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两黄金】31年奇案：120两黄金神秘失踪，交通员人间蒸发，19年后真相大白

这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离奇事件。

1931年11月，位于江西瑞莱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位于上海的临时党中央秘密发送了120两生命黄金，但这120两黄金在运输途中离奇消失，运送黄金的共有7名交通人员，其中7号交通人员也与黄金一起神秘失踪。

到底是监守自盗？还是另有隐情？党中央进行了秘密调查，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也没有结论，此案就此搁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重新提上日程。

1950年，在几乎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上海市公安局4名侦查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历经千辛万苦，坚持不懈追寻数月，终于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破获了19年前的120两黄金失踪案。此案情节之离奇，破案过程之曲折，常人难以想象……

案发：120两黄金离奇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等地方局的公安部、社会部，陆续收到来自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发来的重要通知和一系列机要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遗留的、尚未侦破的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简称“悬案”）进行调查。

分配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引起华东局的高度重视，决定将此案交给上海市公安局调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的任务不止这一项，他们抽调一批精干力量组建了一个叫“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办案机构，杨家俊为主任。

“悬办”下设6个调查组，这桩“特费失踪案”交给了第3组，第3组的组长叫蒋文增，3名成员分别是徐立鼎、胥德深、邬泓，一共4名侦查员。

从杨家俊手里接过卷宗，蒋文增心里咯噔一声：这案子难了。

卷宗袋轻飘飘的，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只有2页纸的案情简介，别的啥也没有。

专案组一商量，想破案，首先得找知情人了解一下情况，而从案情简介看，最了解案件的知情人只有一个——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专案组4人坐上火车去了北京，还真见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听说是了解黄金失踪案的，还是给了20分钟时间。就在这20分钟里，林伯渠讲述了19年前那桩神秘的黄金失踪案。

1931年11月，在上海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向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去密电，安排苏区给临时中央局紧急拨款，用于在上海的工作经费。

苏区中央的经费也很紧张，但还是决定拨给临时中央120两黄金（16两制老秤），此事就由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从苏区银行调来一批黄金首饰（打土豪没收的），请金匠把首饰熔炼后制12根金条，每根10两，装进一个白铜小盒，用锡焊封盒口。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这批黄金必须秘密运送，而从瑞金到上海距离很远，一个人很难完成任务，需要经过7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考虑到金额很大，风险也大，为避免发生意外，林伯渠使用了此前常用的一套交接核验程序。

林伯渠亲笔书写了一个汉字“快”，让人刻在一枚硬木印章上，“快”字一共有7画，按7个笔画把印章破解成7件，事先将7件笔画印章和相应的锁具、钥匙分别寄给7名地下交通员。上下线的交通员在交接时，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1，双方凭事先约定的暗语相认，确认身份；

2，下线持自己的钥匙打开上线掌握的锁具，进一步确认身份；

3，上线将黄金交给下线，下线将自己持有的笔画印章交给上线，上线把自己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

4，上线凭下线交给自己的笔画印章，向上级证明他已经完成使命，将黄金交给下线，否则他不会持有下线的笔画印章；

5，原下线交通员已变成上线，他用原上线给自己的锁具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重复上述交接程序。

从1号交通员到7号交通员，每个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都把下一站交通员交给自己的笔画印章交给自己的上级，上级再辗转送交发出黄金的苏区，当苏区收到全部7件笔画印章时，就说明7名交通员全部完成了交接任务。

这套交接程序很严密，但通常在全部笔画印章还没全部送回苏区时，上海方面就已经收到钱物，并且向苏区反馈了消息，所以这些笔画印章只在发生意外时才用得到。

不幸的是，这笔苏区向上海拨送的最大一笔经费就遇到了不测。

当时这120两黄金运送的路线是：1瑞金—2南平—3福州—4温州—5金华—6杭州—7松江，最后由在松江接手的7号交通员送到上海。

1931年11月6日，1号交通员从瑞金出发了，预计1个月后送到上海。

林伯渠

可到了12月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没收到黄金，便发电询问苏区，从12月初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5封电报，苏区才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

1932年元旦，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6枚笔画印章找到林伯渠，林伯渠一看东西是真的，但唯独缺了“快”字的最后一笔——捺，说明黄金确实没送到上海。

这下坏了，黄金真出问题了，苏区政治保卫局立即开始调查。

问题出在哪里？很容易判断，因为只缺了最后一笔的印章，那肯定是最后一站出了问题，也就是从松江到上海的那一站——6号交通员把黄金交接给了7号交通员，但在这之后，7号交通员没能把黄金交给上海的临时党中央。

该怎么查呢？难度太大了。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上海是最危险的，临时中央都是秘密活动，位于江苏瑞金的苏区政治保卫局不可能派人去上海或松江调查，只好请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协助调查。

但是这些地下交通员的身份（姓名、职业、地址等）属于高度机密，只有个别中央领导直接掌握，只能由其直接上线与其联络，中央特科也不行，所以中央特科也没招，最后耗费了三个多月功夫，只能麻烦那位掌握地下交通员身份的中央领导。

