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德富

碧涧寺最早见于唐代诗人元稹和刘禹锡。元稹有《八月六日与僧如展、前松滋主簿韦戴同游碧涧寺,赋得扉字》诗:“空阔长江碍铁围,高低竹树倚岩扉。穿廊玉涧喷红旭,踊塔(高耸之塔)金轮拆翠微。草引风轻驯虎睡,洞驱云入毒龙归。他生莫忘灵山别,满壁人名后会稀。”一年后元稹又有《公安县远安寺水亭见展公题壁,漂然泪流,因书四韵》:“碧涧去年会,与师三两人。今来见题壁,师已是前身。芰叶迎僧夏,杨花度俗春。空将数行泪,洒遍塔中尘。”(元稹《元氏长庆集》卷第九)。后来元稹的朋友刘禹锡也来到碧涧寺,读到元稹的上述第一首诗,写了一首和诗《碧涧寺见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诗有三生之句,因以和之》:“廊下题诗满壁尘,塔前松树已皴鳞。古来唯有王文度(东晋名臣王坦之),重见平生竺道人(沙门竺法师)。”(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第十)。

上述两诗中提到的几个地名均属古荆州。查荆楚一带的方志,关于碧涧寺有两处记载,一是同治《远安县志》,收录了一位名叫周葆思的人的《碧涧寺不知其处论》,全文如下:

大凡世远年湮之事,有不必曲为之解者。曲为解之,鲜不凿矣。旧志载碧涧寺,今不知其处,阙其疑可也,而吾谓犹可以义断。

夫“碧”之为言,青也;“涧”之为言,溪也。在唐人创寺于青溪,不以青溪名寺者,避俗也。在后人以寺在青溪,即以青溪名寺者,从同也。不特字义可解。考《荆州府志》,列碧涧于远安寺观中,以唐元稹诗序证之,则碧涧之为青溪明矣。

或曰别有碧涧寺近龙女祠,今久废矣。顾曰久废必有遗址,既无遗址,则一寺二名又何疑乎?夫竹马也,而曰筱骖;孔雀也,而曰圣禽。古人立异好奇,大率如此。虽然易“青”为“碧”,易“溪”为“涧”,骚人词客一望而知。而游是寺者不尽骚人词客也,必将举命名之义,遍执游人而告之,不亦劳乎?夫知其名,不知其处而置之,犹可言也;知其名,必求知其处以实之,将有身在碧涧,而不知碧涧之即青溪者。是犹口诵观音,而不知观音之即吾心矣。夫头之言首,脚之言足,即身而具者也。今舍头而别求所谓首,则头上加头;舍脚而别求所谓足,则足外添足。求之不得,则曰不知其处。然则头也脚也,将于吾身之外求之乎?抑将曰不知其处乎?(郑燡林同治版《远安县志》)。

这篇文章貌似说得很有道理。但作者似乎没认真读元稹的诗,更没读元稹的诗前小序。元稹的诗前原有这样一个小序:“寺临蜀江,内有碧涧穿注两廊,又有龙女洞能兴云雨,诗中喷字以平声韵。”“蜀江”乃长江古称,这是学界常识,陆游《入蜀记》写枝江宜昌一带的江水均称蜀江。元诗开篇即写长江,此寺在长江边上是毫无疑问的,不可能是远安大山中的青溪寺(青溪寺今属当阳)。上引诗序应该就是周葆思所说的《荆州府志》‘以唐元稹诗序证之’的诗序。他所说的《荆州府志》我们不得而知是指哪个版本,有的版本已经亡佚,无法查证。仅就元稹的诗序原文来看,是不能得出碧涧即青溪的结论的。远安旧县志将此寺错成远安,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远安境内有一“龙女洞”十分有名,二是元稹的第二首诗中有“远安寺”三字。但元稹说得很明白,这个“远安寺”是在公安县。其实,远安寺与远安县没任何联系。明代公安派著名文学家袁中道曾讲到过这个寺:“展公,今二圣寺僧也。远安寺即今二圣寺,宜入志。按,远安寺名‘安远寺’,安公,远公之师,不应后之。”这里所说的安公是指东晋著名高僧道安,远公是指其徒慧远,亦为晋代高僧。

如此说来,碧涧寺是不是就是“远安寺”呢?细读元诗,不难发现“碧涧”与“远安”是两个寺,分属不同的地方,只是这两个寺,展公都曾在其中生活过,都曾留过诗在那里。

另一记载“碧涧寺”的方志是光绪《荆州府志》:“笔架寺,疑即唐碧涧寺,俗讹为笔架。”这个说法更不靠谱,“碧涧”与“笔架”的含义差别太远。碧涧寺得名的由来元稹的诗序说得清清楚楚,与笔架没有任何关联。“涧”与“架”的读音也有较大差别。查相关资料,笔架寺在今松滋西南,离长江较远,与元稹的记载明显不符。光绪《荆州府志》之所以有这一说法,可能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元稹的同游者之一韦戴(一作“载”)是前松滋的主簿。第二个原因就是历史上不仅有碧涧寺在松滋的记载,并且还是出自一位地理学家之手。宋人王象之在其《舆地纪胜》卷第六十四中曾记载:“碧涧溪在松滋县西六十里,有碧涧寺。”

