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论元代学者的“四书六经观”

原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

一、问题的提出

《四书》与《六经》的关系问题，是四书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源于宋儒朱熹“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五，第2629页）的先《四书》后《六经》的“四书六经观”[①]。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在于，《四书》与《六经》孰先孰后，孰为主导，反映了两种迥异的学术主张，甚至代表着不同的学术时代。一般而言，从支撑某一历史时期的经典系统角度划分，中国思想史可以分为先秦“六艺时代”、汉唐“五经时代”和宋明“四书时代”三个大的阶段。经过隋唐儒者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大力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典籍逐渐形成一个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经典系统，至南宋朱熹结集定名为《四书》，并精心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与义理解经之大成，最终而创立四书学。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系统逐渐退却，理学《四书》系统走到幕前。譬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士子首先要考的经典正是《四书》，并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这一规定为明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后期宗法社会八百年。用钱穆先生的话讲：“《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朱子有言：‘《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此一条，即已把宋以下之孔孟并重代替了汉以下之周孔并重，把《四书》地位来代替了《五经》地位。换言之，乃是把当时之理学来代替了汉唐之经学。”[②]

宋之后，作为一个崛起于漠北草原、“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元史·赵复传》，第4314页）的北方政权，元代学者对《四书》、《六经》的关系究竟如何看待？到底是真如前人所说，元代学术皆“株守宋儒之书”（皮锡瑞《经学历史》，第205页）无所发明？还是有其独属于这个特殊时代和政权的新说？它与明清学术又有着怎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细心考究。

二、朱熹的“四书六经观”

讨论元代学者的《四书》、《六经》观，必须要从朱熹的《四书》、《六经》观谈起，因为朱熹是四书学的最终确立者，并且其学说在元代“悬为令甲”（《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小序》，第289页），享有崇高地位，对学者产生着重大影响。讨论元人的《四书》、《六经》观，当以朱熹之说作为参照。

朱熹对于《四书》、《六经》的关系，有着明确说明，这集中体现在弟子陈淳的一段记录中：“《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五，第2629页）关于“四子”所指，一直以来普遍认为当指《四书》无疑，而方旭东先生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说：“陈淳所录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周、张、二程四子……对陈淳所录‘《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句话，可作如下判断：它是说《近思录》是周张二程之书的入门读物，而不是说读《四书》前当先读《近思录》。[③]这里，我们对《近思录》与“四子”的关系姑且不论，单就《四书》与《六经》的关系而言，其实在朱子那里，即便不把“四子”理解为《四书》，也不影响先《四书》后《六经》、《四书》主导《六经》、《四书》为《六经》之阶梯这一基本观念的成立。朱熹在其他地方的多处论述就印证了这一点，譬如他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说：

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95页）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载：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第1658页）

同书卷一一五又载：

又问读《诗》。曰：“《诗》固可以兴，然亦自难。先儒之说，亦多失之。某枉费许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第2778页）

如上所言，先用力乎《四书》，然后及乎《六经》；为学次序当先读《四书》，再读《易》、《书》、《诗》、《礼》；待《四书》读透，再读他经等等，足以证明朱熹“《四书》，《六经》之阶梯”命题的成立。

那么，朱熹为什么会主张《四书》在先、《六经》在后呢？在他看来，从读书进学次序和理会“圣人本意”的角度讲，《四书》具有明显的优于《六经》的特质。譬如《朱子语类》卷一九云：“《论语》易晓，《孟子》有难晓处。《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第429页）又同卷：“《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第428页）同书卷一○四则云：

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於《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第2614页）

从朱熹的话中不难看出，朱子主张先《四书》后《六经》的深层学术原因乃在于：“《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更便于阐发理学思想；而《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与理学的关系远一些、浅一些。”[④]也就是说，推崇《四书》，以《四书》系统替换《五经》系统，是宋代理学得以创立的一个学术前提，在理学家心目中至关重要。当然，这一经典系统“替换”的更为宏阔的思想背景是：这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应对儒学内部革新和外部佛道挑战的重大举措，也是宋代“新儒学”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正因为此，钱穆先生认为：“把《四书》放在《五经》之上，这是开天辟地学术思想里的大革命。”[⑤]

三、元代“四书六经观”分疏

如所周知，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族统治的北方政权，政治中心在大都（今北京），与中原文化由南向北的传播相一致，元代的四书学也经历了一个由南向北的发展过程，并在南方和北方各自形成了众多流派。譬如北方有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南方有以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陈栎、胡炳文为代表的“新安学派”等等。不同学派的四书学主张存在诸多差异，在《四书》与《六经》关系问题上，也与朱熹之说多所不同，呈现出别样的色彩。