这位中央领导听说以后，立刻联系7号交通员，可一找才发现，找不到了！

1933年1月底，由于形势恶化，临时中央撤离上海，这桩悬案就此搁置。

重启：7号交通员行踪成谜

通过林伯渠的介绍，专案组终于初步掌握了基本案情。

重启这个案件的关键，当然是寻找7号交通员。但18年前的调查已经证明，7号交通员在当时就找不到了，如今18年过去了，想要找他不啻大海捞针。

专案组想直接找不好找，那就从1号开始，顺藤摸瓜，看能否摸到7号的情况。

可惜林伯渠当时只负责调拨黄金，不负责调查案件，而负责调查案件的邓发已经在1946年遇难了，其他人就更不清楚案件情况了。不过，林伯渠提到自己认识从瑞金出发的那个1号交通员，好像姓秦，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是老革命、老红军，在井冈山跟罗荣桓、粟裕是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立即前往沈阳，还好他们走得快，因为高自立当时已经积劳成疾，病情十分严重，晚来20几天就见不到人了，病床上的高自立提供了如下情况：

警卫员，姓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13兵团任职。

侦查员立即南下广西南宁，赶到13兵团驻地，找到了已是副师长的秦朴——他确实是1931年运送黄金的1号地下交通员。

秦朴对18年前的那个秘密任务印象十分深刻，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一家“盛福饭庄”的跑堂，接到任务后，他从瑞金出发，骑马到南平，250公里的路程走了6天，当天下午赶到了指定的交接地点——南门的关帝庙。

秦朴的下线也就是2号交通员，就是关帝庙的庙祝，两人按如前所述的程序对暗语、钥匙开锁、交接黄金、上交笔画印章……完成后立即走人，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其他交流，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相貌如何，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当时，秦朴不知道自己交接的是黄金，更不知道2号交通员的真实情况。

案件第一次遇到了瓶颈。

这个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悬办”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他们调到了当年中央保存的绝密档案，找到了18年前参与运送黄金的6名地下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最重要的7号地下交通员的情况。

不过，这已经是极其宝贵的线索了，节省了太多时间精力，而专案组也十分幸运，一路摸下去，从南平到福州、温州、金华、杭州，2至6号交通员都健在，专案组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样从瑞金到松江这前6站的交接情况都搞清楚了。

杭州的6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对运送黄金的经历，他印象十分深刻。

当时，刘志纯的对外身份是“茂福竹行”的伙计，一个姓夏的校长把他发展成中共党员，让他做了地下交通员，他一共给组织执行过3次任务，每次都很顺利，而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就是运送黄金。

一开始，刘志纯接到上级秘密来信，他从接信的次日起计算的第16天至18天，每天中午11点去西湖“楼外楼”酒店前等候接头，刘志纯按信行事，果然在第17天与一名国民党军官接上了头，不过对方并未交给他任何物品，而是交代给他一个秘密任务。

军官告诉刘志纯，1个月之内会有人跟他联络，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到这件东西后，要在当天或次日前往松江，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会有人来旅馆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抵达松江后3天内无人来接头，刘志纯要在第4天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组织上会另派人来取。

交代好之后，军官把笔画印章、锁具和钥匙交付给刘志纯，刘志纯看了一眼，赫然就是“快”字的倒数第三画——横。

1931年12月1日晚7点，住在竹行的刘志纯听到有人敲门，马上问是谁，对方准确回答了约定的暗语，刘志纯打开门，俩人什么话都没说，完成交接后对方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晚上11点多，刘志纯坐上火车前往松江，因为携带重要物件，他在火车上一宿没敢睡觉。火车跑了足足8个小时，直到12月3日上午7点才抵达松江，刘志纯简单吃过早点，便去了“汉源栈房”入住。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4点，刘志纯见没人跟自己接头，便下楼跟客栈的老板、账房聊天，打听一下情况，这时忽然走进一个人：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线帽，向老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入住。

刘志纯一听，当下说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微微点头，两人便上了房间，对上了暗语，按规定交接东西，对方将自己持有的印章——“快”字的倒数第二笔画——撇，交给了刘志纯，随后离开，谁也没多说一句话。

来人刚走了5分钟，警察就来客栈盘查住店客人了，还搜查了刘志纯的行李，吓得刘志纯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5分钟，自己就完了，组织上交来的东西也完了。

刘志纯回到杭州后，又有人来联络他把那个“撇”的笔画印章取走，刘志纯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此后他的上线出事了，再也没人跟他联系。时间一长，刘志纯脱党了，成了一名普通群众，仍然在竹行工作。

不过，在杭州解放后，刘志纯还是主动去找了杭州市委，向组织上反映当年作为地下交通员的情况，组织上做了如实记录和上报。如果不是他主动反映，这次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地下交通员名单中，估计又要少1个人，侦查难度就更大了。

至此，最神秘的7号交通员浮出了水面——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7号交通员的真实身份如何？他拿到黄金后去了哪里？途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把120两黄金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神秘失踪了？黄金又去了哪里？

一系列疑团搞得侦查员头疼不已，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去松江调查。

寻找：7号交通员到底是谁？

1950年2月1日，专案组来到秘密交通线的第6站——松江。

松江县公安局一听案件如此重要，便指定熟悉本地情况的侦查员老马协助调查。蒋文增对老马说目前不掌握7号交通员的任何信息，只能去当年他和6号交通员刘志纯交接黄金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碰碰运气。

老马一听那可麻烦了，因为“汉源栈房”早在1937年就关门大吉了。

蒋文增有些失望，又问：“那……当年的老板、账房还能找到吗？”

老马想了想，“应该可以。松江城不大，‘汉源栈房’的老板叫林汉源，咱们去打听打听。”

