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果斯空荡荡的大街两旁,新的建筑正在一个个工地上生长,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像是生长中的骨节摩擦发出的声响。(南方周末记者 王宇/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时代变了,如今有人凭借一家“注册型企业”即可在霍尔果斯淘金,而过去的“淘金客”,则把青春和全副身家押在苍茫的戈壁上“拼杀”。
“老贸易”高建刚还记得1992年的那个夏天。8月,他高中毕业,一心想混社会,提着几箱赊来的方便面,随人潮一路向西,涌入霍尔果斯。
1992年7月22日,国务院批准在霍尔果斯开启边民互市。
边民互市,指在陆路边境二十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金额或数量范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
毒辣的太阳把戈壁滩烤得焦烫,只有土路,罕有建筑。先是新疆人,后有内地人,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啸聚于此。好奇,懵懂,无知,潮水裹挟人群向西。
“一杯杯卖炒瓜子,一天也能赚几百块”
资料记载,当年有4.85平方公里土地被划为边境互市贸易区。1992年8月15日贸易区运营时,开业的4000㎡工程里有27套房子,共计200个摊位。但商人们回忆,当年的互市贸易就是圈一块地,搭一顶帐篷,没有建筑物。哈方什么都缺,他们搬来化肥、废铜、废铝,换取中国人的食品、纺织品等轻工产品。中国人只需在边检站交两块钱办个证,随便拿点儿什么去霍尔果斯,都能易货或者换钱。通关时,没有仪器检验,肉眼看一下就行。
18岁的高建刚用方便面换了一个望远镜和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当“倒爷”的滋味。揣回家倒卖,扣除成本,赚了几十块钱,比一个月20块钱的生活费还要多上许多。
“太有钱,也太容易了。”高建刚说。
从62团坐“排排车”(新疆的一种马车)到霍尔果斯,每人每次1块钱,“排排车”主每天能赚几百块钱。这不稀奇,有人靠一杯杯地卖炒瓜子,一天也能赚几百块。
新疆作家李传珠当时在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任职,在报告文学《霍尔果斯的早晨》中,他记录:“28号摊位新疆巩留县一家国有企业,一天销售运动衣13万元人民币,获纯利4.6万元。一日纯利润一两万、两三万元的比比皆是。当然也有赚不到钱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货源对不对路。货源对路了,不管你10万、8万元的货,哈方商人只要看上,就全部拿走。”
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2团的“垦二代”,高建刚占尽天时地利。即便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在边民互市大潮中挣了些钱。在62团,像他一样的年轻小贩还有许多。
1994年,家人给高建刚凑齐12000元,在霍尔果斯盖起两间砖木房,开起了餐厅。
与此同时,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秩序和诚信开始瓦解,情势急转直下是1994年4月11日。根据李传珠的记载,从互市贸易市场出去了一些质次价低的商品,予人口实。霍尔果斯口岸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市场被暂时关闭整顿。
当时中亚五国经济开始复苏,政局稳定,人们有强烈的改善生活的需求,急需大量日常生活用品。闭市后,哈萨克斯坦雅尔肯特市副市长阿扎提·阿不都克里莫夫和该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巴格达·撒依特诺夫先后到中国,争取互市贸易市场重新开放。
1994年的这次闭市,中国将97770包假冒伪劣商品清理出市场和口岸,多为服装、鞋类、提包、小百货、电器,数量占到市场内商品总量的82%。这一年,互市贸易市场开市天数仅为150天,接纳哈方购物团2450个、18750人,成交额6420万元人民币,收兑外汇570万美元,收取工商、税务、管理费87.8万元。1995年后,哈方平均每天入市130人,日成交额上升到百万元,有时达到一百二三十万元。消费也悄然升级,从过去购买服装变成酒类、录音机、糖类、鞋类——这几类商品占购物总量的95%。
但市场监管趋严,利润变薄,不少商人开始离去。
“第一批到霍尔果斯口岸的人,80%都是先挣到钱,又把钱赔在口岸,然后离开。这么多年,一批一批,来了,走了,前赴后继。”高建刚的餐馆只维持到1996年,此后,他到南疆卖粮食篷布去了。
“土房子,泥巴地, 墙角堆的全是钱”
高建刚离开后的第二年夏天,湖北仙桃人吴宇恺乘着卧铺客车进疆。
车到乌鲁木齐,要上厕所,驾驶员大手一挥“以车为界,男左女右”,这构成吴宇恺对“异域风情”最初的认知。而除了车厢里的脚臭和汗臭,坑坑洼洼的公路让一路颠簸的他印象深刻。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派这位业务员与同乡商人李俊锋会合,监督货物质量并回收货款。迈亚的前身是湖北仙桃毛毯集团,生产的毛毯获得“全国最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而声名鹊起,俄罗斯、乌克兰等欧亚国家通过上海的外贸企业找到他们。精明的迈亚避开中间商,选择与个体户李俊锋合作,将毛毯直销到霍尔果斯口岸。
回想起那个夏天,千里之外的仙桃商人何以嗅到西北飘来的财富气息,吴宇恺认为,霍尔果斯的机会格外抢眼。那时候商人中流传着“错过深圳、错过浦东,不要再错过霍尔果斯”的说法。
20年后,这句话仍被霍尔果斯政府写为宣传标语。
发货,等客户当面结算,再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因为忙碌,吴宇恺和李俊锋每天上午10时之前进入中哈贸易合作区,在里面待上一整天,下午6时出来。合作区里的食物只有茶叶蛋,两个人只能用茶叶蛋蘸辣椒充饥,等出了合作区再去小餐馆吃点儿好的,通常是大盘鸡、一整条鱼或者新疆拉条子。
低谷时,李俊锋每天只能卖几十条毛毯,但他却没随大批商人撤出霍尔果斯。吴宇恺回忆两个人当时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卖到每天一千条,咱们就喝啤酒。”
霍尔果斯没有辜负年轻的业务员和刚迈入中年的个体户。“老毛子”用卡玛斯汽车将几千条毛毯整车运走,1997年,一条毛毯从1992年的100元左右涨到三百多元。
成包美元被李俊锋用最普通的书包背去换成人民币。“土房子,泥巴地,墙角堆的全是钱”,吴宇恺被眼前的场景镇住。
外贸的回报丰厚直观。1998年的霍尔果斯,私家车还屈指可数,李俊锋就买了一辆富康988。“高兴得不得了!”吴宇恺说。
那些年,吴宇恺和李俊锋住在免费的地下室里——仙桃市招商局在口岸投资了仙桃宾馆,出于同乡情谊把地下室借给他们。
这为李俊锋日后的生意埋下伏笔。低谷时,政府将仙桃宾馆当做不良资产处理,“多年受照顾”住在地下室的李俊锋接了盘,出于涌泉相报的江湖义气,也基于商人毒辣的眼光——他看准了仙桃宾馆周围的那块地。
2006年前后,霍尔果斯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发展起来,李俊锋将仙桃宾馆周围的地块全部开发,转型成了地产开发商。“光这一块的收入就几千万。”吴宇恺感叹。
外贸还做,但已经赚不到钱。随着国内环保意识增强,化纤制的毛毯已被舒适的全棉毛毯替代,李俊锋将贸易从口岸移到乌鲁木齐的边境宾馆,仍然艰难经营。这“一小块业务”之所以没有关掉,纯粹是出于“情结”。
吴宇恺在2003年前后因升职离开霍尔果斯。再回来已是2015年,他彻底离开了国企,跟随李俊锋在距霍尔果斯国门200米的地方,做起了建新国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试图在兼顾口岸旅游消费的基础上,填补这座城市在日常消费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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