碧涧寺到底在哪里?除了如展,还有哪些僧人在此寺驻锡过?(宋)释赞宁撰写的《宋高僧传》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此书收有《唐荆州碧涧寺道俊传》:“释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涧精舍,修东山无生法门,即信、忍二祖(指四祖道信、五祖泓忍)号其所化之法也。勤洁苦行,迹不出寺,经四十余载。室迩人远,莫敢请谒者,唯事杜默(沉默)。如是声闻于天。天后、中宗二朝(指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当时另一高僧,当阳人)应诏入内供养。至景龙(李显二度登基时的年号)中,求还故乡,帝赐御制诗,并奘(荆州白马寺高僧玄奘,江陵人)、景同归枝江,卒于本寺焉。”

赞宁说在枝江,王象之说在松滋。孰是孰非?笔者以为赞宁的枝江说更可信。一者,赞宁更早,后唐天成年间即出家修行。他离元稹他们生活的中唐只有上百年时间,而王象之是南宋中期人,其《舆地纪胜》约成书宝庆年间,比赞宁晚了近三百年。二者,赞宁不仅是僧人,而且是著名佛教史学家。其《宋高僧传》上接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下迄宋朝雍熙年间,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用今天的话说,专业人士写专业内的事情,可信度自然更高些。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赞宁与王象之所说的是同一个地方。第一,松滋县西六十里也可以是指枝江地界,今枝城向西向南几十里,古时均属枝江,离松滋正好六十里左右;第二,枝江在历史上曾数度省入松滋,宋代熙宁年间也曾并入松滋,因此宋明时期的书籍中所说的松滋,很多时候实际就是指枝江。比如枝江历史上的著名的书院就是当时任松滋总管府署官的元驸马都尉、承直郎伍先辅所建。

碧涧寺在枝江还有一个间接证据。

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送枝江刘明府》诗:“老著青衫为楚宰,平生志业有谁知。家僮从去愁行远,县吏迎来怪到迟。定访玉泉幽院宿,应过碧涧早茶时。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此诗中“玉泉”与“碧涧”两两相对,“玉泉”是寺院名,“碧涧”不可能不是寺名。但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而误以为是指碧绿的山涧。僧人一般不吃早饭,但早上要喝早茶,这也符合僧人的生活习惯。

通过上述分析,不能看出这个碧涧寺,从大的环境来看,是处于平原与山陵的分界处。而枝江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从具体位置来看,它背靠青山,下临长江,有一股不小且清澈的泉水穿过寺中,寺旁还有洞穴。枝江符合这些条件的地方还不少。

至于此寺为何后世不见记载甚至连遗址都未发现,可能与这座佛寺处于长江边这一特殊位置有关。历史上的长江洪水,破坏力极强。枝江一带河道数度变迁,直至后来江沱易位(干流与支流换了位置)。南宋以前位于百里洲上的枝江老县城都被江水冲刷得荡然无存,更不要说一座小小的佛寺了。何况这座佛寺廊下还有较大的泉水,长期被冲刷。

最后作个推测。据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枝江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碑记《法华台记》:“《法华台记》在枝江县法华台,至道三年春,郑文宝掘地曾获《法华台记》。”枝江的这个法华台,县府志不见记载,而这个《法华台记》的作者、书者是谁,《舆地纪胜》也未记载。发现者郑文宝是当时的枝江县令,这个人可非等闲之辈,他是宋初的历史学家、著名诗人,作品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郑文宝将那个碑记视为宝贝,可以想见这个法华台不是一般的寺院,那个碑记的作者、书者也不是一般人。笔者大胆推测,这个法华台可能就是唐代的碧涧寺,这个《法华台记》可能就是出自当时驻锡碧涧寺的展公之手。清代学者孙之騄在为唐代诗人卢仝的《玉川子诗集》作注时曾推测元稹笔下的这位“展公”有可能是段季展。段季展的书法在当时虽然名气不大,但书法功底深厚,韩愈所撰的《李元宾墓铭》即他所书,米芾也曾自言师法段季展。这个推测缺乏更多史料支撑,姑且作为一个线索提出来,供其他研究者参考。

(此文原发表于《三峡文化》2016年第4期)

作者:周德富,湖北枝江人,现为湖北枝江一中教师,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枝江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委员。在《中学语文教学》等专业报刊发表教学类文章近百篇。出版《高中文言文导读》等多部语文专业书籍,出版《沮江随笔注释》《张盛藻诗文集》《朱锡绶诗集》《雷思霈诗辑注》等文史专著,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鄂版四库全书《荆楚全书》的点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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