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打胎专心欧亚】陈新民：十二岁的“长征”——雪夜进定西

我在地方工作的最后一站是情感地区行政公署。我离开的时候，“改造城市”的行书成了市政府。

现在，常有定西人称我是末代专员。我即时提醒，请加上副字。离任前，我在定西最后一次下乡检查工作，去的是安定区巉口镇。说来也巧，我第一次落脚定西，也是在巉口。

一

那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我饥寒交迫诅咒天地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足下这方土地。

1966年夏秋，全国时兴大串联，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带着红袖章游荡神州，到处红旗飘飘，到处人流滚滚。乘车、住宿都不要钱，水陆交通不堪负担。就说火车吧，茶几上、椅背上、走道里、厕所里，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各地连连告急，乘车串联不得不叫停，代之以“长征”，即徒步串联。

甘肃省酒泉中学高三.二班同学，组成一支“挺进长征队”，鲜红的队旗上几个金色大字，表明队伍走向“酒泉——井岗山”。

长征队吸收了高三.一班的两位同学，还有我,唯一的初中生。那年,我12岁，从河西走廊一路过来，我经常落在最后，像队伍短短的小尾巴。经过村庄时，总有农家孩子围过来看热闹，他们看到我很惊奇，大概想不通竟然有这么尕的娃（那时我个头非常矮）背个行李卷，跟着大人走长路。

过了兰州，路上汇入来自青海和宁夏的大学、中学师生，再加上沿河西走廊走来的新疆等地的学生，西兰公路比兰新公路热闹多了。举红旗的、扛梭镖的、提话筒的、撒传单的……无论男女，人人头戴大皮帽、个个腰扎武装带，大多数和我一样，膝下都打着绑腿。整齐划一的行头，显示一代人花季的苍白。

高三同学比我大六、七岁，个个青春亮丽，生气勃勃。能与他们一同走向革命圣地，我很荣幸，也很开心。

二

离开兰州第二天上午，我们从三角城出发，中午赶到甘草店。为在接待站还是在街上的小面馆吃饭，同学间还有些小争执。怎么说面馆的烩面片总比接待站的糜子面馍馍诱人，最终，大家一起挤进路小面馆。有个同学吃完烩面又买了碗鸡蛋汤，看到别人端的是面汤，他白皙的脸庞飞起红晕，轻声自言自语：“我不该追求享受，以后一定要艰苦朴素。”他“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如此恳切，着实令我汗颜，因为我正准备买蛋汤呢。

从酒泉出发那天，这位同学的母亲来送行，她给儿子说：“走长路消耗大，有条件时就吃好些。”这话和我们平常接受的艰苦朴素教育很不一样，听起来怪怪的。精神资源极度匮乏的年月，对年轻人实行否定人本性的思想教育，其中有类似宗教的狂热和偏激，全无宗教的智慧和包容；由此对人的愚弄和扭曲，我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反而常常为自己的境界达不到红色接班人高度而愧悔。所以，一碗蛋汤引发灵魂深处革命并不奇怪。而灵魂深处革命，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买蛋汤的同学后来成了民营企业老板，先在海口发展，后移师金城。

我参加这支长征队，是我父亲决定的。此前，父亲还让我住在高三.二班宿舍。他认为自己带的这班学生，多是好学上进的苗子，足以给我当小先生。

高三同学正复习功课准备应对高考时，政治运动如狂飙突起，近在咫尺的大学从此遥不可及，人生道路也彻底改变，中学毕业被推迟到两年以后，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八年制中学生”。经过十年动乱“老三届”毕业生成长道路大面积塌陷，已成中国教育的硬伤。但是，酒泉中学六六级高三.二班，十几年后竟形成孤峰式的人才高地。高地上，有 “挺进”长征队同学们的身影。

当年，在“长征”路上，大家不可能想象后来的种种蹭蹬，对前途很有些乐观展望，时不时背诵一段最高指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三

那天吃过烩面片后，看到接待站肮脏不堪，我们放弃了住宿甘草店的计划，决定直奔下一个接待站——车道岭。谁也没掂量出，为了这个决定我们将付出的代价。

冬景凋敝，行程枯燥。沿途看到的大字报、传单，像万花筒、像西洋镜，使人眼花缭乱——离奇荒唐的猜想，耸人听闻的爆料，石破天惊的谎言，应有尽有，或号外、或急电，这事件、那事件……

“事件”一词时兴异常，但在我们的队伍里，它被用来解闷逗乐相互调侃。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有个逍遥楼，陈列内容据说青少年不宜，故不对串联学生开放。两个月前，周立堂同学曾去大邑串联。不知想了啥办法，竟然猫进逍遥楼溜达了一圈。得知此事，拿他开涮自然要说“逍遥楼事件”。新世纪以来，周立堂在中央企业总部当领导，国内国外经常飞。同学相聚，谁个若提说“逍遥楼事件”，他会反问：“有这回事？”

登上车道岭，已暮色四合。国道西兰公路随山势盘旋而上，坡连着坡，弯接着弯，沙石路面是典型的“搓板路”，偶有汽车驶过，便扯起一条“土龙”，沙尘滚滚，惊得疏林里昏鸦吱嘎乱飞。队列已是笑渐不闻声渐悄，我们一个个大汗如注，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头赶路。赶到设在车道岭道班的接待站，天已黑实。大伙拥进房中，借着煤油灯摇曳的昏光，我看到两面墙上贴满了毛主席画像，一幅连一幅，一行挨一行，足足几百张。如此“忠字化”触目惊心！队长宋有文缓缓地说：“定西的政治空气真浓。”这句话太有水平！我简直佩服得无话可说。我对定西的第一印象，被这句话打上了底色。恢复高考后，宋有文考进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甘肃省高级法院工作，曾任刑庭庭长多年，是省内外著名的法学专家，退休以后仍然担任甘肃省的首席仲裁员。

