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涧是什么意思、秋影金波是什么意思

千百年来在北京昌平这片土地上，涌现有经世济民的能臣，也有百战封侯的骁将，有清正自守的廉吏，也有敏于任事的干臣，他们用人生的求与舍，官德的守与弃，书写了昌平正道沧桑、回肠荡气的历史。一面明心见性的正身镜，一部修身为政的“官箴书”。抚今追昔，今日之昌平与古相比，虽时变，物变，境变，然其承启之势，兴废之律不变，修政之道不变。

张耀之担当：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

这句诗词，出自金末元初著名文士元好问的《四哀诗·李钦叔》。作者借诗言志，指出为政者在其位，谋其政，做官避事为平生之耻，克己奉公，哪怕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昌平历史上，也曾有这样一位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官员，他就是张耀。

《北齐书》卷二十五《张耀传》

张耀，字灵光，上谷昌平人。其父张凤，官居晋州长史。张耀少时处事贞谨，为官后“历事累世，奉职恪勤”，深得北齐高祖高欢、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等六代帝王的器重，可谓六朝元老。张耀一生，政海浮沉，历任中军大都督府长史、丞相府仓曹、尚书右丞、青州刺史、秘书监等职，赐爵都亭乡男。任职参军期间，大都督韩轨徇情枉法，被逮下狱，韩轨左右近臣及州府僚佐，被追脏问责者达一百多人，唯张耀以“清白独免”。天保初年，文宣帝高洋起驾出巡，至夜方归。时张耀负畿辅守备之责，以夜色昏沉，真伪难辩，勒兵严备，闭门不纳。高洋以帝王之尊“驻跸门外久之，催迫甚急”，张耀手执火把，独出见帝，辨明真伪后才开门迎驾。高洋以张耀不惧权贵、尽忠职守而大加叹赏。天统元年（565年），北齐后主高纬临朝，张耀积劳成疾，抱病上奏，昏厥于朝堂之上，随即逝世，时年六十三岁。高纬痛泣曰：“岂失我良臣也！”张耀生前，忠贞平直，温恭廉慎，履职恪尽职守，生活极其简朴，“车服饮食，取给而已”。张耀殁后，朝廷追赠其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燕州刺史，谥号贞简。

刘蕡之无畏：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

此语出自南朝文学家范云的《咏寒松诗》。松，岁寒三友之首，以劲节称，古来咏松之诗不胜枚举。《论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诗文以松喻人，托物言志，赞颂在得失荣辱间，不失本色，不易初心的铮铮俊杰。在昌平历史上，同样有这样的人物，其中之杰出代表，则非刘蕡莫属。

“刘蕡故里”碑拓片，清初吴下人倪钦题写。碑原位于昌平区沙河镇西沙屯，现存昌平区石刻园内。

刘蕡，字去华，唐代幽州昌平人，吏部尚书杨嗣复的门生，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进士擢第，为昌平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士。刘蕡具体生卒年不详，然他一生的最大转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此前，刘蕡以士子之微寄身乱世；此后，他因直言极谏而名垂青史。大和二年，唐文宗李昂下诏恭俭求理，策试贤良。时应试者百余人，但多平庸之论。唯刘蕡脱颖而出，直言极谏。针对“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的现实危机，刘蕡明知“言发而祸应”，但仍抱以“死无悔焉”之志，以洋洋数千言，切陈宦官专擅之弊，建明法、用贤、归政、去贪等治国之策，引发朝野震动，并招致权宦的嫉恨。刘蕡因之被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最终客死异乡。后世统治者为表彰刘蕡的气节，储养一心为国、无私无畏的人才，刘蕡死后六十年后，唐昭宗追赠其为左谏议大夫，谥文节，封昌平侯。到元朝泰定、天历年间，经昌平驿官宫琪的奏请，元廷又“置谏议书院于昌平县，祀唐刘蕡”，并建刘谏议祠。谏议书院是元中期大都地区最著名的三所书院之一（昌平谏议书院、房山文靖书院、霸州益津书院），也是昌平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官办书院。刘蕡因此成为昌平士林“以德化民”的垂范。今天谏议书院已难寻遗迹，但先贤之风依然山高水长。刘蕡以一介落第贫士，而入正史、获谥封，宰相“以师礼礼之”，史家为之立传，后人为他建书院、修故里、立碑祠，自唐至今千余年来传承不绝，可谓唯有德者留其名！刘蕡卒于柳州任上后，柳州人民将他葬于鹅山之侧，建刘贤良祠，与已故柳州刺史柳宗元祠并峙，合称“二贤祠”。在家乡昌平，元代已建有刘谏议祠，明崇祯五年（1632年）书画家董其昌为刘蕡亲撰碑文，以风策士。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古籍都记载有刘蕡的文章和事迹。历代文人为他写下了大量凭吊的诗文。唐代诗人李商隐是刘蕡生前挚友，作《哭刘蕡》等诗数篇，以表达“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的钦敬之思。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高度评价刘蕡的人格，称有唐一代敢与权宦奋死挹注、极谏相抗者“仅有一刘蕡”。

