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终于完结了,先鼓个掌。

曹盾导演的确下了功夫,还原出一个较为真实朴素的大唐长安。

而我前段时间,也写了很多相关文章,从多个角度,分别描述了唐代长安城的兴荣辱灭。

但今天,咱们来聊点儿不一样的。

除去盛名在外的长安与洛阳外,在大唐的鼎盛时期,还有一座城市,也曾作为“陪都”,与长安城一起见证了三百年的大唐风云。

这座足以媲美长安雄城的伟大都市,正是李唐家族的“龙兴之地”:

太原。

太原古时称为晋阳,同样位于关中地区,但相比关中腹地要稍稍往左(坐北朝南看),不仅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东地区”,且在长安与洛阳的北方,因此唐朝时所称的“北都”,代指的正是太原(晋阳)。

晋阳地理位置示意图

当时的太原,虽在经济繁荣程度等方面,不如“长安”与“洛阳”,但因李唐家族在太原开创基业,因此太原在整个大唐时期,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政治意义。

诗仙李白曾如此赞道: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

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

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

雄藩剧镇,非贤莫居。

——————《秋日于太原南栅饯赴上都序》

这段话粗看并不难理解,所谓“三京”,正是唐朝时期的“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

其中“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这句话相当于对太原很高的评价,可以理解为李白称赞太原是“连接四方的要塞,控制‘五原地区’的都城,自古便是雄藩重镇,聚集着天南地北的贤才英将,地位非同一般。“

李白

而自从隋大业十三年,即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晋阳)正式宣布起兵以后,再到公元618年建立唐朝,最终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整整长达290年的时间里,太原始终作为唐长安城的陪都,而发挥出极为特殊的历史作用。

要想弄明白具体有哪些作用和意义,那我们就要从两个方面,深入的探讨一番。

第一,政治+军事意义

说起政治方面的意义,就不得不先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两京制度”。

所谓“两京”,即是在国都的附近地区,或者在国都远离中原腹地,靠近边关的情况下,于国家中部地区设立一座“副都”,也称“陪都”,以此来补充国都缺失的部分行政职能。

毕竟一国之大,在交通等各方面并不发达的古代,要想通过国都内的行政机构管理全国,难免也会出现部分功能不足,或是鞭长莫及的情况。

唐代晋阳城示意图

尤其是唐时的长安,虽位于关中腹地,但为了遏制北方突厥与西北塞外,所以长安的位置稍稍偏向西北,不利于李唐皇室管辖国家全境,因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在中原腹地设置洛阳与太原为陪都,此举不仅加强了李唐皇室对于全国的控制,也解决了行政职能不足的潜在问题。

因此设立陪都,就能针对国都所缺失的部分功能,进行针对性的补充与协调,甚至某些特殊情况下,一朝之都也不止“两京”,像唐朝,就曾出现过“三京并立”的政治格局。

(注:为避免可能引起的政治敏感问题,因此本文称一国之都为“国都”,而不称“首都”,防止某些网友过度解读,谢谢。)

往深了说,“陪都”的具体效用,就是辅助国都更为高效的处理事务,分担行政压力,以及在出现危险情况时,能够及时呼应,如训练兵马,积蓄粮草,以备不时之需。

一旦长安城出现战乱,可通过调用陪都洛阳或晋阳的兵力,紧急前往增援,或是调拨粮草运往长安,以防城中出现饥荒。

再比如日常情况下,如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仅凭长安难以完成,便可由洛阳或太原的行政机构,分担一部分的事务压力,帮助长安承担起全国范围内人口普查的重任。

唐代太原城地理示意图

既然理清了“陪都”的概念与作用,古时晋阳城的政治意义,也就很好理解。

在唐朝开国,定都长安以后,李渊虽未正式下诏将太原设为陪都,但太原作为李氏家族前期征战的核心根据地,始终具备陪都的部分特征与性质。

唐高祖·李渊

直到武周时期,武则天认为太原的地理位置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长安与洛阳,这才亲自下诏,将李渊设立的“并州府”,改为“北都”,这也就意味着,太原正式作为大唐“陪都”,辅助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共同解决国家层面的行政事务。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寿。改用九月为社,大酺七日,并州改置北都。