一番打听，老马找到了林汉源的家，侦查员很兴奋，可一看林汉源本人，已经年过六旬，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一打听18年前的事，林汉源一脸懵圈。这也难怪，就算是年轻人，恐怕也想不起18年前的寻常一幕，当时谁会特别留心一个普通人呢！

侦查员并不死心，当时在场的那个账房先生呢？他能不能想起来？

根据林汉源的指示，侦查员到一家轧米厂寻找账房先生褚国宝，一打听才知道褚国宝在1947年因为牵扯到一桩土匪抢劫案被判了5年徒刑，现在还在苏州监狱吃牢饭呢。

侦查员马不停蹄，立即连夜坐船赶往苏州，直奔监狱找到了褚国宝。

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正常，态度也很积极，但不管侦查员怎么启发，他也想不起18年前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入住“汉源栈房”的事，更想不清还有一个身穿黑色棉袍的男子来客栈寻找——客栈一年到头那么多旅客，又过去了18年，谁能记得住？

侦查员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开，褚国宝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汉源栈房”的账本，还在我家里放着呢！”

侦查员想了想，账本只是记录住店旅馆的信息，不会记来访的客人，对寻找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应该没什么用，但聊胜于无，他们还是记下了褚国宝家的地址。

第二天，侦查员又坐船返回松江，直奔褚家，取走了全部22本账册。

一番翻查下来，至少证明了一点——刘志纯确实是在1931年12月3日入住“汉源栈房”，但却找不到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也就是7号交通员的任何线索。

案件再度遇到瓶颈？人海茫茫，去哪里寻找一个18年前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人？

侦查员感到毫无头绪，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这个时候，侦查员胥德深突然提出一个观点：从刘志纯回忆的情况看，当时客栈老板和账房先生对这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应该十分陌生，那就说明此人很可能不是松江本地人，而是来自于外地。

蒋文增点头称是，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外地人，范围更大，更难找了。

胥德深兴奋地说：“你们想想前几名交通员说明的情况，每名下线交通员都是至少提前2到3天到接头地点等待，7号交通员如果是外地人，应该也会提前赶到松江，那他在松江应该有落脚点，不是住在旅店，就是借宿在哪里，刘志纯会不会知道呢！”

对呀！蒋文增一拍脑门，咋忘了这个情节！

第二天，蒋文增和胥德深又跑去杭州找到刘志纯。

刘志纯绞尽脑汁地回忆，再加上侦查员的耐心启发下，终于想起一个模糊的细节——当时黑衣男子从包里取那个“撇”的印章时，他无意中瞥见包里似乎有一张薄薄的纸，模样跟“汉源栈房”开给自己的预付款收据差不多。

蒋文增、胥德深互相看了一眼，果然是了，这个黑衣男子很可能住在松江的哪家客栈！

离开杭州后，蒋文增、胥德深马不停蹄，再度坐火车返回松江。

两人在路上分析了一番，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加上白色恐怖，地下交通员的出行时间很不准确，上下线交通员往往都是约定了数天、一周甚至更长的接头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上线会在接头地点被动等待下线，而下线则去接头地点主动寻找上线。

这样的话，7号交通员应该提前到了松江，找到一处客栈住下，然后去“汉源栈房”寻找刘志纯接头，所以他去“汉源栈房”的时候才是空着手，什么都没带，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调查松江城内所有旅馆在1931年12月初的住宿情况了。

这又是大海捞针。

别说是隔了兵荒马乱的18年了，就算是太平年代的18年，甚至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想要查18年前的住宿记录也很难，即便是21世纪初，住宿使用本人身份证实名登记也没有完全普及，很多旅店没有身份证也可以直接入住，何况是兵荒马乱的1931年！

但是4名侦查员一合计，没有一个人灰心：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中断：7号交通员住在哪里？

侦查员和自己入住的“大福祥旅馆”老板钱某聊了一会，得知18年前松江城一共有5家旅馆——“大福祥旅馆”、“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九峰三泖旅社”，“汉源栈房”在1937年关门了，“邢天华客栈”在1950年关门了，目前还剩3家。

侦查员又问：“能不能查到18年前的住宿记录呢？”

钱老板回答说：“我们是老店，还保存至少30年的旅客入住记录，其他就难说了。”

侦查员一听面面相觑，那就一个个来试试看吧。

一番查找后，侦查员发现在1931年12月2日、3日，只有松江城内一家“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订过一个房间，问钱老板和伙计都想不起来是谁住的，侦查员只好找到周德冲，周德冲说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

侦查员暗喜：这个刘羽定很可能就是那个黑衣人！

可再一打听，侦查员的心凉凉了：刘羽定早在12年前就病死了。

侦查员又从周德冲家里找到了刘羽定的一张照片，拿去给6号交通员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看摇了摇头：此人跟自己接头的7号交通员大相径庭，肯定不是。

侦查员仍不死心，继续挨个旅店寻找。

侦查员先后找到“九峰三泖旅社”、“清福阁旅馆”，幸运的是，他们都有18年前完整的旅客入住记录，但翻找一番后发现，这两家旅馆在1931年12月初生意冷清，无人入住。

侦查员的心一点点凉下来，只能寄最后希望于去年刚关门的“邢天华客栈”。

当找到客栈老板邢天华时，邢天华的一句话让侦查员的心彻底凉透：

“店都关了，留着账本干啥？我吩咐伙计把账本什么的一把火全烧了！”