1. 述朱派：“《四子》，《六经》之阶梯”

元代各派学者中，皆有遵从朱熹“《四子》，《六经》之阶梯”之说者。或完全复述此命题，或说法略异而精神实通。尤其是元仁宗延祐科举之后，这派说法更是因朝廷的表彰而占据主导。从学术师承上讲，这些学者大多是朱学的续传。

北山学派代表人物金履祥（1232-1303）、许谦（1270-1337）虽然号称“纯然得朱子之学髓”（《宋元学案》卷八十二，第2727页），但在《四书》、《六经》关系上并没有明确的论断，姑置不论。而新安学派的陈栎（1252-1334）完全赞同朱熹之说，譬如《定宇集》卷十七《又答先生书》云：

吾乡自式车姜介轩先生开其源……主簿胡余学先生数老，先后相续，不但文辞古雅，而以《近思录》为《四子》之阶梯，以《四子》为《六经》之阶梯，必使人人习之。（《四库全书》第1205册，第439页）

陈栎为徽州休宁人，草窗先生黄智孙门人，智孙学于万菊滕氏（铅），而“滕之先璘、（琪）〔珙〕二伯仲，皆为朱子高弟”（《宋元学案》卷七十，第2350页），故陈栎论学亦“以朱子为宗”（同上，第2354页）。

再如汪克宽（1301－1369，一说1304－1372）《重订四书集释序》云：“《四书》者，《六经》之阶梯，东鲁圣师以及颜、曾、思、孟传心之要，舍是无以他求也。”（《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683页）所论与朱子原话几乎一致，而克宽为东山先生汪华再传，汪华为双峰饶鲁门人，饶鲁则为朱熹之再传弟子。

莆田人黄仲元（1223－1312）《四如讲稿》卷一曾云：“《论》、《孟》，《六经》之阶梯。二书首尾次第，各有条序，而不可乱。”（《四库全书》第183册，第743页）亦与朱子之说无二。值得注意的是，仲元与《六经》并提的只是《论》、《孟》，而未及于《大学》、《中庸》，但实际上《论》、《孟》在这里可以作为《四书》的代称来理解。朱熹在其《语类》、《文集》即有多处《六经》、《语》、《孟》并称的情况，并以《语》、《孟》指代《四书》，看来这是一个传统。而据《宋元学案》，仲元乃得其父黄绩“德远家学”，黄绩为瓜山先生潘柄门人，潘柄则“年十六，即有志于道，与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学授之”（《宋元学案》卷六十九，第2291页），故而仲元亦属朱子续传。

2.反朱派：“《语》、《孟》，圣贤之成终者也”

在元代，“述朱”一派是主流，这易于理解，因为毕竟当初实现元代四书学北传的关键人物德安（今湖北安陆）儒生赵复（1215－1306），其身份便是“朱学续传”（《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下》，第1599页）或谓“程朱续传”（《宋元学案·鲁斋学案》，第2994页），何况后来有了国家科举制度对朱熹《四书集注》尊崇地位的保障。更值得关注的当是“反朱”一派，因为在这种对朱说反动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元代学术的多样面目和独特品格。这中间，又以刘因（1249-1293）和吴澄（1249－1333）二人最为典型。

先来看刘因。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今河北容城）人，学者称“静修先生”。据《元史·刘因传》，刘因“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第4008页），后见周、程、张、邵、朱、吕之书而发生四书学转向，并撰有《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等。“《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是刘因在《叙学》一篇中提出的观点，涉及对《四书》与《六经》关系问题的认识，他说：

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之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静修集续集》卷三《叙学》，《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683页）

此处“《语》、《孟》”，亦可作为《四书》的代称来理解。如前所述，《四书》是宋代理学体系得以建立的最重要的典籍依据，一定程度上讲，倒了《四书》便是倒了理学，《四书》在先的位置不容动摇。然而在刘因这里却试图动摇它，“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前半句道出了宋元以来学术发展的实情，后半句则意在说明《四书》之学应当作为问学之终，而非如程朱等人所言的问学之始。而且，“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的反问，分明是对朱熹以来的四书学传统的严厉反动和批判。

至于当以何者为始，刘因接下来称：

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咏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未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举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所成始也。（同上，第683-684页）

