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小米扮演者】毛主席为他祭祀，白求恩和他一起查房，《弘道》名医金武岳的女儿回忆起父亲在延安的岁月。

2021年4月，陈兴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胡新英/照片)

“中央医院的故事、延安的故事都不能忘记。我的父辈毕生致力于奋斗和牺牲的事业，今天仍然值得中国人继承和发扬。(莎士比亚。)——晋兴

|口述：金兴

|采访结束：尹洁

人物介绍：陈兴，1941年出生于延安中央医院，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北京世纪坛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共党员。

我父亲金毛岳出生在回民家庭，从小就信仰伊斯兰教。泰安智英中学毕业后，爸爸考上了齐鲁大学医学院。这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和加拿大多个基督教会共同开设。

全盛时期的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被称为“南帝北研”，学费也相当昂贵。爸爸为了获得学费减免资格，在大学里增加了基督教会。在他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动员，学习前者的教义可以更好地理解后者。

毕业后，父亲被聘为齐鲁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妇产科主任是英国人，给父亲发了《圣经》本书。后来父亲带着这个《圣经》去了延安，但他的信仰和整个生命在延安完全改变了。

“延安是圣经里说的天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认为中国人不应该成为亡国奴，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怀着朴素的爱国心，他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1月3日，父亲所在的23医疗队被派往西安，要求在国民政府军医管辖的受伤医院工作，但遭到拒绝。

金武岳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

当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吴云波来医疗队慰问。21名正规队员，其中6人是医学博士，他说：“这里不行，能去延安吗？”说。延安有伤兵，群众，缺乏医学，欢迎你们去。“两天后，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洛与医疗队成员进行了直接对话，鼓励他们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去延安也是抗战。”

爸爸亲眼看到国统区军队医院混乱的管理和派系斗争，亲身体验，几天后跟着医疗队来到延安。

当时沿海条件非常艰苦，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更加宝贵。爸爸一到延安城门外，群众、机关、学校职员的合作也受到欢迎，敲锣打鼓，收了医疗队。晚上又举行了欢迎大会，不仅各部队代表都来了，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来了，亲切地握手致意，欢迎到延安参加抗战。(大卫亚设)。

爸爸很受鼓舞。当时跑去延安的人，大部分在走之前都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甚至已经是共产党员，但父亲从未接触过这种东西。他原来的目的只是抗日救国。(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延安为他开辟了新天地。干部、群众平等，官兵一致，军民关系和睦，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堂”。

到达延安后，医疗队被派往甘谷站李兵站医院。给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时候，有时要全身麻醉，在失去意识或恢复意识的时候，人的大脑中往往会显示出什么思想最强烈，受伤者在这种时刻总是会说：“同志们冲锋吧！”大喊。杀了他！”“消灭日本鬼子！“”解放整个中国！“父亲深深感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感到真正是抗日救国。所有这些经验都对他思想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见白求恩医生

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1938年春天，白求恩博士也来到延安。因为工作关系和父亲很快变得亲近。白求恩对患者非常认真地负责，查房时将所有情况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再诊断。在和他一起查房的过程中，爸爸通过翻译学习了他的临床经验。

在战线做手术的白求恩。

有一次，少康光司令的孩子因扁桃体肥大引起关节炎，父亲认为应该切除扁桃腺，但考虑到自己不是耳鼻喉科医生，医院也没有相关仪器，决定请白求恩做手术。他是外科医生，所以要有专门的仪器。

第二天，白求恩做手术时，父亲在场参观。看到护士给孩子打麻醉时，白求恩用开罐器顶着病人的嘴，用纱布拽舌头，刀两边划了一下，用手指抠出扁桃体。前后只有两三分钟。孩子打起精神，起身离开了。

什么事也没有。

父亲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会带着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白求恩用手指着头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大脑）和这个（手）就行了。有了这个（大脑）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有了这个（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父亲深受启发，不仅按照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还自己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白求恩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但他的思想一直激励着父亲：一切为病人着想，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

·金茂岳在妇产科门诊工作。

中央医院的奇迹

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封锁，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艰苦，医疗设备短缺、药品极度匮乏，消炎药、输液设备、高压消毒锅等都没有。

当时陕北的生育率很高，每家都是七个、八个的生，但很多没能活下来，因为都是土办法接生：没有产房就到柴房里生，身子底下垫的是草木灰或沙子；剪脐带用农家剪刀，甚至用碎瓷片；产妇的营养也跟不上，只能喝点小米汤……各种问题导致婴儿死亡率达到60%以上，妇女感染、得病的也特别多。

在这种困境中，中央医院建立起来了。1939年11月7日，医院举办了成立仪式。

·1939年11月，中央医院成立，毛主席题写院名。

医护人员把汽油桶打造成便盆；用沙漏当秒表用；用旧纱布做成垫子，使用完再清洗消毒；注射器针头用一次打磨一次，有的针头甚至被磨去了一半，实在不能用了才扔掉。

妇产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检查床，父亲就设计了一个架子，做检查时，用架子把产妇的腿支起来。就连产床、手术台也是他们自己设计，请木工师傅做的。

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中央医院在延安接生了3800多个孩子。这是有据可查的数字，但不是全部。父亲说本来一共有6个接生登记本，撤离延安时只带出来4个。据此推算，那段时间在延安出生的孩子总数应该有四五千人。