这样一来，最后的希望落空了，线索再次中断！

如果7号交通员就是入住了“邢天华客栈”，那就预示着专案组永远不可能破获此案了！

就在大家感到失望透顶时，市局传来了最新的情况通报，说蒋文增他们第三组的工作进度在“悬办”所有案件中排名最末，其他组都有进展，这4名侦查员顿感脸面无光。可以说，大家付出的艰辛不比任何一组少，进展却很不利，遇到了最大的瓶颈。

就在大家几乎陷入绝望时，通报里的一句话突然触动了蒋文增敏感的神经：

负责承办中统、军统陷害民主人士案件的第五组，调查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

蒋文增似有所悟，喃喃自语道：我们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是不是我们局限了自己的调查思路，错过了一个“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

一名侦查员一拍大腿：如果7号交通员不是住旅馆，而是借宿到哪户人家呢？！

其实，专案组之前就分析过这个可能性，但觉得可能性很小，因为外来者人生地不熟，承担如此重要的秘密任务，不可能冒险投宿人家，旅馆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可能性很小”不代表0%，现在旅馆这条线已经断了，借宿或许就是“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

专案组振奋精神，围绕“借宿”开展了调查。

这项工作很难，但也不是绝无可能，因为20世纪30年代初流动人口很少，松江城又不大，街坊邻里关系也很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不光户主一家清楚，邻居们往往也知情。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有“朝阳区群众”，只要把“朝阳区群众”发动起来，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松江县公安局的协助下，一条“公安局——派出所——各镇各街居委会——各居民小组——各家各户”由上到下的工作链迅速启动，大家围绕“1931年12月3日前后是否有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外地男子借宿”一事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摸排。

要说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群众，政治敏锐性和工作热情都极高，任务布置下去，不到一天半的时间，全城的摸排都出来了，结果都是3个字：没查到。

侦查员的心再次受到一万点暴击：无语！这条线又断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侦查员失去了信心，几个月马不停蹄的工作竟是这样的结果。但就在他们灰心丧气时，转机突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

转机：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

眼看快过春节了，组长蒋文增决定先回上海汇报调整，过了春节再作计议。

这个时候，侦查员胥德深不好意思地向蒋文增请假，说自己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一个山东老乡，很久没见面了，想借机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快去吧！

谁都没想到，就因为胥德深这一去，专案组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胥德深到松江军分区司令部，见到了山东老乡杜复明参谋，杜复明听说胥德深有同事在，便邀请蒋文增三人一起过去吃饭，三人盛情难却，便过去了。

大伙边吃边聊，蒋文增对菜肴赞不绝口，杜复明一听很高兴，便叫厨师老柏出来跟客人见面，蒋文增一看，干脆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饭喝酒。

闲谈时，胥德深聊起他们正在调查一桩18年前的悬案，找遍了松江的旅馆都没头绪。这时，老柏忽然插话说：“松江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查过没有？”

话音一落，蒋文增他们齐刷刷地盯住老柏，请他往下说。

原来，老柏在1930年来松江给“富春楼”当大厨，因为厨艺好，不时有头面人物请老柏去掌勺，最多的就是“松金青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一来二去，老柏跟保安团混熟了，知道他们开了一个内部招待所，有50张床位，专门用于招待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

这个招待所不对外营业，后来因为有空闲床位，也接待社会旅客，但入住条件很严格——必须有保安团连以上军官介绍，并有营以上军官的签名担保。

对外地旅客而言，保安团的内部招待所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因为条件太苛刻，真正能住的人也不多，而且除了内部人，知道这家招待所的微乎其微，这就是此前调查时没人提到这个招待所的原因。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侦查员闻讯大喜，立即追问招待所的详细情况，但是老柏第二年就离开松江了，再也没跟保安团打过交道，只隐约记得招待所的负责人姓顾，名三才，青浦人，再也无法提供其他线索了。

不过，这个信息已经足够了，侦查员又升起了希望，立即取消返沪计划，第二天跑到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这一打听有了惊喜：松江保安团的档案都在库房里，没人动。

侦查员浑身充满干劲，就连翻档案都很愉快，这一翻不要紧，保安团的档案堆里竟然真有内部招待所开办期间（1930年至1937年）全部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

侦查员直奔重点，翻查1931年12月初的入住记录，立刻就有了发现。

12月1日至5日，入住的非军人旅客（可以肯定黑衣人并非军人）有3个，其中两人是一对夫妻，来自南汇县；另一个名叫梁壁纯，来自上海，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开，担保人是保安团第一营营长郭洪顺。

这个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立即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他们仔细查看了附在旅客登记簿上的担保函，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郭洪顺）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

侦查员大喜过望，如果这个梁壁纯就是7号交通员，那他已经呼之欲出了！

不过进一步调查显示，郭洪顺早在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没办法通过他查找梁壁纯，只能找郭洪顺的族叔、上海“祥德源国药号”老板郭北昌了。

这个时候的侦查员已经充满了希望，立即登上火车返回上海。

这个时候就马上过春节了，他们先回到市局向领导汇报了工作进度，并且主动放弃春节假期，坚决把这个线索查到底，否则连年都过得不舒心。

就这样，1950年2月16日，除夕（大年三十）上午，侦查员跑到上海市卫生局，查到了“祥德源国药号”的情况，得知这家药店的老板郭北昌已经在1941年9月病逝，药店也在10月23日申请注销正式歇业了。

线索貌似又断了，但侦查员心有不甘，又跑去打听药店的情况，一打听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当初的路名都改了，门牌号也重编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换了一家鞋帽店，但在附近打听了很长时间，谁都不知道“祥德源国药号”。