不难看出，刘因乃是将代表“圣贤之详”、可以“反而求之而自得”的《六经》作为问学之始的。反对朱熹“《四子》，《六经》之阶梯”而主张“问学自《六经》始”，这是刘因四书学独具的特点。

再来看吴澄。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曾任国子监丞、国子司业、太中大夫等，著有《五经纂言》、《吴文正集》等，学者称“草庐先生”。他所开创的“草庐学派”，与北方“鲁斋学派”、“静修学派”鼎足而为元代三大理学派别之一。吴澄并没有在其著述中明确提出《四书》、《六经》是何种关系，但在他任国子司业时提交的国子监改革方案中，却清楚地表明了先《六经》后《四书》的立场。这需要从许衡（1209－1281）任国子祭酒之事说起。

许衡较早接受了南儒赵复传播而来的四书学，并将之教授弟子，在忽必烈朝任国子祭酒兼管太学时，又通过规定教材及亲撰著述在教育层面推广《四书》，使四书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至元十年（1273），许衡在以阿合马为代表的“理财权臣派”的排挤下辞职还乡，由于朝中诸多汉人儒士的坚守，由许衡订立的在国子学中推行《四书》的规矩并未废除。至元十三年（1276），国子学社生不忽木、坚童、太答、秃鲁等上书忽必烈，提出兴学要求，并建议将《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列为国子学教学内容，忽必烈也最终先于至元十四年（1277）设置蒙古国子监，又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再置国子监，并确定其制度，正式将《四书》列为教材，并且使其占据了先于《六经》的重要位置，规定：

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元史·选举志一·学校》，第2029页）

然而到忽必烈统治晚期，国子监教学内容却发生了变化。至元二十五年（1288），南儒程钜夫（1249－1318）曾向朝廷建议：“吴澄不愿仕，而所定《易》、《诗》、《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得圣贤之指，可以教国子，传之天下。”（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四，《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25页）这其实是一个信号，即要在国子监教育中加重《五经》的分量，这便与许衡等极力推重《四书》的立场有了很大差别。成宗时，儒士袁桷（1266－1327）上《国学议》，对宋末以来推崇《四书》的风气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指出：“今科举既废，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胄子之古意。傥得如唐制，《五经》各立博士，俾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义，……庶足以见经济之实。”（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49页）这一主张，便使《四书》优于《五经》的地位受到了很大挑战。至大四年辛亥（1311），时任国子司业的吴澄提交了他的国子监改革方案:

公为取程淳公《学校奏疏》、胡文公“二学教法”及朱文公《贡举私议》三者，斟酌去取，一曰经学：《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大戴记）附《春秋三传》,附右诸经各专一经，并须熟读经文，旁通诸家，讲说义理度数，明白分晓。凡治经者，要兼通《小学书》及《四书》。……是为拟定教法。（《吴文正集·附录·年谱》，《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932页）

这个方案虽然不像袁桷那样态度激烈地排斥《四书》，而是再次将《小学》及《四书》纳入教学内容，但《四书》仅处于“兼通”地位、逊于《五经》的倾向却显而易见。尽管吴澄自幼即习读《四书》，也曾提出过“《四书》，进学之本要也”（《吴文正集》卷十一《赠学录陈华瑞序》，《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67页）的论断，但在这份国子监改革方案中，却明显地主张《六经》为先，与朱熹之说迥然相异。

3.申发派：“《六经》、《四书》所以相通”

元代还有个别学者，基本赞同朱熹“《四子》，《六经》之阶梯”之说，并在其基础上有所申发，颇具新意。作为东莱吕祖谦（1137－1181）续传的浙江义乌人王祎（1322－1374），在其所撰《四子论》中称：

然而先儒之论，以谓治《六经》者，必先通乎《四书》，《四书》通则《六经》可不治而通也。至于《六经》、《四书》所以相通之类，则未有明言之者。（《王忠文集》卷四,《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68页）

王祎所谓“《四书》通则《六经》可不治而通”之说，显然来自于二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载程氏之语云：“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集》上，第322页）而这种“读论语孟子法”，亦被朱熹当作指导性的“纲领”，置于《论语集注》之前。当然，“《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的提法，意在强调《论》、《孟》乃至整个《四书》的重要，并非真地说治《四书》后即可不治《六经》。程朱之意乃在于，《六经》之“道”与《四书》之“道”相通，而《四书》易于理会，故通《四书》亦可通《六经》。

