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奔驰戴克铂锐】安庆衡：我的老朋友蔡澈

北京奔驰走了15年，蔡铁公不可或缺

作者|眼镜型

编辑| Jane

制作|帮助工作室(gbngzs)

戴姆勒集团开创了新时代。

2019年5月22日（德国当地时间），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全球总裁迪特·蔡澈（Dieter Zetsche）博士按期结束在戴姆勒集团的42年职业生涯。49岁的康林松（Ola Kaellenius）接任，任期五年。

我在任期间，参与并领导促成北汽集团与奔驰公司的合资。看到蔡澈的离任消息后，脑子里反复呈现的是，与他交往8年期间令人难忘的往事。

北京汽车与奔驰公司成功合作，蔡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是北京奔驰成立15周年，借此机会把这些点滴记忆写出来，以表达对蔡澈的怀念之情。

01．

蔡澈其人

蔡澈博士，德国人，现年67岁。1953年5月5日，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已为戴姆勒集团效力42年。

蔡澈多年在戴姆勒集团总部工作，曾担任奔驰公司负责销售的董事，也曾在梅塞德斯-奔驰工作多年。1998年，戴姆勒集团和克莱斯勒合并组成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戴-克集团），蔡澈担任董事，开始负责商用车。

2000年，蔡澈从美国人手中接过领导克莱斯勒的重任，经过几年努力，他力挽狂澜，使克莱斯勒走出困境。克莱斯勒业务在戴-克集团中一度超过轿车和商用车，2005上半年，该公司效益在美国明显超过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自2005年起，蔡澈接任戴-克集团董事长后，还一直担任梅赛德斯-奔驰负责人。

当时蔡澈博士年纪虽轻，但资历却很深。戴-克集团内部，包括外界一直关注蔡澈博士和柯德斯博士（Dr. Cordes），到底谁会接任于尔根·施仑普（Jurgen Schrempp）担任新一届董事长，最终历史做出了决定。

2005年7月28日下午3点多钟（北京时间），德国媒体开始报道。半小时后，经戴-克集团证实，其集团董事长施仑普已辞职，戴-克公司监事会（相当于中国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接受了施仑普的辞职，选择戴-克集团董事、克莱斯勒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蔡澈博士接任集团董事长。

从2006年1月1日起就任，蔡澈一干就是13年多。

在蔡澈的带领下，戴姆勒集团于2016年重新赢回全球豪华车龙头宝座。2017年，戴姆勒集团全球总销量达330万辆，同比增长9%，连续7年创下新纪录。其中，梅赛德斯-奔驰及Smart品牌全球销量为242.4万辆，中国市场销量超过60万辆，占全球销量四分之一。

2018年，梅赛德斯-奔驰及smart品牌全球销量超243.8万辆，其中奔驰品牌231万辆，连续3年赢得全球豪华品牌销量冠军。在中国市场，奔驰及smart品牌交车67万辆，同比增长10.3%，奔驰品牌达到65万辆，同比增长11.1%。

蔡澈以良好的业绩结束了任期，向下一任交了一个很好的班。

02．

蔡澈进入北京吉普董事会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11月1日，戴-克东北亚在北京亮马大厦庆祝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DAY ONE CELEBRATION）的情景。

作为北京吉普的一方股东，我们出席了庆祝会。但说心里话，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后来我们会以一种特殊方式完成对北京吉普的重组，并能在北京生产奔驰轿车。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对外谈判和合作已不局限北京、美国、奥本山。从当年11月起，我们开始和戴-克东北亚首席执行官李伯德带领的团队频繁接触，开始和斯图加特的奔驰公司接触——参加京城俱乐部的午餐；希尔顿饭店的圣诞晚会；底特律TOWNSENT HOTEL的会晤、交往、争论和欢宴；斯图加特的谈判等。

除继续与韩国现代集团谈判外，我们同时以德国方式为主，搭建和戴-克集团合作的新框架。

当然，这时北汽集团对外谈判的主战场，还是以与韩国现代合资成立北京现代为主。现代集团对北汽集团与戴-克集团谈判合作持强烈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与戴-克集团的合作谈判是在与现代集团谈判——这两条互相直接关联的战线上进行。

