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昭杰(左)和韩(右)
1987年10月20日,一架索多波罗夫飞机缓缓降落在长春机场,在凛冽的寒风中,机场大楼前身穿棉袄的英客们站在长长的“红旗”牌轿车前,耐心地等待着远方来的贵宾。
“1987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之后,博格瓦德、波斯特、李博士、韦伯和我在去北京访问的时候非正式地顺道去了一趟长春。”关于这次飞抵长春,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前董事长哈恩(Hahn)博士后来曾这样回忆道。
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缺重少轻,轿车几乎空白”的现实境况,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场变革悄然到来。
身为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的一汽,成为了这场变革的焦点。
图为耿昭杰
1987年8月,一汽被列为我国三大轿车基地之一(一汽、二汽、上汽),10万一汽人大批量生产轿车的梦想终于要变为现实。
正如1987年9月18日,时任一汽厂长的耿昭杰在一汽轿车3万辆轿车先导工程起步动员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轿车的春天来到了!”
鲜为人知的是,一汽在发展轿车项目时最初选定的合作对象并非德国大众,而是美国的克莱斯勒。
早在1984年,一汽为引进轻型发动机,就曾与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多次接触洽谈,并在1987年8月正式签订了购买该公司488发动机生产线合同。而当国家批准一汽轿车立项,虽然通用、三菱等都积极与一汽寻求合作,但很显然,在此之前就有过合作基础的克莱斯勒更显合适。
然而,一汽的诚意却成了克莱斯勒无端狮子大开口的倚仗。曾参与3万辆轿车先导工程与克莱斯勒进行过谈判的原一汽汽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底盘技术专家华福林回忆道:“克莱斯勒当时承诺,一年后(1987年)再将道奇600的整车(技术)给一汽。当时道奇车在美国卖得很好,(生产线)还没有退下来,克莱斯勒方面就说再拖一年。1987年9月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一次,希望能够在车型、车身技术转让等方面合作。克莱斯勒方面觉得一汽既然已经引进了488发动机的生产线,也就只能等着引进道奇的车身,于是就恶意地单方面在道奇600生产线上提高售价,要价1760万美元。”
图为哈恩
正在双方陷入僵局时,耿昭杰收到了一封来自意大利一个小岛的传真。
1986年底,一汽的高层在跟克莱斯勒谈判后,也和大众汽车进行了最初的接触,但大众汽车当时在中国的工作小组拒绝了合作。
耿昭杰厂长收到的传真,是哈恩博士写的信。
当时,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哈恩(Hahn)博士偶然获知了一汽寻求轿车合作的意向,他立刻毫不犹豫地给耿昭杰发了一封信传真过去,24小时内,耿昭杰即快速回信邀请哈恩到长春访问。
1987年9月,在哈恩的指示下,奥迪公司的生产董事赫尔曼·施蒂毕希(Hermann Stübig)和德国大众总部的代表海因茨·鲍尔(Heinz Bauer)动身前往长春进行首次考察,考察的结果让哈恩非常满意并决定亲自实地考察,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幸好这一年我在我的夏日别墅里安装了一台传真机。我立即在我的小型日本打字机上给耿昭杰厂长写了一封信,24小时内我就收到了他的访问邀请。”即便是多年后再谈及此事,哈恩也难掩内心的喜悦。
哈恩一行落地后,中德双方就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谈判。哈恩后来回忆道:“我们一到达就开始了内容密集的会谈,会谈时的每句话都被摄像机录下来。我们的谈判持续到凌晨1点。”
而与此同时,相比于长春中德双方充满诚意的谈判,一汽在底特律与克莱斯勒之间的谈判却十分不顺利,当时在美国同克莱斯勒公司谈判的一汽总经济师吕福源通过电话向耿昭杰汇报说,克莱斯勒要的几乎是天价,完全谈不下来。
据相关记载,当时,克莱斯勒总裁李·亚柯卡甚至拒绝会见为促成谈判专程前往的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和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
耿昭杰及时阻止了一汽集团赴底特律谈判代表同克莱斯勒签署生产轿车的合同,他告诉吕福源,他在长春和哈恩谈得十分融洽,而大众公司所给出的条件也十分合适。
随着1990年一汽与大众汽车公司合资建设15万辆轿车项目合同的签字和1991年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一汽在发展轿车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2016年9月8日晚,长春,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25周年庆典现场。
当耿昭杰与哈恩的手再度紧紧握在一起的那一刻,对于这两位老人来说、对于一汽人和一汽的轿车事业来说,多少往事跃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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