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艺术史家郑岩专访：《长安十二时辰》里那个长安，他发掘过

郑岩

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美术史与考古学，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逝者的面具》等，合著有《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庵上坊》《年方六千》等。

时值暑假，蝉鸣声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园里格外清净。艺术史家、学者郑岩的书房兼办公室在人文学院14号楼内，不外出的日子，他依旧每天来此阅读、思考、写作。

他和女儿郑琹语合作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划，中信出版社出版，上市首月已销售一万余册。这部举重若轻讲文物的小书，由郑岩撰文，郑琹语绘图，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代的后母戊鼎、西周的何尊、西汉的长信宫灯、东汉的陶击鼓说唱俑……原本陈列于博物馆展柜之中、年方五六千的国宝文物，在父女俩的述说中有了表情、温度、性格和声音。这也是大郑小郑首次“四手联弹”，著名美术史家巫鸿赞道：“一写一绘，交叉于这些器物上的目光也透露出父女间的眷眷之意。”

跨越考古和美术史两个学科，从古代壁画入手研究中国早期美术史，其治学的纵深、立体和开阔，使郑岩在学界享有盛誉。他本人是谦谦君子，性格温润、谈吐斯文。说到自己的藏书，笑言犹如“农民买农具，只是为了用而去买”，书架上一排排厚重的考古报告，是一切研究的起点和根基；他谈到与巫鸿教授多年的深交，其编辑的巫鸿美术史文集正陆续出版；又取出1997年拜访费慰梅时获赠的Liang and Lin，感慨九十多岁是费慰梅自己就是一部历史。最有趣的是回忆参加考古发掘的经历，那将“地书”一层层打开、历史扑面而来的神奇经验无可替代。

郑岩戏称自己为“椅子中的考古学家”。因为在博物馆和学校工作，很少再有机会去做考古田野。采访当中，他拿起桌上的一只刮地皮的小手铲，说是上“考古学概论”时给学生展示用的。同一办公室的耿朔老师冷不丁插话：“一看就没有使用过，使用的话铲子右边要弯上去一点。”郑岩笑道：“这个在我这儿只有一种象征意义，我经常看着它，以示‘君子不忘本’。”

买书像农民买农具一样

南都：您的藏书大部分在这个办公室吗？主要有哪些类型？

郑岩：大部分藏书在这儿。家里有，但不多了。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的书就跟农民的农具一样，为了用而去买。所以我的书并不多。

我的书比较杂，但并非完全没有边界。我自己的专业是考古学和美术史。这些书里有一类是必须有的，那就是考古报告，它是整个考古专业的基础。然后就是中国美术史和历史学的书籍。它们是我必须系统持有的。另外是满足兴趣，随便读一读的书，那些就不系统了。还有朋友们送的一些书。我过生日时，我女儿送我一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我也读一些电影呀、戏剧呀、民俗学、文学史之类的书。随便翻一翻，不是刻意去读，更不是为了收藏。当然还有一大部分是博物馆的展览图录，因为有比较好的图片，方便教学使用。

我这个书架上主要放的是完整的考古报告，每一种都是专门、系统地公布发掘的所有资料。比如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考古报告，还有我今天正在看的北齐娄睿墓发掘报告。这本书包含了它的全部发掘资料，从墓葬形制，到壁画，到随葬品，都有完整的数据，这是我们做研究的基础。

过去我也比较系统地搜集过在杂志上发表的考古简报，主要是《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等等。我曾经订过了一些，还淘了一些旧的。但实在是放不下，最后全都装箱子了。

南都：您买书主要通过什么途径？

郑岩：现在逛书店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就在网上买一点。空间有限，不得不收敛。我现在大部分的书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出版社和朋友送的，这部分越来越多，我欠的人情没有办法还。另外就是我买的。我不愿意把时间用在贴单据、报销上，所以现在基本上不申请课题经费，我自己使用的书和喜欢的书，就拿自己的工资买一点。

南都：书堆积太多以后，会不会有一些被清除出去？

郑岩：会啊。因为有些书不知道怎么来的。在美术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你根本不认识的画家，常常在我信箱里塞一些画册，或者直接寄给我。有一些水准并不太高，是自己花钱印的。人家好心好意送我，我总要翻一翻，但最后实在没地儿放，有些我就悄悄地处理掉。放在走廊里，谁要就拿走。坦率地说，有些画册，是变相的广告，没有必要每一本都保存。

南都：哪位学者的著述对您有比较大的影响？

郑岩：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巫鸿教授。巫鸿是张光直先生在大陆收的第一个学生。从20多年前开始，我和一些朋友就组织翻译他关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著作。现在我正在做的一套书，正在陆续出版，就是巫鸿的美术史文集。这些书，对国内的研究影响很大，当然毫无疑问，对我自己影响也很大。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阅读过程，无论他的材料，他的思维的逻辑关系，他的方法论，我都要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这个过程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1996年就到巫鸿工作的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一直联系比较密切，跟他有很多学术上的合作。巫先生是我们的校友，他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央美院读的。曾在故宫工作，后来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他在哈佛的时候，一方面读文化人类学，一方面读艺术史。他的知识结构带有中国的基础。他到美国以后，又接触到文化人类学和西方的的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他把这些东西比较好地结合起来，又利用中国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贡献很大。