·中央医院妇产科医护人员合影。

当时中国的产妇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15人。中央医院妇产科在1940—1941年期间共收治产妇565人，死亡2人，死亡率0.36%；1942—1943年收治产妇893人，无一死亡。此外，中央医院产后染菌率是1.2%，同期北京协和医院是4.8%。以延安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来说，可以说是医学奇迹。

延安的老百姓发现在中央医院生孩子，生一个活一个，于是来住院的产妇一年比一年多。有位老乡之前生了三胎都没保住孩子，生第四胎时来了中央医院，孩子活了。于是她所在的小山村之后相继来了5名产妇，每个人最后都笑嘻嘻地抱了一个胖娃娃回去。

在没有输液设备、没有抗菌素的条件下实施手术是要担风险的，所以父亲对消毒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医护人员把切割、止血、缝合、打结的基本功练好，使伤口一期愈合。父亲做阑尾手术时，小切口仅能伸进两个指头摸到阑尾，用止血钳把盲肠钩出来，切除阑尾后重新放入腹腔。他做剖腹产手术时的切口也很小。这都是从病人利益出发，为病人健康着想。

据统计，从1939年9月到1946年6月，中央医院共收治病人1.3876万人次、接生婴儿3814人、小儿科收治病人1704人次，治愈率达96%—99%。

·中央医院婴儿室。

“努力救人事业”

1940年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领导人先后为父亲题过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朱总司令的题词是“不但医人，还要医国”，周副主席的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

·毛主席给金茂岳的题字“努力救人事业”。

毛主席对父亲说，医生工作是治病救人，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二者都是救人的革命事业。他勉励父亲把本职工作和中国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革命的医务工作者的最高理想。毛主席的教诲让父亲铭记一辈子。

1940年4月，23医疗队接到红十字会大队的命令，换防到老河口第五战区，要离开延安了。父亲经过思想斗争，毅然决定脱离红十字会，留在延安。

毛主席曾经说：“改造世界观非常重要！有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才能安心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才不致在暴风雨中迷失方向。”父亲的世界观也经历了转变。

刚到延安时，他经常把圣经拿出来诵读，这本书还被毛主席借去看过，可能是作为哲学资料。后来，为了提高中央医院医生们的政治理论水平，毛主席让哲学家艾思奇当组长，组织大家学习《大众哲学》。

父亲有一个小笔记本，记录了当时上课的内容，里面写着“物质决定意识——唯物论”。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个常识，但对当时的父亲来说却是全新的观点，他开始接触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经历了脱胎换骨的革命教育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

1942年3月28日，父亲在中央医院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打来的，请他过去一趟。父亲以为陈云同志生病了，马上背着药箱、骑上马去了，没想到陈云要跟他谈的是另外一件事——入党。

·1942年3月，金茂岳留影。

经过一番谈话，父亲表示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怕牺牲。他也谈到自己是回族，陈云同志说，这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

谈完话，陈云打电话请来了中央医院党支部的石昌杰书记和苏爱吾同志。他们来到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张凯处长的办公室，父亲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鲜红党旗，就在这里宣誓入党了。

陈云说：“茂岳同志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暂时不公开，是秘密党员。”这是父亲终身难忘的一天。

自豪是个“延安娃”

因为父亲的经历，我成了一名“延安娃”（在延安出生的孩子），这是让我一辈子都感到自豪的事。回想起小时候的生活，真是特别艰苦，现在的人都想象不出来。小小的土窑洞里，硕大的老鼠特别多，我印象里有一尺多长，很多孩子都被咬过，甚至有被咬掉鼻子的，我手上现在还有一串老鼠的牙印。

后来鲁艺的一位美术老师想了个办法，把画板钻了4个洞，用裹腿的带子和木楔子把画板楔到土墙上，出门的时候把孩子放到画板里、挂起来。这个办法流传开后，大家给它起了名字叫画板摇篮。

再说吃。延安吃的大多是小米、洋芋、南瓜。如果妈妈有奶水，孩子就是最幸福的。我印象中的一种美食叫列宁饼干，其实就是锅巴。有一次，我闻见食堂又有列宁饼干的香味了，就拿着小碗到锅台边等，后来大师傅铲了一大块给我，当时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还有穿。延安实行供给制，给大人发的是八路军军装，一般两三年发一次。有了新衣服之后，大人就把旧衣服改改，给孩子穿。这时候就考验妈妈们的手艺了。如果妈妈会做衣服，孩子就穿得比较整齐，有的妈妈是学生出身，或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不会针线活儿，孩子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妈妈是农村出来的，用靛蓝布给我做过一件小夹克，当年穿出去可漂亮、可骄傲了，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至于出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或者驴，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走路。哪怕是产妇到中央医院生孩子，也是自己走着去，导致在路上早产的、小产的特别多。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医生，父亲“一切为病人着想”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在临床工作中做一名好医生。退休后，我先后访问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老前辈300多人，征集到2000多个“延安娃”的信息，收集老照片千余张，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撰写了《亲历延安岁月：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一书。

我今年整整80岁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感到延安精神的可贵，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父辈的信仰和追求。中央医院的故事、延安的故事都不应该被忘记，我们的父辈付出毕生精力去奋斗、牺牲的事业，在今天依然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传承和发扬。

原载于《环球人物》2021年第10期，原标题为《专访中央医院名医金茂岳之女金星：“延安让父亲改变了信仰”》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房颖 题图来源：上观图编 图片编辑：苏唯

来源：作者：环球人物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