此前，上级领导对我说，北京吉普已相当困难，董事长年龄也大了，你就担起来吧。我们不知道戴-克集团如何决定蔡澈担任北京吉普董事的内情，但我和蔡澈几乎同时开始担任北京吉普董事。

奔驰公司和克莱斯勒合并后，蔡澈开始担任戴姆勒集团商用车负责人，同时负责中国事务，自1999年起担任北京吉普董事。2000年升任克莱斯勒一把手后，还继续担任北京吉普董事。每一次，他都认真参加北京吉普董事会，还曾两次乘专机到北京出席北京吉普董事会，受到中外双方的尊重和赞誉。

蔡澈进入北京吉普董事会，传递出的一个信号是，戴姆勒集团对发展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十分重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认识了蔡澈。他担任北京吉普董事的经历，也为后来北京吉普重组为北京奔驰提供了方便条件。

戴姆勒集团和克莱斯勒的关系很微妙，处理各项事务，做战略决策也都有各自利益。蔡澈虽然来自斯图加特，但在奥本山，他是克莱斯勒的一把手，做决策也很难。但不管怎样，有蔡澈在奥本山坐镇，对我们提出的重组北京吉普、上奔驰轿车的各项动议，在克莱斯勒得到认可就容易多了。事实上，通过蔡澈在奥本山的工作，为北京奔驰设立打下基础。

蔡澈和北京吉普中方董事关系都很好。我们有时和他开玩笑，北京吉普这么困难，你来北京一次专机费用就是20多万美元，还不如不坐专机，把钱捐赠给北京吉普吧！

在中外双方设法彻底解决北京吉普难题的过程中，我们明确提出了，利用北京现时的合作伙伴戴-克集团包括奔驰和克莱斯勒的有利条件，利用北京吉普搬迁机会，通过重组北京吉普上奔驰轿车的解决方案。

这样既可解决北京吉普长期亏损的历史难题，又可躲开完全重新申请上新轿车项目极为复杂的审批程序，为双方合作，为北京汽车未来寻求一条新出路。

蔡澈对北京吉普的发展十分重视，对我们提出的重组方案亦十分支持。

那几年，他以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几次访问中国。最后一次是2005年3月，他带领克莱斯勒部分领导到北京参加北京吉普业务讨论会。当时北京吉普总经理还是来自克莱斯勒的Paul，但三方合作事实上已经开始。在董事会层面，蔡澈已代表戴-克集团介入北京吉普工作。

03．

在北京吉普董事会中推动双方合作

克莱斯勒是个大公司，不仅一年有200多万辆汽车产销量，占北美百分之十几的市场份额，还有十分强大的技术开发力量。在李·艾柯卡（Lee Iacocca）时代开始建设、投资13亿美元、几年后投入使用的研发中心，每天有上万名研发人员在此工作，每年研发投入十几亿美元，开发十几款新车，支撑并推动克莱斯勒向前发展。

在与戴-克集团谈判的几年中，我们并未放弃和克莱斯勒的合作。而那些年，蔡澈又担任克莱斯勒一把手，自然与他交往不少。

当我们与克莱斯勒讨论续签北京吉普30年合资合同时，也一直在与对方讨论新产品问题。

此前的2002年，由于戴姆勒集团已与三菱汽车结盟，北京吉普也开始与三菱汽车谈合作。当年9月，我们与李博德一起访问三菱汽车，开始研究引进欧蓝德（Outlander）等产品。

虽然我们后来引进了三菱帕杰罗速跑（Pajero Sport）和欧蓝德，但毕竟三菱汽车不是北京吉普股东，很多事情让我们心里不踏实。2004年，戴-克集团和三菱汽车的关系变化，更让我们的担心变成事实。北京吉普和克莱斯勒合作20年，生产SUV20年，不应轻易放弃和克莱斯勒之间的合作。

其实在2003年初，我们就开始和克莱斯勒探讨新产品问题，也多次与蔡澈在克莱斯勒总部奥本山见面。

2003年6月17日，应蔡澈的邀请，我们在美国克莱斯勒总部召开北京吉普第25次董事会。到达底特律的当晚，他就在Townsend Hotel招待大家。这时北汽集团与奔驰的谈判已经全面展开，李伯德和将要接替他的费若铭也都赴美出席会议。