刘仲诲之秉公：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这句话出自清代张聪贤的《官箴》，意思是说只有清廉公正，才能真正使人心悦诚服。正所谓：公生明，廉生威。昌平历史上也曾有这样一位秉公执政、正色立朝的官员，他就是祖籍昌平的刘仲诲。

《金史》卷七十八《列传十六》所载之刘彦宗、刘萼、刘筈、刘仲诲、刘頍，皆唐代昌平人刘怦之后。

刘姓在昌平乃至北京历史上，堪称最著名的强宗豪族之一。刘氏家族兴起的鼻祖可追溯到唐朝幽州节度使、彭城郡公刘怦。《旧唐书》载“刘怦，幽州昌平人”，另据近年出土的《刘济墓志铭》称，刘怦为蜀汉昭烈帝刘备的二十世孙。自唐以来，刘氏家族历经五代、辽、金、元约五百年而繁荣不衰，特别是辽金时期，刘氏家族中先后有两位驸马、六个宰相、五人封公、二人封王。元代诗人王恽在《秋涧集》中仍称：“迄今燕云故老，谈勋阀富盛照应前后者，必曰韩、刘、马、赵四大族焉。”其“刘”即指刘怦一脉。刘仲诲是刘怦的后世子孙，其辈分不详。刘仲诲的父亲叫刘筈，祖父叫刘彦宗，累世为辽金朝重臣。《金史》载，“刘氏六世仕辽，相继为宰相。”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年—1149年），刘仲诲以宰相之子授忠勇校尉，后历任翰林直学士、礼部侍郎、太子詹事兼左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职，可谓官声累累。金海陵王完颜亮素以严暴著称，秉政期间，尝以时政询问在朝官员，朝臣多应对失次，仲诲则复奏从容，毫无惧色，海陵王因之称赏。金世宗大定年间，刘仲诲纠举皇亲大长公主，被削级降职。即便如此，仍不改本色。在任东宫佐官的15年间，他对太子多进规戒，从无虚应，而深得金显宗完颜允恭的礼敬。史称，刘仲诲为政如刚，“立朝峻整，容色庄重”，金世宗完颜雍亦为之敬服，曾言：“朕见刘仲诲，尝若将切谏者。”

刘士原之清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此语典出《论语·述而篇》，讲的是君子爱财，然取之有道。凡损道、伤义、失德、犯律之富贵荣华，虽金玉满堂，积之如山，亦视若浮云，纤介不取。在明代初年，官居陕西左布政使的昌平籍人刘士原，就是这样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时称“天下清官”。

《隆庆昌平州志》卷七《人物志》中有关刘士原的点滴记载。

历史上对刘士原的生平，留下的记录很少。明代尚宝司少卿崔学履所著的《隆庆昌平州志》和清代吏部右侍郎孙承泽所著的《天府广记》，只有点滴记载，从中可略窥他的人生轨迹。刘士原，昌平人，约生于元末明初，洪武年间，以才能荐举，擢升山西潞州知州，从此远离故土。后升任陕西参议，分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等事，又升左布政使，专司一省民政。施政期间，政声远播，遂招至进京。当时的首都南京与陕西千里之遥，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之上可谓艰辛备尝。刘士原虽秩正二品，却“止跨一蹇，随一仆”，即乘一劣马，随一仆从，颠沛千里，以入京师。明初江山甫定，百废待兴，洪武一朝对贪吏墨行，处罚特重，尤青睐廉洁之士，以图振塑。正因如此，朱元璋在得知刘士原的事迹后，“廉得其实，称扬不已”，特命其驰驿赴任。刘士原一生行止，史录仅此而已，然见微知著，居然名传天下。史载：“时有天下清官刘士原之誉”。

廖镛之任事：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上面这段对话出自《论语·子路篇》，大意为：子路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答：“身先士卒，不辞辛劳。”子路请进一步阐释，孔子再答：“永不倦怠。”在昌平历史上，勤政事功的官员不胜枚举，明代中期曾任昌平天寿山守备的廖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天寿山镇守昭勇将军廖公墓志铭》拓印，现存昌平区博物馆。