饶有兴味的是王祎所阐述的“《六经》、《四书》所以相通”的理据，当属发前人所未发。兹移录如下：

以予论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书》必自《大学》始，治《春秋》则自《孟子》始，治《诗》及《礼》、《乐》必自《论语》始。是故《易》以明阴阳之变，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于太极，太极即诚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终言天道、人道，必推极于至诚，故曰治《易》必始于《中庸》也。《书》以纪政事之实，载国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学》自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亦本原于明德，故曰治《书》必始于《大学》也。《春秋》以贵王贱霸，诛乱讨贼，其要则在乎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辟异端，距邪说，其与时君言，每先义而后利，故曰治《春秋》必始于《孟子》也。《诗》以道性情，而《论语》之言《诗》，有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礼》以谨节文，而《论语》之言礼，自乡党以至于朝廷，莫不具焉。《乐》以象功德，而《论语》之言“乐自《韶》舞”以及“翕纯皦绎”之说，莫不备焉，故曰治《诗》及《礼》、《乐》必始于《论语》也。此《四子》、《六经》相通之类然也。虽然，总而论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经》亦一理也。汉儒有言：“《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嗟乎！岂独《论语》、《孟子》为然乎？故自阴阳、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伦日用、家国天下之所当然，以尽乎名物、度数之详，《四子》、《六经》皆同一理也。统宗会元，而要之于至当之归，存乎人焉尔。（王祎《四子论》，《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68页）

在这里，王祎找到了《六经》与《四书》在哲学上的契合点，将《六经》与《四书》一一比附，以此解释《六经》与《四书》之所以相通，这可算作元代一种新型“四书六经观”。不过，程子所谓“《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强调的是《四书》与《六经》的相通；而朱熹所谓“四子，《六经》之阶梯”，强调的则是《四书》与《六经》的差别及阶段性。二者虽有关联，却不完全属同一层面的问题。

四、元代“四书六经观”与元代学风

那么，元人在《四书》、《六经》关系上的“述朱”、“反朱”、“申发”诸说，究竟如何形成？到底该如何认识？每种说法的背后，与学者个人的学术渊源及整个元代学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述朱派”的问题相对简单，因为持这派观点的学者大都属于朱学续传，对朱子之学十分崇信。“申发派”的代表人物王祎虽不属朱学续传，但在《四书》、《六经》关系这点上接续二程，与朱熹之说亦甚接近。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元代四书学北传的大趋势有关。赵复等人将朱学《四书》传到北地，并逐渐为朝廷所重视，继而于仁宗时期恢复科举，带来了朱熹《四书集注》更为广泛的传播，并促使元代学术风气发生了一个“四书学”的转向[⑥]。时人虞集即称：“昔在世祖皇帝时，先正许文正公得朱子《四书》之说于江汉先生赵氏，深潜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泽民，以之私淑诸人。而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九《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561页）元人欧阳玄（1283－1357）亦云：“后是四十年，贡举法行，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圭斋文集》卷五《赵忠简公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10册，第37页）这一四书学的转向，聚集了更多学者探研朱学《四书》，并在《四书》、《六经》关系上尊崇朱熹“四子，《六经》之阶梯”之说。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便这两派学者未能对朱熹之说作出更大发展和创新，在元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能够将朱说继承下来并由南向北传播开去，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在其时，“异族”执政，南北隔膜，于学术来讲，“普及”的任务一定程度上大于“提高”。

“反朱”一派的情形则较为复杂。吴澄的主张先《五经》后《四书》，不排除他任国子司业时可能面临政治上的竞争，他需要用不同与许衡的主张，来加强在国子监政治地位的稳固。另外从其学术行历考察，在《五经》和《四书》之间，吴澄的确也明显倾力于《五经》，他以理学解说《五经》，于《易》、《书》、《仪礼》、《礼记》、《春秋》皆为《纂言》，代表了其学术上的最高成就。四书学方面，则仅有《中庸纲领》一篇，以及《吴文正集》卷三中所保留的论述《大学》一书的文字。受其影响，“草庐学派”门人弟子中治《四书》者亦甚寥寥，看来并不偶然。

至于刘因的“问学自《六经》始”之说，则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刘因主张问学先《六经》而后《四书》的立论根据，在逻辑上存在一些问题。他是从经学发展历史前后顺序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

《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废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已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静修集续集》卷三《叙学》，《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684页）