这次董事会专门讨论北京吉普今后的产品问题。各位董事在克莱斯勒技术中心试驾、看新车，然后开会讨论，蔡澈全程参会。那时大家都知道北京吉普重组在即，除克莱斯勒产品外，很可能北京吉普还要生产奔驰轿车，会议气氛非常不错。

蔡澈是个很讲感情的人，他与李伯德私人关系很好。因李伯德即将退休，董事会召开期间，由蔡澈主持，还特别对李伯德进行了欢送。

不久后，在北京和戴-克集团合作取得重大历史性进展的前夜，戴-克集团董事柯德斯(Eckhard Cordes)博士提前来到北京。他一方面为施仑普访问打前站，一方面安排（2003年）9月6日晚，在国际俱乐部饭店为李伯德举行退休欢送晚会。出席晚会的中外贵宾有几百人，包括北京市领导，场面十分热烈。大家都感谢李伯德为北京吉普重组，以及开展奔驰轿车项目做出的贡献。

2004年1月5日，新年一开始，我们就飞赴底特律。6日上午参观底特律车展，在蔡澈领导下，克莱斯勒发展势头不错，在车展上一口气推出15种产品。克莱斯勒上上下下欢天喜地。这次访问，我们和蔡澈一起畅谈克莱斯勒发展，畅谈北汽集团与戴-克集团的合作，也畅谈北京吉普的未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2004年2月，蔡澈到北京出席北京吉普第26次董事会。虽然面临与戴-克集团重组，蔡澈仍对北京吉普，包括重组后发展新产品十分关注。这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未来产品计划的决议”，批准将BJ2S军车项目正式列入新产品计划，并开始实施，批准经理部门提出的进度计划和2004年5880万元项目费用预算。二代军车项目从此可以在预算安排内开展工作，极大地加快了二代军车开发进程。

经过中外双方5年多努力，2003年底北京吉普扭亏。蔡澈利用参加第26次董事会机会，自掏腰包在北京饭店18层举行庆祝会，招待中外员工代表。北京吉普上上下下非常高兴，因为不仅有了今后生产奔驰轿车的希望，还有了和克莱斯勒合作的好势头。

下一步真是充满了希望。

04．

两个决定，就像地震一样

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戴-克集团内部也经常存在不同意见。

2002年，戴-克集团入主三菱汽车，占股37.3％，成为三菱汽车第一大股东，派出Rolf Eckrodt担任三菱汽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这种布局来势很猛，但这种体制运行并未见效，没有领导企业经验的德方无法使三菱汽车经济形势好转。持续巨额亏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戴-克集团面临新抉择。

2004年4月22日，戴-克集团在斯图加特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三菱汽车问题。会议主题其实就是要决定，戴-克集团是否注资挽救三菱汽车。

入主三菱汽车是施伦普的主张，得到柯德斯和顾儒伯（Rüdiger Grube）两位董事大力支持，顾儒伯还进入三菱董事会并坐镇指挥。现在三菱项目陷入危机，三个人的思想仍然一致，均力主继续投资。

客观看，继续投资对戴-克集团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施伦普圈子里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董事会讨论中，深受施伦普赏识的Bernhard突然站出来坚决反对投资，这对改变两种力量对比起到重要作用。Bernhard坚决主张，集中力量做好奔驰和克莱斯勒，赶紧走出三菱汽车这一泥潭。他的主张得到蔡澈的支持。

其他董事态度不一，形势十分微妙。可谓两军对垒，各不相让，董事会无法做出决定。施伦普决定把问题交给监事会讨论，见此态势，监事会也明确表示：董事会做不了决定，推给我们是不对的，要求董事会拿回去讨论。

施伦普只好又组织董事会讨论。Bernhard又起来反对向三菱汽车注资，态度非常坚定，蔡澈当然支持他。这时形势开始逆转，反对再注资三菱汽车的董事意见占据上风。监事会出面表示，无法支持继续注资。其实戴-克集团退出三菱汽车大局已定——虽然这不是施伦普的本意。

