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盛绽红岩魂 一片丹心向阳开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78年拍摄的舞台歌剧艺术电影《江姐》剧照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以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于蓝（右）饰江姐，赵丹饰许云峰。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歌剧《江姐》选曲

江姐原型、革命烈士江竹筠一家三口照片

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记载了革命烈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斗争事迹。

1、“他一定要让今天的人了解那些敢于去死的人士为的是什么”

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展览中，罗广斌的那张标准照，把他凝固在了20世纪60年代。他与活下来的战友把在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情节用文学形式记录下来，在一些文学前辈的指导下，让烈士的形象丰满了起来；通过整合众多人物、事件，把英雄和信仰贯穿于地下党的历史，书写了“革命”两个字的内涵。

重庆解放后，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罗广斌、刘德彬以及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后被保释出狱的杨益言，极力宣传烈士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罗广斌，在学校、厂矿等地方宣讲他在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的所见所闻。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回忆道：“1951年，我们结婚后，几乎天天晚上家里都是他的那些战友、领导，有的一来就关起门在里面谈事情，总是几个小时。他口才好，记忆力好，总是富有激情，家里来人总见他滔滔不绝地讲。”胡蜀兴说，罗广斌第一次讲烈士的故事就是在白公馆、渣滓洞现场，向重庆女师的学生讲。后来重庆大学邀请他讲，他就把自己的亲身感受讲给大家听。他的创作就是从讲故事开始的。那时沙汀、马识途等作家到家里来过，有时也叫他去成都。罗广斌对他们很崇敬，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教导。“监狱中那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死去的人让他懂得了生的意义，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活出意义。”胡蜀兴记得，创作的那几年罗广斌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离开家我都不知道。他只想着工作、写作，只想着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一定要让今天的人了解那些敢于去死的人士为的是什么！”

1958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的《红旗飘飘》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引起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内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长一些。于是，1959年2月中青社又推出了增写稿《在烈火中永生》，单独发行，印数很快超过了百万册。

1958年7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偶然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正合写一部长篇作品《禁锢的世界》，非常重视，将它列入中青社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规划中。那年秋天，中青社社长兼总编朱语今和编辑王维玲来到重庆与罗广斌等人会面，鼓励他们的小说创作，并请重庆方面给予支持和协助。他们特地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向重庆市委请创作假，让他们能集中精力写作。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众多资料来看，罗广斌等人创作小说《红岩》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他们自己写到上级部门组织人指导、帮助他们写，从情节内容的设计到具体人物的塑造，个人的写作行为变成一种思想文化建设和开展传统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行为。

这本书稿在全国许多知名的文学家、川东地下党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最终定稿。

1961年，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常委们正在就一本即将要出版的图书名称进行讨论。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本图书的书名，是因为图书内容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这本书的创作出版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对书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书名在反复讨论设计、数次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提交到市委来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认为，这本书不仅讲述了狱中斗争，而且是我们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的缩影，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地名“红岩”，这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

最后，市委常委会决定用“红岩”作为书名。任白戈说：“今后人们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起重庆就会说到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好评如潮。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用该书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的话说，“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这部长篇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不少报纸采用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青松”“红岩”的图案也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出现的符号。对于报纸副刊来说，这一年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红岩年”。高频度出现的评介文章和刷新纪录的出版发行量，掀起了一股“红岩热”。伴随着“红岩热”，甚至一些地标、企业也以“红岩”冠名，如红岩汽车、红岩墨水、红岩街道、红岩影院等。

从根本上讲，“红岩热”的产生源自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小说《红岩》的深刻契合。正如评论家阎纲所说，“《红岩》一经出版，就博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日益增长着的审美要求的读者的普遍喜爱，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红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已经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难于突破的一关，而且是首要的一关——能够和广大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说《红岩》出现一书难求的境况。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热议《红岩》的现象。有读者说道：“我不只一次地在大街上，在公园里或在无轨电车上，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在谈论着《红岩》，他们时而谈到威武不屈的许云峰，时而谈到坚韧倔强的江姐，时而谈到勇敢沉着的成岗，也时而谈到为了党的事业勇于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而长期装疯的华子良……是的，《红岩》是生活的教科书，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以它特有的艺术力量，感召着人们，鼓舞着人们，人们所以那样熟悉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熟悉英雄们的每一段言行，而且谈起来又是那样的有兴趣，有感情，不正是说明了这些英雄人物在他们心上，已经生根开花了吗！”

上世纪60年代，“红岩热”的高潮是小说《红岩》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推荐为爱国主义教科书，其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选入教材，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受到《红岩》影响，《红岩》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