于此,在武周时期,正式形成了“三京并立”的政治格局。

“三都”地理位置示意图

此后虽历经玄宗等皇帝的多次改称与改制,但在唐朝人的心中,太原始终是三京之一的陪都,前文中所引用的李白所作诗句,便是最好的佐证。

《秋日于太原南栅饯赴上都序》:天王三京,北都居一。

接下来,再说到军事意义。

早在隋朝时期,太原就是防御突厥与北方外敌的重要屏障。

因其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首先三面环山,位于盆地之中,南面又为河谷平原,北起石岭关,自古便为易守难攻之“三晋要冲”,所以太原形成了军事战略上所说的“关隘”,凭此更有“中原北门”之称。

自隋唐以来,为对抗突厥南侵,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在太原地区的军事建设与部署,到唐玄宗设置节度使时,所设河东节度使,治所便在太原府,足以可见太原作为军事战略要塞的重要意义。

《通典》:大唐河东节度使:理太原府,官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百二十六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掎角朔方,统天兵军、太原府城内,圣历二年置,管兵二万人,马五千五百匹。

李渊在起兵之初,便是隋炀帝亲自委任的“太原留守”,主要负责防备突厥,以及镇压山西各地的农民起义,所以李渊入驻太原以后,便苦心经营,部署重兵,屯备粮草,这就为之后的“晋阳起兵”奠定了军事上的先决基础。

直到晋阳起兵,李渊建立“大将军府”,整座太原城由此成为李氏家族征战天下的大本营,因此在618年以前,太原始终作为李渊制定战略方针,下达军令的军事核心枢纽。

“晋阳起兵”连环画

这正是所谓的李唐“龙兴之地”,搁咱老百姓们的说法,也就是“发家之地”,是李渊最初起兵的根基所在,因此在617年到618年的一年时间里,太原城的老百姓每天都能见到大队兵马进进出出,也能看到未来的大唐皇帝李世民风风火火的进入大将军府,与父亲李渊,大哥李建成一起,谋划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武德元年(618),但当时唐朝已经开国,且定都长安,所以在战时发挥出巨大效用的太原城,政治地位开始逐渐下降。

这是由于国家的整体形势所决定,毕竟开国以后,李唐家族的经营中心,逐渐由隋末时期的割据混战,转变为“安内攘外”,位于关中腹地的长安,由此突显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反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太原,不再具备对外的战略优势,因此在定长安为国都后,太原的政治地位也随之下降。

虽说政治地位相比长安有所下降,可是太原本身的政治地位,仍旧有别于其他城市。

因为在武德元年,即唐朝开国这一年(618),李渊为表示对“龙兴之地”太原的尊崇,便废除隋炀帝以秦代郡县制为基础设立的“太原郡”,改置“并州府”。

晋阳古城图

所谓“太原郡”与“并州府”的区别,我打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方,首先在行政等级上来说,“郡”和“府”并没有太大区别,均为统县政区。

用现在的话来说,皆属于国家一级地方行政区。

如秦朝时期,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省”,而每郡设一守,是为郡守,则相当于“省长”。

但在唐朝时,“府”的政治地位显然更高,为京都(包括陆续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

如众所周知的长安城内,有“京兆府”,设“京兆尹”为长官,统领长安,万年等二十二县,所以府的行政级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一级国家行政管理部门。

另由于国都的重要性,以及位于皇权中心,因此理论上来说,唐朝时“府”的政治地位,显然要比“郡”高出少许,可看作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或与皇权有关的直辖地区。

唐朝“太原府”地理位置示意图

因此,李渊将前朝隋炀帝所设的“太原郡”,改为“并州府”,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凭此也可看出,太原在李渊心中的地位,自然是与其他城市有着莫大区别,至少对于李氏家族来说,太原是他们当年“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后续一年内指挥兵马在全国作战的大本营,抛开前文所述的政治与军事意义不谈,这种对于发家之地的情怀,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能理解。

第二,经济+文化意义

这方面,其实太原属于典型的农业城市,地处盆地,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一年四季的气候,又十分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因此往常我们所说的中原腹地,太原便可算作其中之一,自古就是声名远播的“天下粮仓”。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三》: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