颇有意思的是，Bernhard是施伦普的嫡系，大家都说他就像施伦普的干儿子一样忠诚。因此，施伦普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并对他委以重任。此前，董事会已经确定从当年5月1日起——也就是这次会议后几天，Bernhard就要接管奔驰轿车。但就在他走马上任前几天，他公开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恩师，一方面让人不解，一方面也能从中看出其性格，但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伤了施伦普的心。

施伦普不愧是政治家，4月23日他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同意Bernhard的主张，停止继续对三菱汽车提供经济支持，减持三菱汽车股份，实际就是要退出三菱汽车。这对戴-克集团来说，是个重大战略调整。

第二个决定，让Bernhard离开董事会，奔驰轿车由柯德斯接管，同时让原来负责Smart项目的Renschler升任董事，接替柯德斯负责商用车。让Bernhard离开董事会，施伦普真是忍痛割爱。但不管怎样，Bernhard接管奔驰轿车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顷刻之间化为泡影，他离开戴-克集团后，先到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任职，后又离开，为Cerberus公司做顾问，直接参与了克莱斯勒并购一案。

这两个决定就像地震一样。谁都知道，戴-克集团肯定要从战略、人事等各方面做出相应重大调整，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轮到自己身上？！

硬币的另一面，施伦普的地位遭受极大威胁。施伦普、柯德斯和顾儒伯一起向监事会提出引咎辞职，监事会当然不会批准。一次政治危机结束，各项安排做出后，戴-克集团领导层却笼罩在沉闷的气氛中。

为安排后续事宜，施伦普、柯德斯和顾儒伯三人4月23日飞抵东京，向三菱汽车告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决定。他们此行目的实际上就是宣布两家分手，不情愿，但也无奈。

4月23日中午，费若铭（Roman Fischer）约见我，通报了董事会情况和监事会做出的关于停止支持三菱汽车的决定。

4月24日，施伦普一行飞到北京，受到北京市领导接见。会见中，施伦普情绪不高，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施伦普这次一方面是向中方通报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更重要的是，戴-克集团早就安排好的，要在北京召开“戴-克国际顾问会议”。戴-克集团全体董事到达北京，当然Bernhard除外。

顾问会议后，4月26日晚，戴-克集团在北京饭店大宴会厅举行招待晚宴。宴会很盛大，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领导出席。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宴会气氛并不热烈，施伦普显得忧心忡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Bernhard缺席，这等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他已离开戴-克集团。

戴-克集团做出的决定，使施伦普极力推行的全球战略严重受挫。作为中方合作伙伴，几年来我们按照双方认可的战略，对北京吉普所做的调整显然要再改变。

本来我们根据戴-克联盟情况，根据中国市场情况，将北京吉普SUV产品从以克莱斯勒为主，调整为以三菱汽车为主或者双方并行，并经政府批准上马帕杰罗和欧蓝德，在全国建立几十家联合品牌经销商。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要改变。

戴-克集团的战略调整，将对北京汽车，对北京吉普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对此十分着急。但显而易见，这次调整后，蔡澈的地位明显提升，这对北京汽车又是好事。

在26日北京饭店招待晚宴后，蔡澈专门安排单独和我见面，十分详细地询问了他所听到的，戴-克中国个别人与中方合作不融洽的情况。我也如实作答。

当天深夜，蔡澈给戴-克中国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一定和中方合作好，一定要把奔驰轿车项目批下来。虽然蔡澈当时没在戴-克集团总部工作，没有具体负责奔驰轿车，一旦发现戴-克内部有人言行对北京奔驰项目不利，就毫不犹豫地出面干预。

05．

与蔡澈合作，推动北京吉普发展和重组

2004年8月24日，北京市领导在雅典奥运会前访问戴-克集团，在斯图加特观看和试乘戴-克集团所有新车，包括最新奔驰S级车、SLK、AMG、迈巴赫等，同时把克莱斯勒300C放入展车中。

代表团成员对奔驰新车自然十分赞赏，但他们似乎对300C更感兴趣，纷纷询问300C的性能、价位、政府采购的可能性等。奔驰公司看到此情景十分吃惊，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强调300C底盘采用奔驰E级车不少技术。