破冰：7号交通员果然是他

侦查员还不死心，又找附近的年长居民打听，一连找了好几个，终于有了一点收获，一名六旬老人知道这个“祥德源国药号”，也听说过一个姓梁的店员。

侦查员暗喜，追问道：“那他后来到哪里去了？”

“后来？哪里有什么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侦查员大吃一惊：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那120两黄金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调查到了这一步，可以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只要找到梁壁纯，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经过一番讨论，专案组决定从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入手，了解梁壁纯的情况，他们兵分两路，用3天时间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情况。

梁壁纯，江苏嘉定人，长期在“祥德源”工作，技艺高超，是店里的技术权威，因为性格谦和，品格正直，大家都很喜欢他，老板郭北昌尤其把他当作心腹，逐渐把药材进货渠道也交给他，梁壁纯接手之后，建议向松江的“余天成”进货，郭老板同意了，店里的一些老伙计估计梁壁纯1931年12月初的松江之行，应该就是去跟“余天成”洽谈生意的。

梁壁纯在松江呆了三四天，12月5日上午九点返回店里，跟老板说想先回家休息，下午再回来，说完就离店而去。谁都想不到，梁壁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到了下午4点多，郭老板还不见梁壁纯来，就派人到梁壁纯租住的屋子查看，回来报告说屋子锁着门没人，郭老板纳闷，便亲自赶去，一打听邻居们说梁壁纯已经好几天没回来过，郭老板感到异常，立刻报了警，巡捕房来了以后打开房门发现一切整洁如常。

巡捕房简单询问一番，排除了梁壁纯卷款潜逃的嫌疑，也没发现牵扯其他案件的可能，很可能是他本人因事不告而别，也就没再管这件事，甚至笔录都没做，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从此以后，谁也没再见过梁壁纯。

租界巡捕

除此之外，侦查员还有一个重要收获——一张拍摄于1931年中秋节的“祥德源国药号”全体员工合影，其中就有梁壁纯，照片经过技术处理后非常清晰。侦查员又跑到杭州，把照拿给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从中认出了梁壁纯。

至此，“中央特费案”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梁壁纯就是7号地下交通员！

7号地下交通员的身份确认了，可是人已经失踪了19年，茫茫人海，何处寻找？

1950年2月26日，专案组确定了下一步调查方向：解开梁壁纯的失踪之谜。

综合前期调查，专案组做出一个推断：梁壁纯应该不是遭人劫持而被迫失踪，而是有计划、有准备地失踪，也就是说，是梁壁纯自己制造了失踪，故意让别人找不到他的踪迹。

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与那120两黄金有关。

具体是哪个方面的原因呢？专案组分析有两个可能。

1，梁壁纯发现自己运送的物品是黄金，私吞之后制造失踪假象，远走高飞。

2，梁壁纯在运送黄金途中出了事，导致他无法完成任务，至于出了什么事，最大的可能是被敌人逮捕了。

但是专案组很快派出了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当初苏区政治保安局、中央特科调查时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还动用了安插在各租界巡捕房、国民党各调查机关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都没有发现7号地下交通员被捕的消息。

这样一来，专案组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梁壁纯私自侵吞了120两黄金，而接下来的调查方向就很清楚了——全力寻找梁壁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一晃19年过去了，到哪里寻找一个刻意隐匿的人？

突破：终于抓获7号交通员

侦查员决定根据药店老板提供的线索，到梁壁纯的老家江苏嘉定寻找，但嘉定是个大县，梁壁纯具体住在哪里？梁壁纯是一名很优秀的地下交通员，没向老板和同事们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专案组没办法走捷径，只好跑到嘉定漫天撒网。

专案组已经不是第一次大海捞针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运气真不错。

嘉定县公安局请县工商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把全县几个中药铺的人都请过来，让他们回忆嘉定是否有一个曾在上海工作、叫梁壁纯的药工。结果，人刚到齐，惊喜就来了，73岁的“积福堂”创始人陆积福一听：这个梁壁纯不就是自己收的第一个徒弟嘛！

侦查员闻言大喜，继续询问，老爷子说梁壁纯当年就住在嘉定南门外，已婚，有3个孩子，老婆小名叫贞姑，不过后来听说梁壁纯突然失踪，贞故一个人难以谋生，就变卖房产后带着孩子回黄渡镇的娘家了，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

得了，啥也别说，继续找人吧！

侦查员一路追踪到了黄渡镇，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打听了大半天，得知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带着3个孩子住在黄渡镇长街上，大概在1942年的一个秋天，一家人招呼也没打，突然全家搬走了，听说有人开着一条小船把娘4个拉走了，走得很匆忙。

侦查员面面相觑：贞姑走得如此神秘突然，跟当年的梁壁纯如出一辙，难道是梁壁纯偷偷跑回来，把自己老婆孩子接走了？这很有可能！

侦查员继续打听贞故的去向，大家都说不知去了哪里，但有人说今年正月贞故家里一位老人去世，贞姑还从外地赶回来参加丧事！侦查员抓住这条线索，又找贞姑家的亲戚调查了一番，终于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贞姑就是被她的丈夫梁壁纯接走的，他们现在的居住地就在上海浦东的洋泾镇！