2、“你们的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

“红岩热”不仅表现在小说本身，而且带来了其他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热潮。红岩故事的改编其实自1958年《红旗飘飘》发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后就已经开始。《红岩》被改编成快板书、评书、京韵大鼓，诗歌、散文、连环画、木刻、剪纸紧随其后。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舞台剧出现后引起了很大反响：1962年8月，青岛话剧团、四川话剧团、北京人艺等相继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一大批改编作品问世，极大地促进了红岩英烈精神的传播，呈现出一个文学艺术高潮。文学艺术在中国发挥着空前巨大的社会引导作用，烈士形象几乎成为每个人人生行为坐标的参照系。1962年12月2日，李希凡在《人民日报》发表《剪裁、集中和再创造——谈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红岩〉的改编》，文中写道：

《红岩》，这本公认为撼动心灵的“共产主义科学书”，在它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经风行全国，有口皆碑，虽然书的累计印数突破了二百万册，达到了解放以来长篇小说发行量的最高数字，却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大概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吧，阅读的热潮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有力地冲击着戏剧艺术，不少戏剧工作者满怀热情地把《红岩》搬上了不同剧种的舞台。据统计已经有二十几种有关《红岩》的戏在全国各地演出，可惜我们无法一一欣赏比较。在北京，目前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在演出自己改编的《红岩》，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对《红岩》的改编中，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最为知名，影响最大。

歌剧《江姐》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陈沙导演，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1964年首演于北京。整个剧的编排，以江姐为主线，成功塑造了一个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绣红旗这一情节本是发生在白公馆男牢房，红旗是罗广斌与刘国志、王朴等用一床红色绣花被面制作的。但是，小说《红岩》把它表现在渣滓洞女牢房中江姐等人的身上，以女性的柔情细腻烘托出革命的情怀。歌剧《江姐》把这一情节作为剧情发展的高潮，伴以带有川音的韵调，不但突出地域性特点，更是让音乐优美到极致而经久不衰。主题曲《红梅赞》是由词作者阎肃和曲作者羊鸣、姜春阳、金砂精诚合作、几易其稿创作出的经典。回忆起《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因为这是首非常重要的主题歌，我们先后写了8个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来，都怕不能传唱，改了20多遍仍很担心，不知道这样写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空政文工团原驻地——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演员唱，孩子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红岩上红梅开……’，我们心里就有了底，这首歌肯定能流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红梅赞》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朗朗上口，广为传唱。歌剧《江姐》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短短几个月在全国公演256场，成为历演不衰的民族歌剧精品，被誉为中国歌剧的三座里程碑之一。

1964年10月13日，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毛泽东观看了《江姐》。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走上舞台和演员握手合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合影照片。毛泽东还接见了空政文工团的领导和有关演员。在高度评价了这部歌剧后，他为江姐的死感到深深的惋惜，说：“那么好一个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又对编剧阎肃说：“你看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就让双枪老太婆带兵把沈养斋包围。”他还说：“你们的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钟兆云：《〈江姐〉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党史博览》2004年第1期）

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以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由水华执导，赵丹、于蓝、张平、项堃等主演。该片讲述在重庆解放前夕，江姐在丈夫被敌人杀害后，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争，由于甫志高的出卖，她和许云峰被捕，他们在狱中严守党组织的秘密，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该片最初定名《红岩》，周恩来总理看过后，建议改名为《江姐》。但于蓝提出，江姐在影片中并不是唯一主人公。经过讨论，周恩来总理从叶挺将军的《囚歌》中取“烈火中永生”为片名，并由郭沫若题写片名。

3、“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江姐的故事是《红岩》中最有华彩的篇章，仅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江姐”条目就多达4000余条。特别是解放军空政文工团1964年改编的歌剧《江姐》获得巨大成功，使江姐成为中国当代最光彩夺目的女英雄形象。江姐的原型是共产党员江竹筠。

江竹筠（1920—1949），四川自贡人。江竹筠的入党介绍人戴克宇回忆说：“她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面庞圆润、衣着朴实、举止稳重、对人诚挚、和蔼可亲。我告诉她：‘入党后是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也可能牺牲的呵！你是否考虑、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她断然回答说：‘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安乐与享受，我既然决定入党，就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记得是1939年夏天，在一个晴和的星期日，我们和党支部书记一道，走到小溪旁的竹林里，她举起左手向党宣誓，神情庄严肃穆，目光坚定……”

加入地下党的江竹筠从事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工作，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1947年，她和丈夫彭咏梧一起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彭咏梧不幸在起义中牺牲。她谢绝党组织的照顾，在下川东坚持战斗。1948年，江竹筠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后转押渣滓洞监狱。她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1949年殉难于电台岚垭刑场，时年29岁。

《红岩》中的江姐是革命文物史料与艺术形式最有效地结合创作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小说有一段描写江姐目睹了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被害，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的情节。小说中创作设计这一情节，是为了突出江姐坚毅内忍的性格，以及压制悲痛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历史上，彭咏梧被杀害后，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这是真实的。但是江竹筠由重庆返回下川东时并没有见到，而是通过设在彭咏梧亲戚家的联络站得知这一噩耗的。

