古队伍，他不想在考古领域上成为外国学者的帮佣，这是傅斯年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所留下的身影。

马亮宽（《傅斯年传记》作者）：

考古这方面，当时就确定了目标。用西方的科学的考古方法，来在大陆进行科学考古，就此选定了安阳殷墟。

安阳殷墟考古将近10年，共有15次的大型挖掘，考古人员住进简陋的民居，几乎以当地为家，傅斯年的同门师兄顾颉刚，当年在《古史辨》中所提到夏商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傅斯年的殷墟考古推翻了《古史辨》的论证，考古证明了上古史推到了夏商两个朝代，是有根有据的信史。

在《古史辨》运动以后，那个大量遗骨，认为古代的书、历史都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认为东周以前恐怕主要是石器时代这样的想法。一下子就，因为出来的东西异常的精美，而且都是商朝的东西，离周还有一段时间，尤其是使得的信史往前拉了几百年。

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发生，它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事变中一位民间报人的身影凸显了出来，登载着他文章的40万份报纸被空投于西安城内，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催化剂，也造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幕奇观，这位报人就是张季鸾。

18日《大公报》发表由张季鸾亲自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宋美龄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论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40万份，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李云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因为当时形成一种全国的拥蒋潮流，其他都是谩骂。只有张季鸾 《大公报》，这个社论比较公允。而且说得人们能够接受，所以这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后来双方的谈判，释放蒋介石，确实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李春元（榆林地方志研究学者）：

这次是蒋介石和张季鸾关系奠定了最牢不可破的基础。生死关头，张季鸾挺身而出。在抗战期间，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经跟日本人有过接触，日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这个时候和平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中方谈判代表之一就是张季鸾，所以可见这个情况，这个关系不是一般。

抗战时期国家不保，民族危亡，张季鸾所领导的《大公报》倡导文人论政。试图以文字维护国家，维持危局，维系人心。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大公报》；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的青睐，张季鸾用手中之笔，写就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随着民国文化热，老课本热，许多大先生重回人间。而丰子恺独树一帜的画风、文风广受追捧，成为拍卖会上的亮点。征文比赛的由头，他的画作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2013年年尾《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开始推广，2014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炉。丰子恺的画作点缀其间，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到偏僻县城，电视台、标语牌、宣传册，尤其是修地铁，搞基建，大拆迁的合围大模板上，他的画成为最好的装饰中国梦的具象烘托。

然而即使在最悲伤的时候，他也保持时运天道的乐观，警报声急，敌机空袭，一对年轻男女，急急躲进一处僻静山涧，邂逅做伴，世事悲惨，山河美意。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不能只看见那种强烈的批判的，像鲁迅那样的一种斗争式的方式。就是自己营造一个美的世界，疏离这个世界，营造一个空灵的、清新的、柔美的这样的艺术的世界，然后去对抗这个时代，他的着眼点是关心、同情和哀叹，平民的生活和遭遇和他的命运，他绝对不画那种你看不到的东西，他都是画的寻常景、寻常人，他的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狂狷之气是隐藏他的内心深处的。

生活总是绝处逢生，他的画反倒在最灰暗的年月显出一种明亮。

敬请收看凤凰大视野《先生》

编辑：苏珍妮、撕纸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