侦查员大喜过望，马上就要揭开谜底了！

1950年3月4日晚，侦查员突袭了梁壁纯位于洋泾镇的住处，一举抓获了化名“申继谷”、化身钟表匠的梁壁纯，但在搜查中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梁壁纯到案后，主动向侦查员作了陈述，但陈述内容却让侦查员大吃一惊，因为梁壁纯的陈述跟侦查的判断大相径庭，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梁壁纯说自己是在1927年，经由药店老板郭北昌的弟弟、共产党员郭斗昌与共产党结缘的，后来在一个叫老屠的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发展为地下交通员，利用“祥德源”店员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1月底，梁壁纯接到上级指令，前去松江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交接一样重要的物品，临行前领导无比严厉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饶是梁壁纯小心谨慎，从未出错，经验丰富，听到如此严厉的措辞，也是一哆嗦。

恰在此时，老板郭北昌安排梁壁纯去松江跟“余天成”谈生意，为了安全着想，郭北昌请刚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张担保书，安排梁壁纯入住保安团招内部待所——这便是梁壁纯入住内招的原因所在了。

1931年12月1日上午，梁壁纯抵达松江，入住了保安团内部招待所，交了押金，对方给了他出具了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入证，还有一纸押金收据，梁壁纯都放在自己随身的钱包里——这便是被刘志纯一眼瞥见的那张薄纸了。

当天下午，梁壁纯到“余天成”谈完业务，便去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等待自己的上线——6号地下交通员。一连等了两天，等到12月3日清晨7点多，刘志纯从火车站出来，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认出来了——因为他穿了约定颜色样式的衣服、帽子。

随后，梁壁纯一路尾随跟着刘志纯，看他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汉源栈房”。当晚，梁壁纯去了“汉源栈房”跟刘志纯接头，过程跟刘志纯的回忆一致，不再赘述。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带黄金离开松江。

根据组织安排，梁壁纯回去走的是水路，坐的是轮船，上午9时从松江出发，下午5点抵达青浦码头，然后再转船去上海，傍晚6点出发，次日造成6点抵达上海曹家渡码头，虽然路程远、时间长，但相对火车的人多眼杂、盘问频繁，更安全一些。

一路之上十分顺利，就连途径强盗出没的吴淞江，也没遇到什么意外，到了曹家渡码头上了岸，梁壁纯就难免有些放松了，这一放松，意外就发生了。

意外：120两黄金离奇被劫

梁壁纯登上码头后，一个年轻的黄包车夫过来招揽生意，梁壁纯见他的车很干净，就提着行李上了车。车走到曹家渡桥时，因为桥又高又陡，车夫有些吃力，旁边忽然蹿出一个人来，说着“我帮你推一把”，便向梁壁纯靠了过来。

当时天色尚黑，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对方的样貌，那人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捂住了梁壁纯的口鼻，也就一瞬间，梁壁纯失去了知觉。

等梁壁纯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脑袋还是一片迷糊，不知道是在哪里，也不知道几点钟。正迷糊间，房门开了，一个旅馆伙计模样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招呼说：“先生您可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从早晨一口气睡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呢！”

梁壁纯恍然大悟，这里是旅馆！

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昏迷前的情形，忽地一跃而起，惊道：“哎呀！我的行李！”

梁壁纯一看自己的行李，心想完了：那个旅行包还在，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但另一个小皮箱却不见了，而小皮箱就是专门用来装那个“重要物件”的！

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领导没说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但他根据盒子的体积、重量，大体猜出肯定是黄金了，而且分量不轻，一定非常重要，不然领导在交代任务时的措辞不会如此严厉：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

可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怎么办？

梁壁纯分析了一下，如果报警，那就是向敌人自投罗网，绝无生路；如果向组织如实说明，那也是自己的重大失误，何况组织会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吗？也许会认定他监守自盗，直接当成叛徒“锄奸”了，那自己就成了的叛徒，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想来想去，梁壁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先留条性命，相信组织有朝一日会查清，但在逃离之前，他决定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一个证据，这样以后即使被组织上当“奸”给锄掉了，只要发现这段记载，就能证明他梁壁纯是无心之失，不是叛徒、内奸。

想到这里，梁壁纯让伙计找来“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对乐经理如实说明自己半路遭遇劫匪丢了黄金的事，并要求旅社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其证实自己是在被劫匪暗算失去知觉后，才丢了一个装满黄金的小皮箱。

一开始，乐经理坚决不肯出证明，但梁壁纯威胁说如果自己报案，“曹家渡大旅社”也会被卷入这桩巨案，一不小心被警察搞成“劫匪同谋”也有可能，乐经理一听吓昏了，赶紧配合梁壁纯写了一个证明，把情况说明了一番。

从证明中，我们可以得知梁壁纯来到旅社的过程，内容很长，大概意思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5日晨6时07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领着一辆黄包车，把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梁壁纯）送来旅社，茶役王老三帮忙把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

入住后不久，3名男子携带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走前嘱咐茶役裘青照顾好醉酒男子，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云云。

写完证明后，梁壁纯看了一遍，很满意，便让旅社加盖了印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收好这封至关重要的证明后，梁壁纯叮嘱二人说：

“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说罢，梁壁纯作别而去，事情告一段落。

梁壁纯是情报人员出身，知道“祥德源”、租住处、嘉定老家都不能去了，但为了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还是在出走前回了一趟“祥德源”，以便留下自己失踪的确切时期，有利于组织今后调查。