九旬的费慰梅自己就是一部历史

南都：能否向我们介绍几本对您个人来说有纪念意义的书籍？

郑岩：对我来说有故事的就是这本费慰梅的书Liang and Lin。这是1997年2月10号我到她家去拜访她，她送我的。我见她的时候她已经92岁了。那时候费正清先生去世已经5年了。我先在书店里买到费正清写的一本《中国新史》，然后带着去，我对费慰梅老人说，您也给我签个名。她在费正清的书上签了个名，并写道：“为了了解美国，他先研究了中国。”她又把她新出版的这本Liang and Lin，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送给我。我那时候很年轻，才30岁。我面对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感觉就是她就是一部历史。

她跟我讲起她当年的研究和经历。1935年她到山东去看那些汉代的遗址、墓葬、石刻，那些地方我全都跑过。但是听到她讲当时的故事，真是觉得时空倒错。她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非常精细、认真。她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她。我是她去世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学者。

我当时最大的兴趣是研究汉代。费慰梅有一个论文集Adventures in Retrieval，是197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林徽因”。这句话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她说林徽因是“one out of many, many in one”。她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建筑师，一位诗人。这是她对林徽因的评价。

费慰梅是受梁思成、林徽因影响后，开始注意研究汉代建筑的。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较早地尝试复原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她那篇文章王世襄先生很早的时候就翻译成了中文，影响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她是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特意去拜访。

这本Adventures in Retrieval是我在美国的网站上淘到的。当时eBay和amazon都可以买到二手书。那几年二手书非常便宜，几美元一本。我其实原来还有一本，是巫鸿教授送我的，里面有几张插图裁掉了。后来才知道，巫鸿先生出自己的书时，把那个插图裁去自己用了。90年代的时候只能翻拍，可能翻拍不清楚，他就直接把图裁下来，给了我一个残缺本。这是我后来自己买的一个完整的本子。

还有一本挺有意思，是巫鸿的《焦聚：摄影在中国》。他当时送给我一本英文版，我很快就读完了。后来，他又送给我一个中文版。中文版扉页上写了个数字“3”。什么意思呢？他刚拿到样书，第一本他自己留着，第二本送给他夫人，第三本给我。所以这个也有版本价值。哈哈哈哈。

“椅子中的考古学家”

南都：您大学时上的是考古专业，考古学家需要经常风餐露宿，做田野工作，您参加过多少次实地考古发掘？

郑岩：因为我主要的时间是在博物馆和学校工作，我参加的发掘并不多。比较重要的比如1994年我参加了山东沂南北寨东汉墓的第二次发掘。那个墓是五十年代就挖开过，后来封起来了。到了1994年我们再度把它挖开。那个墓是国内外特别有名的大型汉代画像石墓。后来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还要参加考古实习。我那时候的实习是地点是长安大明宫后面的太液池。发掘的时候，我先挖到了一排柱洞，第二次发掘的时候证明这是当时太液池北岸的游廊。可能当年唐玄宗、杨贵妃就曾在这儿散步游玩过。像这样的一些经历蛮有趣的。我大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山东薛国故城的发掘。我们中学读过古文《冯谖市义》“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那就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的封地，冯谖市义的地方。

南都：有了这些经历，你以后做研究的时候视角会更加立体。

郑岩：我自己算是跨着两个学科。我也是中国考古学会的会员，同时也还做美术史的研究，在考古界有帮朋友，在美术史界也有朋友，还有些其他比较驳杂的兴趣。年轻时还喜欢画画。这个可能比在一个领域里思考问题相对会开阔一些。

南都：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书房里完成吗？跟过去经常去田野不一样了。

郑岩：我是一个考古界反对的那种人，就是“椅子中的考古学家”。但我当年对田野极有兴趣，只是后来没有机会。我经常做梦，梦到我在田野参加发掘，一下挖到很多东西。张光直先生晚年说到一段话我很能理解。张先生就是一个“椅子中的考古学家”，他在耶鲁，在哈佛研究中国考古学，但他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参加中国的发掘。他说，我再也想象不出比做田野考古更迷人的事情了。辛苦是一方面，但发现的乐趣是无可比拟的。也不是说你挖到什么宝贝，而是慢慢地把“地书”，地层中一层一层积累的这部大书一页页地打开，今天你挖的是唐代这一层，再过几天你挖到汉代这一层了，然后去收集古人扔下的器物的碎片，你一铲子下去，一条古代的道路出现了，就像我挖到一个游廊，你想到杨贵妃、唐玄宗从这儿走过，你一下子觉得历史变得很近。这是跟读书不太一样的。

现在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也还是会到现场去看一看。我本人已经不发掘了。我曾经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领队资格证书，现在已经过期作废了。

五六千岁的文物依然年轻

南都：今年刚出版的新书《年方六千》也是在这个书房里写作的？

郑岩：对，就是在那张桌子上。写了一个暑假。你看这是很多年前采集的一块元代磁州窑的瓷片，用来做教学标本。《年方六千》里的“年”用的就是瓷片上墨书的这个字。“方六千”三个字是策划这本书的王志钧老师写的。

《年方六千》这个名字是书差不多完成以后想到的，可以说代表了我们对历史、对文物的不同理解。我的文字和我女儿的画，想表达的就是，我们不把文物看成是冰冷的标本，不把它看成是死去的历史遗骸的一部分。它仍然是活着的。我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句话，大意是，我们把这些东西从地下唤醒、发掘出来，它们就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就跟我们发生联系了，时间就变成折叠的了。这本书倾向于一种比较私人化的对文物的观看。

当然，这些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物质层面的体现。另一个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民族的组成部分，都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也可以跟它发生一种独特的、个别的联系。你可以通过文字、绘画来表达你对文物的体验。在这样一个联系当中，我们能感到文物又具有了生命，它还活着。它在文字和绘画当中还可以继续生长的。我把历史和文物看成一个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