看到我们要放行李，道班房主人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水窖干了，接待站昨天已经撤了，这儿没吃没喝的，你们得往巉口赶。”听话大伙陡然紧张，听说从车道岭到巉口还有三十几华里山路，天黑似漆咋个走法？这才后悔没留宿甘草店。可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儿，后悔又有啥用？

四

在河西走廊的坦道上，我们曾吟诵着李白的《蜀道难》，想象过入川后的艰难进程。可是，眼前的情况远远超出想象：天被夜幕遮得严丝合缝，地面无一星反光，不断延伸的山路，像夜一样长的没有尽头，却不在视野之中；夜愈深，黑暗愈浓重，行进全凭探摸。慌乱之中，我们迷路南下，闯进秤钩驿山沟（以后才知道）。

秤钩驿是个古驿站，林则徐西去新疆时曾在此住过一宿，他在日记里写到“此驿所以得名，以路行弯曲也。”路弯曲是为了避开险境——壑岘、陡坡、深沟、地坑。暗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反而觉不出危险。只是起先觉得脚下还平整，大概是在便道上，走着、走着就乱了，不知是荒坡野沟还是乱冢，几乎没有一步是平顺的，深一脚浅一脚，怎么落下，怎么抬起，像是不由自己。

十来个小时连续奔波水米未进，饥饿由沉重变得尖锐，凶猛地撕咬着空空胃壁，腹中一阵紧一阵地抽搐，把震颤传向四肢。我的腿越来越沉重，脚下越来越虚软，大家的行进速度因我拖累而再三滞缓。身长力大的丁银生（曾任酒泉二中校长，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要背我，我连踢带蹭地拒绝了。他和包生有（曾任酒泉职业中专党委书记，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拖起我走。我的两条腿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下意识地机械摆动。“实在走不动了！”我喘息道，话音未落，泪水已夺眶而出。想想两个女生孔翔鸾、魏典中不声不响地走着，我才没放悲声。

……两个女生以后分别在甘肃酒泉、新疆米泉任教，都是当地名师。1992年，我在高台县委任职，到米泉县考察城市经济。魏典中从电视台新闻看到后，和她先生俩人拎着当地特产优质米泉大米来宾馆，让我的车带给酒泉同学。

还说那晚，时逢“四九”，一年里最寒冷的日子，子夜之后，又是一天里最冷的时刻。寒风切肤锥骨，步子稍稍停一会，被汗水浸透的衬衣，似冰帘在胸前背后摩擦，激得我直打寒颤。脸面麻木了，下巴硬了，牙齿磕磕碰响。什么是饥寒交迫，什么是精疲力竭，从此刻骨铭心！

我全身冻僵，只有被两边同学攥住的双手是温暖的。几十年来，这份暖意一直存留于我和高三.二班同学的友谊之中。

五

下雪了。坚硬的、密集的雪粒乘风疾飞，打在我脸上，麻木的脸又恢复知觉。高三.一班的王顺业（后任玉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大声说：“下雪好，有雪捂住，天,不会更冷。”大家相互搀扶，边摸索行走,边相互提醒：“千万别停，停下非冻坏不可。”是不能停，但这是往哪儿走，走得对不对，我们却不知道。觉得大方向往东，应该不会太离谱。雪下了不到半小时，又不见踪影，只有风，凌冽的风，在嘶鸣、在咆哮。

忽而，隐隐约约传来火车声，似叹息、又似呜咽。它却给我们带来希望，只要靠近铁路，沿着铁轨走，准能走到巉口。

一行人跌跌撞撞捱到巉口镇，已是凌晨三点。从接待站值班员惊愕的目光，可以想象我们的狼狈样儿。值班室出来一位老者，拉住我说：“看看，看看，把女娃冻成啥了！”我连张口辩解的力气都没啦，拽下皮帽亮出寸头以显示性别。因为被错认成女孩，同学给我编了个“巉口事件”，至今还有人说起。

接待站已住满，我们被安置在周边的农家。一大碗开水泡糜子面馍馍吃得又热乎又香甜，把腿伸在暖烘烘的毛毡被子间，热气慢慢融进肌肤，渗入骨节，整个身躯就像解冻的湿土，松软地摊在土炕。

土炕一觉，舒坦程度，胜过后来我在国内外所有星级宾馆的睡眠。是夜无梦，即使有，也绝不会梦到三十几年后，我会在定西工作。

——在定西行政公署工作的几年，我分管过科教文卫、财政商贸……有幸参与过定西建设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与组织实施，亲历了世纪之交定西深刻变化，走遍了七个县的山山水水，结识了工农商学兵各界的许多朋友。

调离定西那天，首任市长往兰州送我。越野车疾驰在刚开通的高速公路，车窗外一个个站点一晃而过，件件往事快闪心头。经过高楼林立繁华热闹的巉口时，第一次走进定西的情景又回眼前，高三学长们，还是英姿飒爽的青春摸样，无比艰难地行进在风雪弥漫的大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