办完一切事宜后，梁壁纯切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跑到上海浦东洋泾镇的一座破庙，追随一个熟悉的老僧出家，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梁壁纯便化名“申继谷”，在洋泾镇上开了一个维修钟表的摊子。

这几年间，梁壁纯深居简出，不敢跟任何人联系，担心有朝一日组织会找到自己“锄奸”，但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仍然没人来调查自己。

又过了几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社会上也从未传出关于120两黄金的消息，梁壁纯心想上海被日本人占着，国共两党都很难生存，全国又这么乱，早就没人管这桩陈年旧案了，这个时候应该安全了，于是便辗转打听到妻子的下落。

194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梁壁纯一个人悄然潜往黄渡，把妻儿秘密接到了洋泾镇定居，从此过上了合家团圆的幸福生活。

但是梁壁纯绝对没有想到，组织上从来没有忘记这桩悬案，更没有想到到了19年之后的1950年，侦查员会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找到自己！

听完梁壁纯的陈述，专案组觉得基本可信，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

侦查员先是根据梁壁纯的提示，搜到了那封藏在一个陶瓷罐里的证明信，与梁壁纯陈述相符，接着又在第二天前往曹家渡一带调查。

幸运的是，“曹家渡大旅社”还在，竟然还是原班人马。

侦查员找到乐经理，出示证件表明身份，问起当初的事情，但对方只是摇头不知；侦查员只好说出“念漆”二字时，对方这才履约，如实说明了当时的全部情况。

经过这番核查，终于可以做出判断：梁壁纯的陈述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7号交通员找到了，失踪谜案解开了，案件到了这里可以说完成了99%，但还不能说完全破案了，因为劫匪没找到，失踪的120两黄金没找到。

万里长征只剩下最后一步，该怎么办？当然是继续调查。

穷究：谁劫了120两黄金？

专案组奇怪的是，运送黄金的过程如此隐秘，这帮劫匪是如何得知的？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物品……都卡得那么准，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目标就是那个小皮箱，就连梁壁纯随身携带的钱包都没拿走？

这到底是有预谋的针对性抢劫，还是一次随机产生的意外？看起来很像是前者。

这个判断将影响下一步的调查方向，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有预谋抢劫的可能性，依据有三：

第1，这是一桩党中央直接安排的绝密使命，党内知情人极少，就连参与其中的7名交通员都不了解全貌，国民党这么多特务也没听说，一般盗贼劫匪怎么可能事先知道呢？

第2，劫匪是到了曹家渡码头才盯上梁壁纯，到了桥上制造机会作案，这说明对方没有提前踩点，没有预谋。

第3，劫匪的作案手段很套路，很简单，就是“骗人坐车——上桥减速——同伙上前——迷药昏倒——洒上白酒制造醉酒假象——拉到旅馆实施抢劫——最后逃之夭夭”。

综合上述分析，对方应该是有预谋抢劫的作案团伙，但他们的作案对象是随机的，梁壁纯不过是凑巧被他们盯上，才导致120两黄金被劫，以致离奇失踪。

基于这个判断，专案组确定了调查方向——翻查旧档案或者向旧上海的老警察打听，看30年代初是否侦办过类似的抢劫案件，最好也是抢劫黄金。

长话短说，这个调查的过程像之前一样务必艰难复杂，因为时间很久了，旧上海屡经战乱，破坏严重，日本占领过，国民党统治过，还有欧美各国的租界，警察力量十分混乱，再加上行政区划频繁调整，想找一个案件线索，十分让人头疼。

1950年3月8日，专案组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找了数十名旧上海的老警察来询问，大家积极性很高，现场十分热闹，提供了大量情况，有的还经办过类似的抢劫案，但这种抢劫案技术含量很低，加上后来官方的强力打击，很少有专业劫匪再用这种办法抢劫。

如此分析下来，这些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们认为1931年的“曹家渡黄金劫案”也许只是一些胆大妄为的贪心青年所为，他们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很难从同类案件中查找线索。

当然，这些老警察还是很负责的，他们热心地给侦查员出了一个主意——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新中国成立以前就被判刑，或者新中国成立前有过抢劫、盗窃等前科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能有人提供什么线索。

民国警察

专案组别无他法，只好请提篮桥监狱协助。

提篮桥监狱也很配合，他们积极发动在押犯向警方提供1931年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只要检举内容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减刑或提前释放。通知下去以后，举报线索很多，但一番调查下来，不是落空查否，就是查不下去。

案子再次遇到瓶颈，这也是最后一个瓶颈了。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经理乐书秋忽然找到专案组组长蒋文增，说他和裘青（就是那个旅社的员工）又聊起当年那桩案子，裘青说自己前两天做梦时梦见当初3个劫匪送梁壁纯到旅社用的那辆黄包车，牌照号码是300169。

乐经理一开始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闲聊时说起，儿子说梦中的很多情形是真实场景的还原，国外有专家把人催眠后与其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他认为裘青说的牌照号码很可能是真的。

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就跑来向侦查员反映，侦查员一开始也不相信，便向上级刑侦专家请教，结果一打听说国外还真有使用这种方法破案的，于是便决定“死马当成活马医”，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调查裘青梦到的牌照号码——300169。

再经过一番艰苦调查，侦查员终于找到了300169黄包车的车主，一个叫曹胜林的人。

但再往下查，曹胜林早就不在上海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侦查员又耗费将近1个月的时间，终于在苏州一家乐器厂找到了曹胜林，曹胜林说这辆车是他的私家车，一直是自己用，从未借给别人，自己经济条件一直很好，更不可能抢劫。