小说《红岩》中关于江姐得知彭松涛牺牲后的情感描写，向我们还原了江姐的真实情感世界。小说中这样描绘她内心的坚持：“‘我希望，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前仆后继，我们应该这样。’回答的声音，是那样的刚强。”

现实中的江竹筠正如《红岩》中所描绘的那样坚定而决绝：“临委考虑江竹筠不能再去下川东，因为她去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顾。再三要她留重庆工作。好心的朋友也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她自己也知道此去有危险，可是她坚持要去：‘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临委只好同意她的要求。”

据江竹筠的战友卢光特回忆，彭咏梧牺牲后，战友老吴告诉了江竹筠关于不幸事件的传闻。她极力镇定自己，只在夜间禁不住隐隐啜泣。后来江竹筠和卢光特从万县搭轮船回重庆的途中，“在船上，竹筠沉默少言，尽量抑制悲伤。晚上他们和衣躺在船舷走道上，共盖一条被子，上有寒风刺骨，下有铁板冰人。她把被子的一半推给小卢，自己睡在外边挡风。小卢的脚露在外面，她又脱下毛衣给搭上。小卢咳嗽，她询知小卢患有慢性病，仍在农村艰苦斗争，心疼地说：‘你身体不好，到重庆后一定要去医治一下。’并立即写了一张条子，叫他去找陈作仪——竹筠的一个联络点，要陈负责给小卢检查治疗。她强忍住自己的巨大悲伤，像往常一样用极大精力去关心别人。她把减轻别人痛苦作为战胜自身痛苦的一种力量。”

小说还真实还原了江竹筠在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后，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难友们受之鼓舞，纷纷给她写信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其中何雪松代表难友们写给她的《灵魂颂》在渣滓洞集中营里久久流传：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诗歌把江竹筠比作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丹娘和沙俄时期反抗强暴的苏菲亚，对江竹筠顽强不屈的意志给予由衷的赞扬。江竹筠给难友们写了回信，表达了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留下了“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的铮铮誓言！

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也曾是江姐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时的难友。罗广斌的一篇回忆文章《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进一步印证了小说《红岩》中江姐英勇顽强的真实性：

在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的极刑拷问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钉镣铐等等各种各样酷刑，特务匪徒没有从她身上找到丝毫线索。她晕死三次，每次，被冷水喷醒转来时，又继续受刑。凝望着连自己也认不出来被摧残的身体，和凝结着仇恨的遍体血污，嘴唇倔强地抽动着，她说：“我是共产党员，随你怎么处置！”

4、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通过读者的文章、亲属的回忆，以及战友的叙述，红岩故事在加速传播，成为脍炙人口的话题。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热议《红岩》的需求，从1962年6月开始，《中国青年报》就开设了《红岩精神礼赞》专栏。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红岩精神”这个命题。有读者在座谈会上说：“江姐和其他男同志一起，挺立在囚车上面，像迎接庄严的战斗，像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看，他们的脸上充满着胜利的欢笑，洋溢着圣洁的光辉……”

1985年10月，邓颖超参观重庆曾家岩纪念馆时，在红岩礼堂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让红岩精神正式冠名并传扬开去。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在为民族自由，为新中国成立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昂奋达观、坚毅不拔、弃旧图新、勇于奉献精神的延伸、沉淀和升华，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节的集中体现。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战斗原则和显著特点。红岩精神的巨大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在于此。

《红岩》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表现了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其后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革命者“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的无私奉献精神。江姐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歌曲《红梅赞》、舞蹈《绣红旗》成为革命文化的经典。

1984年和1999年，《红岩》被两次改编成电视剧。2003年拍摄了根据小说改编的黄梅戏《朝霞满天》（6集电视连续剧），它们都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曲艺家袁阔成、李鑫荃、刘兰芳分别播讲过评书《红岩魂》《红岩》《双枪老太婆》。1989年，由歌乐山烈士陵园和重庆电视台以红岩史料编辑创作的《这座山属于历史》4集专题片推出。主持人李默然说：“我答应担任主持，是因为我对红岩先烈的崇敬，小说《红岩》留给我深刻的记忆。”

1988年开始，表现红岩历史的《红岩魂》巡回展览从广州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出，也唤起人们对小说《红岩》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作品的记忆。大量研究开发出的新史料，激发了又一次创作高潮。

21世纪以来，红岩故事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有空政歌舞团的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2001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的《江姐》（2001年）、中国评剧团的《红岩诗魂》（2001年）、天津京剧团的《华子良》（2003年）、浙江越剧团的《红色浪漫》（2007年）、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红岩魂》（2012年）、上海京剧院的《浴火黎明》（2016年）、重庆市川剧院的《江姐》（2018年）、北京京剧院的《许云峰》（2020年）等。

围绕小说《红岩》而展开的持续不断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红岩现象”，彰显了广大中华儿女对红岩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红岩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在今天依然是人们精神力量的源泉。

（作者：厉华，系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原主任、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馆长，王娟，系重庆出版集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