这次访问，更坚定了戴-克集团在北京干300C的决心，后来经批准，启动了300C项目。

2004年10月，北京现代成立两周年，北京奔驰项目申报也取得进展。我们又抽空闪电般飞赴美国，与蔡澈、汤姆·莱索达（Tom W. LaSorda）等落实300C轿车和铂锐轿车事宜。

我们一直认为，从宏观看，北京只干现代还不够。北京吉普将来只干奔驰轿车可能也不够，克莱斯勒的越野车很有特色，不应该轻言放弃。特别是，公司刚起步时只干奔驰轿车，批量一时上不来，企业会很困难。

克莱斯勒方面也一直表示，即使将来克莱斯勒不再是新北京吉普的股东，起码还可以继续使用克莱斯勒技术6年，因此，我们没有放弃与克莱斯勒合作的努力。

克莱斯勒对我们的访问十分重视，在安排上也下了功夫。刚下飞机，3辆黑色林肯轿车就在机场迎候，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当晚十时，我们到达底特律，住在奥本山附近的希尔顿酒店。第二天上午，开始和蔡澈会谈。蔡澈安排我们看了5个新产品，参观了克莱斯勒的风洞试验室。下午到试车场试驾，对MK49、WH、JSC、JSD和LX等产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通过试驾，我们对300C印象更好了。当然，WK（新大切诺基）也是好车，但从批量、价位等方面综合考虑，是否适于北京生产，还需仔细斟酌。

期间，我们与蔡澈和莱索达进行了几次长谈，汇总为会议纪要以便共同落实。双方决定成立小组，对上300C和其他产品的投资及可行性进行研究。

我提醒克莱斯勒方，明年北京吉普就面临没有新车的危险，一定要加快300C的速度。我毫不客气地说，克莱斯勒现有产品都是高油耗，不太适合在中国市场发展，你们应该下功夫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建议，克莱斯勒应该考虑在中国安排生产与现代集团联合开发的发动机。

对克莱斯勒车排量大、油耗高的提醒和劝告，他们没有感觉。他们认为，这样的车更Powerful（强有力），消费者喜欢。美国人有钱，油价也不高，大排量对销售影响不大。

他们的认识已经开始出现偏差。他们侧重于发展3升以上排量汽车，这加剧了克莱斯勒后来的困境。他们后来也觉察到这一点，并加快与奇瑞汽车在小型车上的合作，其实是在另辟新路解决问题。

这次访问时间很短，但很有成效。我们双方决定，下一步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确认300C是在新BJC（北京奔驰）生产的第一个克莱斯勒轿车产品。我们设定了2005年年底前300C进入中国市场的目标。

双方合作由此进入具体工作阶段。

一年后，300C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北京奔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企业面对诸多难题时，2005年3月18日，蔡澈又亲自率团来京参加BJC业务讨论会，加速解决问题。

为寻求在与斯图加特谈判中，蔡澈对北京奔驰项目的支持，也为进一步解决上克莱斯勒产品的有关问题，在增资生产奔驰轿车的新的合资合同刚被批准后几天，应蔡澈邀请，我到底特律和他见面。

6月23日，我到达底特律当晚，蔡澈、莱索达、奥森，还有负责销售的Eberhart和Thomas Hausch等出席欢迎晚餐。晚餐安排在一家叫“Lell"的意大利餐馆，说是晚餐，双方就餐时立即开始合作交谈。

第二天上午，蔡澈在克莱斯勒总部15层办公室和我们见面，坦诚地讨论北京奔驰发展问题。我们初步确定项目总投资数额、改善销售措施和北京吉普公司、戴-克集团重组等相关问题。

蔡澈很清楚，当时斯图加特总部有些人对北京奔驰项目看法并不正确，还需要做工作。他明确提出，新公司一定要赢利，他本人和负责财务的奥森都对斯图加特提出的2014年翻身的业务计划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一些建议。这使我们很受鼓舞，高效的访问取得很大成功。

此时克莱斯勒在美国的经营业绩明显好于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在戴-克集团内部也明显好于奔驰轿车。克莱斯勒新型轿车300C长时间保持供不应求的销售态势，今后将在北京奔驰生产的JSC41轿车，性能极佳，按计划将于2007年上市。