侦查员又找到曹胜林的车夫老凌，一番调查下来，证实曹胜林所说属实。

原本充满希望的线索，又断了。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这样的循环不知走了多少次，专案组又失望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否则就是前功尽弃了，监狱试过了，他们又想去看守所调查——全市有20多看守所，碰碰运气，也许会有人提供一些线索呢！

或许是侦查员的不懈努力感动了上苍，还没等他们去看守所，最重要的线索出现了！

终结：3个小蟊贼落网伏法

前期参加座谈会的旧上海老刑警中，有一个叫曾丰的人，他参加完座谈会后不久，突然被上海市公安局带走，配合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政治案件，因为还没调查清楚，就被留置在看守所，和20多个犯人关押在一起。

犯人听说曾丰以前是老刑警，就请他讲破案故事解闷，曾丰跟大家聊来聊去，就聊到了1931年冬天的曹家渡黄金抢劫案，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故事讲完后，一个年轻人悄悄问曾丰：如果检举像您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解放前的陈年旧案，算是立功吗？

曾丰一听眼前一亮，回答说：“当然可以，你要是真知道，那查实以后肯定有好处。你要是相信我，就先给我讲讲，我帮你出个主意看怎么办，不然检举错的话也没好处，有的人胡乱检举，还有送命的呢！”

对方吓了一跳，犹豫了一下，把情况向曾丰和盘托出。

此人叫冯安宝，34岁，老爸是资本家，从小很宠这个唯一的儿子，因此冯安宝成了纨绔子弟，喜欢到处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涉嫌强奸妇女被关进来的，还没判刑。

据冯安宝说，他有一个表兄叫吉家贵，比自己大10岁，经常带着他一起玩。1931年10月，冯安宝过生日，吉家贵跑来帮忙，在冯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直住到12月上旬，跟冯安宝玩得不亦乐乎，还找来两个结拜兄弟——刘阿古、庄克一起玩。

冯安宝的老爸原来有一辆私家黄包车，后来换了一辆汽车，就打算把黄包车卖掉，但吉家贵带着冯安宝几个人整天把黄包车当成玩具拉着玩，就暂时没有卖掉。

两个多月下来，吉家贵三人都快玩成职业车夫了，仍然乐此不疲，冯安宝却没了兴趣，最后冯大少爷一挥手，干脆让表兄把黄包车拉去自己玩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吉家贵忽然把黄包车送回来，还擦得光洁一新，但从此以后，吉家贵好像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也很少来找冯安宝玩了，后来才听说吉家贵自己开了一家店，据说生意还很不错。

冯安宝当时也没起啥疑心，表哥不玩了，开店做生意是件好事，可他自己却长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喜欢玩弄女性，到了解放之后，终于因为涉嫌强奸被告进了公安局，一听说判刑至少10年以上，冯安宝才知大事不好，想挖空心思立功，争取少判几年。

当听到曾丰聊起1931年冬的“曹家渡黄金抢劫案”时，冯安宝突然一下子来了灵感：1931年冬，3个人，黄包车……跟表哥他们仨咋那么像呢？再加上表哥在那之后的奇怪表现，冯安宝觉得这事说不定就是表哥和刘阿古、庄克一起做的！

曾丰听了也觉得有点儿像，不过是真是假，还得由公安局调查，他建议冯安宝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所长接到检举后，立刻跟上海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蒋文增闻言大喜，立即全体出动，连夜提审冯安宝。

冯安宝讲完上述情况后，蒋文增不动声色地问：“你家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300196……”冯安宝不假思索地回答。

300196？“曹家渡大旅社”的当事人梦见的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旅社的人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把尾数记错了，正确的号码就是300196！

1950年5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夜袭“吉家欢南货店”，逮捕了老板吉家贵，搜查发现白铜盒一个，后经刘志纯、梁壁纯两人辨认，正是当年放黄金的那一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吉家贵的作案动机是筹款开店，作案过程如前所述，吉家贵负责策划并组织实施，刘阿古、庄克共同参与实施，冯家的黄包车就是作案工具，所谓“喜欢玩黄包车”不过是掩饰作案的障眼法。作案后，吉家贵便把黄包车擦拭一新，还给冯家。

这是吉家贵三人首次作案，原本打算多做几次，哪知第一次出手就盯上了梁壁纯，一得手就是120两黄金，三人心中狂喜，平均分赃，各获40两黄金。

作案成功后，三人为避外界怀疑，就此别过，不再联系。大概在1946年，吉家贵在上海外滩偶遇刘阿古，交谈之下方知刘阿古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而庄克已死。

根据吉家贵的交代，侦查员立即赶赴北京路逮捕了刘阿古。

另一案犯庄克，经调查得知1937年参加“抗日别动军”，次年战死沙场，还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但庄克的父母健在，他们主动交出了庄克给他们的两根“大条”黄金，共计20两，后经当年瑞金县打造金条的老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桩发生于1931年的120两黄金神秘消失案终于完全告破，而这个时候距离案发已经20个年头了。

后记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因协助破案有功，未入狱服刑，而是交给地方“监视居住”，直到1959年病死；冯安宝因重大立功表现，半年后被释放；曾丰也因立功被立即释放。

这桩离奇案件的侦破，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向我们尊敬的人民公安致敬！没有他们的执著和坚持，就不会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声明】本文为真实案件。参考资料：《人民网》、《法制博览》、《国防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