凭上述引用可见,北都太原一年的产粮,就足以支撑起振武,天德等多个军镇的粮草供应,可谓农业极其发达,仓储更是雄厚。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唐朝大力兴建水利,促使灌溉技术大幅进步以后,太原的农业生产也进入了一段辉煌腾飞期,由此催生出繁荣的农业经济,与此同时也使太原成为京师长安等多个地区的重要粮仓与后勤保障基地。

继而,随着大唐朝廷在太原设立“太原冶”,整个太原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乃至太原地区不仅成为了大唐的造币工厂,其所产的铜镜,铁镜,马鞍等制造业产品,在畅销国内的同时,也随着与外邦展开贸易,从而远销海外。

太原出土的唐朝“光流四瑞兽铭带镜”

另外,当时的太原还有一项与众不同的支柱型产业,正是赫赫有名的葡萄酒。

此酒为太原特产,自古有之,历史渊源极为深远,在《唐国史补》中,甚至将河东葡萄酒与剑南春等千古名酒并列:

酒则有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唐国史补·卷下·叙酒名著者》

(注:蒲桃,古时葡萄之别写。现在所说的“蒲桃”,是一种原产自东南亚,后引进我国的外来果品。)

凭此来看,至少在唐朝所列的名酒中,唯独河东葡萄酒不属于白酒,也是在名酒之列中,唯一的葡萄酒,乃至因其绝佳口感,而被纳入贡品之列,专供长安大内。

《册府元龟》:十二月,敕河东每年进蒲萄酒,西川进春酒。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综上所述,可知唐朝时期的太原,一是农业十分发达,作为各重镇粮仓,始终发挥出极其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二是制造业与工商业繁荣,如畅销国内的铜镜等民用器物,乃至河东葡萄酒这类贡品,使得太原成为中原北部地区举足轻重的商业大城。

说完了经济,最后再让我们简单的聊聊文化。

诚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悠久传承,每个地区都别具特色,然而太原作为中原腹地的大型城市,早在北齐时期,便曾与北方少数民族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太原这座城市,在唐朝时期具备一种历史延续下来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得益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太原城内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多民族特色。

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中胡族壁画

如兴盛一时的“蚩尤戏”(又名角抵戏),自南朝伊始,再到唐朝时,经过太原的民族融合,得到了极大发扬,并成为北方大部分地区民间最为喜爱的文化活动之一。

总而言之,太原作为大唐的陪都,也是当时的第三大城市,在唐朝历史上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作用与意义,前文已经详述,若总结来看,无非四点:

政治,为李唐家族龙兴之地,建立千古霸业的根基所在,唐朝开国后,辅助国都长安完成行政事务。

军事,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关隘,屯集重兵,储备粮草,更是中原地区赫赫有名的丰硕粮仓,不仅地理优势得天独厚,粮草生产更是极为充沛。

经济,作为北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城,每年所生产的粮食,在自足的前提下,还能支撑多个军镇的粮草供应,以及制造业与工商业繁荣昌盛。

文化,受益于南北朝时期,乃至隋朝统治者实施的汉化政策,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下,太原本土文化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从而变得越发包容,文化特色也愈发多彩多姿。

所以,结合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唐朝统治集团将太原定位“陪都”,实乃明智之举。

晋阳古城3D效果图

从种种角度上来说,太原其实也是被历史有所“忽略”的城市,当时的晋阳知名度,并不如长安等雄城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深刻,很多人提到唐朝,几乎脱口而出的就是长安,再或者就是东都洛阳,想到这两座城市,几乎就是大唐的强盛象征。

但一朝之繁荣,并不只是在单独一座城市中体现,太原这座大唐陪都,也见证了当年李渊家族的发迹,也为大唐的繁荣贡献了不容小觑的力量,因此不管是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的角度,太原都可当之无愧的称为唐朝第三大城市,乃至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龙兴之城,而持续散发出迷人的神秘气息与历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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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秋日于太原南栅饯赴上都序》: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

《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寿。改用九月为社,大酺七日,并州改置北都。

《秋日于太原南栅饯赴上都序》:天王三京,北都居一。

《通典》:大唐河东节度使:理太原府,官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匹,衣赐百二十六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掎角朔方,统天兵军、太原府城内,圣历二年置,管兵二万人,马五千五百匹。

《唐国史补·卷下·叙酒名著者》:酒则有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

《册府元龟》:十二月,敕河东每年进蒲萄酒,西川进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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