然而正如《宋明理学史》所言：“这些说法，意在强调汉唐传注疏释的重要。这与‘拨弃汉唐训诂’的宋代理学家们有所不同。”[⑦]理学传统轻视汉唐训诂，他们直接以《四书》探求孔孟精义，而他们获得理学精义的途径恰恰是越过了汉唐训诂，主要靠“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第424页）。由此说来，在时代顺序上，理学及四书学的产生固然居于汉唐训诂及《六经》之后，但“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之说却并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实际，也无法推导出问学当先《六经》而后《四书》的结论。

其次，“《语》、《孟》为问学之始”与“《语》、《孟》圣贤之成终者”，其实并不相“背驰”，在朱熹那里是统一起来的。朱子“四子，《六经》之阶梯”之说，应该是从学习程度难易角度立论的。若说“圣贤之成终”，《六经》与《四书》都是理学精义的最终所在，都是理学家的最高追求，朱熹所谓“《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初学且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朱子语类》卷十三，第244页），就是明证。朱熹从来没说过《四书》包含圣人之道而《六经》不包含之类的话，相反，他曾说：“道在《六经》，何必他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299页）又说：“窃谓圣人道在《六经》，若日星之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53页）他只是将《四书》的学习作为第一个阶段，待《四书》通透后再研《六经》，而所谓“阶梯”之义，正在于此。刘因却把二者对立起来了，以为“问学之始”便不是“圣贤之成终者”，这也可算作对朱子本旨的一种“偏离”。

复次，刘因重《六经》“传注疏释”而轻《四书》“议论之学”，显然是针对入元以来的虚浮学风而发的，所谓“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四书学由南宋传衍至元代初年，即已暴露出了一定弊端，与朱熹当年创立四书学时面临的学术情势有着很大不同。刘因如此提倡，目的是想为虚浮的风气中注入一些“求实”的成分，这在思想史上又有着进步意义。而刘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着深厚的北方传统经学渊源，“与宋儒否定汉唐儒学史不同，他认为宋代儒学不过是汉唐儒学史的发展而已。这也是北方学术传统在刘因身上的表现”。[⑧]

五、简短的结语

元朝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其学术是在北方“训诂疏释之学”与朱熹“理学四书学”相互交错的基础上展开的。就“四书六经观”而言，元代学者既有完全恪守朱子之说的“述朱派”，也有因受北方学风或政治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反朱派”，又有试图寻找《四书》、《六经》所以相通理据的新型“四书六经观”，故而决非如一般所言是“株守宋儒之书”、毫无建树。这些派别的形成，恰好体现出元朝这个特殊政权、特殊时代的独有品格，对于全面认识元代学术及整个四书学，有着重要价值。有一点需要强调，元朝四书学虽然基础薄弱，但不可忽视的是，“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案语》，第307页），并未脱离学术太远。递至明清，虽然四书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推崇，世人更加趋之若鹜，但这主要缘于国家科举对于广大士子的无限诱惑，以至出现“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盖讲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存目案语》，第320页）的情形。在这一趋势下，学术层面的四书学渐趋淡漠，关于《四书》、《六经》关系的讨论，也显得单调了许多，不少士子眼中只有《四书》甚至只有《朱注》，而无意理会《六经》等其他经书，这其实是对朱熹“四子，《六经》之阶梯”本旨的更大“偏离”。当然，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1613－1682）等启蒙思想家开始反思并批判理学、朱学之弊端，重视考据训诂，由此带来了清代“汉学”的兴起，天下学术又“鬼使神差”地由宋明《四书》之学“回归”到汉唐《五经》之学上去了，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金元孟学史”（13BZX05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孟学史”（11&ZD08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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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书》、《六经》关系语境下的“六经”，与代表周秦礼乐文化的“六艺”之义不同，而与汉唐“五经”义近。朱熹在《文集》、《语类》中，多处表述是将“六经”理解成与汉唐训诂之学相应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有时虽然提及《乐》，却往往仅是与《礼》对举，并非实指其书。

[②]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之四书学》，第180－181页。又，丁为祥先生在其新著《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第四章中称：“六经或五经与四书（四子）本身就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传统，——六经代表着举世公认之儒家经典的系统，而四书则代表着儒家的子学系统。”（第282页）应当说，自朱熹正式结集《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就不只是代表着儒家的“子学系统”了，而跃身成为居于《六经》（或《五经》）之上的新的“经典系统”。

[③]方旭东，《〈近思录〉新论》，《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80页。

[④]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第20页。

[⑤]钱穆，《经学大要》，第483页。

[⑥]参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第二章，第73－76页。

[⑦]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第三编，第718页。

[⑧]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