今天的昌平城区，仍保留着鼓楼大街等历史名称。鼓楼，也就是谯楼，内设铜壶滴漏，日常报时，战时报警，是古代城池的地标性建筑。昌平的鼓楼建于明代，坐落在当时昌平新治永安城中，即今区政府以北一带，昌平鼓楼的督建者就是天寿山守备廖镛。据《隆庆昌平州志》和廖镛墓志等记载，廖镛，字景声，为廖顺之孙、廖亨之子，祖籍安徽省定远县，历代从军，属明代军籍，祖上随朱元璋征讨天下，因功官至南京羽林右卫指挥使。祖辈时随朱棣在北京立业，明长陵设卫后，供职于长陵卫，廖氏家族遂世居昌平。廖镛少年即有大志，承袭父职后，更加勤慎自励，负责镇守天寿山皇陵，又受命兼提督黄花镇，拱卫京畿。天顺二年(1458年)，廖镛巡陵归来，举目四望，见城中各方皆收眼底，他思忖：永安城军民混居，应有屏蔽；陵卫续增，宜设调度；出行开市，耕作操练，应报知时辰更次，何不建一谯楼，以收一举三得之功？天顺三年（1459年），廖镛遂奏请在永安城内建造谯楼，期间军书傍午，督工营建，未曾稍怠。一年后谯楼初竣，“规模壮丽，制作坚完”，四面均设匾额，其南曰云天咫尺，北曰皇陵形胜，东曰海山一览，西曰华夷雄镇。巍峨的谯楼从此成为永安城内新的地理标志，也为今天昌平人民留下了珍贵的遗存。遗憾的是，建国后随着城市发展，1956年永安城墙陆续拆除，1971年歇山重簷的鼓楼也走下了历史舞台。据史料载，廖镛貌似“视若迟钝”，但内心“笃于忠孝”，治平无事，理政则有条不紊，临难关头，攻先则计不旋踵，如“风生电扫奋不顾身”，颇有不畏于艰、不偾于事的古将之风。其起居，无“锦绮之靡”，平日里“布袍蔬食淡如也”，为官三十年仅藏“櫜鞬”与“书笥”而已，即放弓箭的器具和盛书的箱子。其视事，勤劳忘我，先公后私，某次谒陵见殿柱损朽，遂以俸禄修葺破损之处，并植柏树百余株。为此，受到明英宗朱祁镇的两度褒奖，官民皆赞其“居官时凡所兴革在利军民”，以为一方表率。廖镛一生，为政昌平，政绩甚佳，深受朝廷信任，晚年授昭勇将军。成化十六年(1480年)廖镛病逝，终年66岁，昌平百姓无论远近，停商罢市，酹酒哭奠。

荣恒之敬民：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这句诗出自明代兵部尚书于谦的《咏煤炭》。见诗思行，一代名臣于谦正是用自己的立身行事，对诗义作了最好的诠释。自古以来，敬民爱民之旨，即为古人修身为政的归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已传唱了两千年。历史上，昌平以其军事要枢地位，每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昌平人民因此饱经战乱，苦不堪言。为给昌平带来长久的平安富足，多少关心民瘼、与民休戚的苦干实干者，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文踪武迹。清代末年的荣恒就是其中一位。

光绪丙午版《昌平遗记》

荣恒，字心庄，四川成都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咸丰初年，曾先后任职于顺义、通州、昌平、怀柔、涿州、房山等地。出牧昌平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禀启文告，记录了很多有关昌平的政务民情。可惜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焚掠昌平州府，将大部分书稿焚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卸牧昌平几近十年的荣恒，追忆昌平往事，将幸存之呈文、告示、书信等旧牍汇为一编，在天津刻印出版，名曰《昌平遗记》，由此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昌平政闻。《昌平遗记》是荣恒在昌平的为政笔记，记录下了清末昌平的政务之艰、民生之隐，也为近代昌平史的研究留下了珍贵资料。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荣恒调署昌平知州，巡查乡野，亲见“民间所食，大半杏叶，略拌杂粮充饥，而其中东饿死者，不乏其人”，深感痛心。此虽天灾所致，但荣恒以“守令为亲民之官”，百姓受苦当然“皆地方官之过”，遂捐私俸、散公储、制棉衣、广布施，并前后五禀，将汹汹民情上报宪台，恳请赈济，最终解救“性命难保之老幼”，遍及“大小十余村之多”。除救危扶困外，在昌平的约两年间，荣恒的善政还有很多，如他重教劝学，改革课奖制度，将昌平州果税捐用于燕平书院的建设；收养孤贫，防胥吏克扣，查实“高瞎子等六十余口极贫无依之人”，革除孤贫银发放陋习；为避伤农事，他请缓驻军，免除了昌平沙河屯及永安城附近兵勇驻扎之扰。因之深受昌平百姓的爱戴。荣恒自言，为官半世“未敢有一事受人请托，颠倒是非，欺己欺人”者，未敢有一念肥私害民，玷污“祖宗清白传家之训”者，虽“官愈作愈穷”，以致“田无半亩，地无一陇”而未尝悔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