这两个新车型的安排，使德国人也认识到，在奔驰轿车进入良性循环之前，北京奔驰还要同时依靠克莱斯勒的新产品作为补充。长远来看，克莱斯勒虽不是股东，但可以探讨其他形式的合作。

外界羡慕的是，北京汽车有来自现代和戴-克两大集团的产品资源，现代、奔驰、克莱斯勒产品都能在北京生产，给北京汽车的长远发展确实提供了好资源。但外界看不到的是，大力度的资金运作，特别是有些项目短期内不赚钱，既需要智慧和勇气，又需要可行的实施方案。

在与戴-克集团和克莱斯勒的合作过程中，有太多事情要做，有太多问题要解决，蔡澈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06．

施伦普时代结束，蔡澈接任戴-克集团董事长

与戴-克集团谈判4年多，期间有太多人事变动，发生了太多政治事件。就在我们全力解决各种矛盾时，戴-克内部又发生了重大变动。虽然这是戴-克集团的决定，但也不能说这些变动与我们毫无关系，而且这些变动发生后，对我们一些问题的解决肯定会产生影响。

事情也真巧。如文章开头所述，2005年7月28日下午，媒体报道施伦普辞职、蔡澈就任戴-克集团董事长的消息时，我们就在美国，而且当天下午刚与克莱斯勒讨论完。

戴-克集团更换董事长的消息引起全世界关注，消息发布当天，戴-克集团股票上涨8.7%，其股票市值上涨37亿欧元。

施伦普时代结束了，蔡澈博士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就任戴克集团董事长。

1998年，处于上升势头的戴姆勒集团在施伦普执掌下野心勃勃，试图通过收购克莱斯勒，成为世界汽车霸主。施伦普说服了股东们，戴姆勒－奔驰最后以383.3亿美元价格收购克莱斯勒，完成世界工业史上最大兼并案。

收购并不等于成功，大并不等于强。施伦普和他的同事们低估了两大公司的文化差异和管理难度。并购后的每一年，过得都很艰难，双方争议不断，矛盾重重。不仅全球第一霸主地位没得到，梅赛德斯－奔驰世界第一品牌的排名却受到宝马集团和雷克萨斯的强烈挑战。在很多方面，宝马集团已经超过奔驰，这是奔驰方面不愿见到，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施伦普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很有战略思想和领导能力。戴-克集团在中国业务不大成功，原因很复杂。即使有些下属不太积极，施伦普仍力主发展在华业务，力主成立50对50的合资企业。中国项目能做起来，施伦普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做好北京项目，施伦普连续3次访问北京，与中国政府领导和北京市领导见面。

施伦普辞职当天，他以戴-克董事会主席名义致函北京市领导，告知“将把戴姆勒－克莱斯勒的领导权交给蔡澈”。他在信中写道：“我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虽然非常辛苦，但很有收获。在戴姆勒－克莱斯勒这个杰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集团，正处于发展和振奋人心的时期，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领导层的指挥棒传递下去。”

从这一天起，我们合作伙伴的领导人变为更熟悉的蔡澈。

蔡澈对奔驰和克莱斯勒业务在中国的协调发展一直都很重视，并从侧面给予支持。原定北京奔驰CEO人选Joe Chao（赵）就是蔡澈力主推荐。蔡澈认为，与中方合作，选一个对中国比较熟悉，甚至有中国血统的领导人更易于交流。

Joe Chao是华人，来北京前是克莱斯勒高级经理。他既有克莱斯勒背景，又代表戴-克集团出任北京奔驰CEO，可以平衡各方关系，是不错的选择。但斯图加特其他德国人不一定都赞成，对用克莱斯勒人领导北京奔驰项目心里不大舒服，最终Joe Chao挂冠而去。当时蔡澈要求斯图加特推迟两个月再做决定，但遭到施仑普支持的顾儒伯（主管北京奔驰项目）的拒绝。

尽管当时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柯德斯的动向对轿车项目的具体影响还不好做判断。但很显然，新的任命对柯德斯和顾儒伯不利。据德国《经理人杂志》报道，柯德斯已经向监事会提出辞职，监事会没有马上答复。此消息事后得到证实。

戴-克监事会当时还做出决定，由克莱斯勒COO，原克莱斯勒二把手莱索达接任克莱斯勒CEO。莱索达当年51岁，曾在通用汽车工作多年，后转到克莱斯勒，是一位有能力、有经验，也很务实的领导。他既是戴-克集团董事成员，也是北京吉普董事，和中方交往颇深。

当天，我们就向蔡澈和莱索达发去贺信。

07．

蔡澈力推北京奔驰轿车项目

戴-克集团各项工作仍继续进行。

蔡澈接任戴-克董事长后，对中国项目，对北京奔驰更为关注。双方每次在工作中产生分歧时，他首先会支持德方意见，有时很强硬。但在强硬的同时，会仔细了解中方意见是否有道理，研究能否做出一些让步或折中解决方案。

为解决斯图加特部分人较劲的BJC审计问题，他曾两次给我打电话探讨解决办法。为推进和克莱斯勒的合作，他又亲自写信给我，努力促成解决克莱斯勒产品分销问题。在奔驰轿车项目发动机国产化遇阻等问题上，他都出面解决，明显加快了项目进展。

为推进中国发展战略，戴-克集团对中国业务领导人进行了调整。

就在戴-克集团更换董事长仅几天后，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奔驰公司）审批和注册工作得到解决，于2005年8月8日取得营业执照，北京奔驰公司正式诞生。

至此，历时4年的奔驰项目申办过程结束。

经过紧张的筹备，北京奔驰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于2005年8月24日晚7点-10点，在北京，并连线美国底特律和德国斯图加特召开。中外双方对此都十分重视，双方各提名的五位董事均出席会议。

结束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和项目审批后，包括戴-克集团方面最高领导在内的中外方领导高兴地坐到了一起，共同策划北京奔驰的未来，会议气氛十分友好、热烈。

新公司名字北京奔驰公司（英文简称BBDC）来之不易。斯图加特方面一直坚持要用北京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中方强调奔驰两字在中国有更大影响力，叫北京奔驰公司对企业传播和发展都有利。双方争论较长时间后，蔡澈出面表示同意中方意见，才最终确定公司名字。

莱索达具体参与了克莱斯勒和北京方面的合作。2005年9月16日，他到北京奔驰BDA现场进行调研。蔡澈和莱索达本人都有出任北京奔驰董事的愿望，但戴-克董事会最终没有同意。

08

北京奔驰新厂建成投产

2006年9月15日，北京奔驰新厂建成投产。当天北京时间早晨6时，蔡澈的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与北京市领导的会见8时45分开始，蔡澈难掩内心喜悦。经过几年努力，新合资企业顺利建成投产，E级轿车开始销售，形势一片大好。

这次会见，蔡澈介绍了戴-克集团的打算，表达了对下一步奔驰轿车国产化的支持，以及戴-克集团对入资福田汽车的渴望，还强调了戴-克集团与北京合作的决心。

同心携手，共铸非凡，Together ，We make a difference——这一中外双方商定的庆典主题词，成为北京奔驰的奋斗目标。

对北京奔驰来说，这真是太值得纪念的日子。庆典活动以北京市领导和蔡澈等启动象征性的按钮，表明新厂已建成并启用而宣告结束。

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也基本结束在北京奔驰的全部工作，到了跟蔡澈说再见的时候了。但我们共同写下了一段还算辉煌的历史，我们携手创建了北京奔驰。

2007年1月14日，北京奔驰公司召开第6次董事会，并调整董事会成员，我正式离开北京奔驰董事会。

1月30日，蔡澈给我发来一封他签名的信。他在信中写道：“过去几年，我们的合资企业经历了很多变化，您对我们的合作一直充满信心，不断推进，冀望企业获得成功。我多次参加合资公司董事会，尤其是接管克莱斯勒的领导工作之后，经常与安总会谈商讨，最终总能找到扎实的解决方案。回顾过去，我对安总的毅力与信心深感谢意。并再一次感谢您的一贯支持！”

蔡澈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虽然共事期间，我们也发生过不少争论，有的争论还很尖锐，但我们彼此欣赏对方的人品，这是大企业家的胸怀。

我会永远记得老朋友蔡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