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死于贪婪（深度好文）

如果有人指着马路口等红绿灯的流浪汉和白领，问你一句“你能说这两人的区别只在于运气吗？”，你会不会被他说动；又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只有像他一样非常富有，才能够得着你中意的某个气质非凡的时装设计师，你是否就此唯其马首是瞻，为敛财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假使说这些话来诱导你的那个人，原本就是你梦寐以求想要追随并成为的偶像呢？这个砝码是否累积的足够重，足够令你不假思索。

奥利弗·斯通的那部商战教科书《华尔街》理清头绪来看就是上面这个故事，电影用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手法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华尔街金融的沉沦与膨胀，以及人性与金钱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很多电影更暗黑之处在于，《华尔街》中引经据典、口吐莲花的哲人形象却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道德与情感的对立面。

他想成为高登·盖克

主人公巴德从纽约商学院毕业后在华尔街的杰史证劵做最基层的股票交易工作，虽然身在世界金融中心，但小职员的挣扎感以及各种财务上的消耗满满地压在巴德身上，表面上光鲜亮丽的他甚至连助学贷款都还没有还清。在嘈杂的工作环境中消磨了一天后，坐到酒馆里的巴德又听到他那个在航空公司挣了一辈子辛苦钱的工人父亲的教育。父亲抱怨他入错了行，不应该去这个物欲横流的地方当业务员。年轻气盛的巴德很敏感地回应道自己不是业务员，而是账户执行官，并且马上就要去投资银行部门了。他身为工会代表的父亲却闲庭信步地拆穿了巴德的障眼法：“你打电话跟陌生人要钱，对吧，这就是业务员”。

在华尔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技术含量少、从业门槛低的股票交易员仍是被人看不起的工作。正是在电影背景的80年代中后期，随着债券及其衍生品的强势崛起，交易员的工资水涨船高后，这项职业才开始登堂入室，很多原本只会向投资银行行注目礼的名校商学院的毕业生开始大量涌入这一行。但至少在巴德这里，时代的红利还没有砸下来，混得不如意的他一方面需要在父亲面前以一句“贫穷不再是清高的象征”来为奋斗赋予意义，另一方面还得极力去解释自己的身份。

巴德认为自己的转机就是被他每日电话的拨打对象——华尔街股市大亨高登·盖克挑中，后者从事的正是80年代华尔街最火热的职业，即私募股权投资。当主人公凭借着死缠烂打的毅力终于得到了面见高登的机会后，却发现那个金融圈大咖远比自己想象中更生猛。巴德虽然野心勃勃，但其本质上仍是教堂唱诗班最后一排的模范生；而屡出狂言、无视规矩的高登则从来都是教堂门口叼着烟卷的恶童。当巴德把华尔街那些精心装潢过的金科玉律都奉为圭臬之后，现实中百闻不如一见的实战派导师却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多数连狗屎都不如。这一行需要穷苦的聪明人，要够饥渴、还须冷血，勿论输赢，都必须血战到底。若你需要朋友，不如去养条狗，外面的世界是场近身战。”

精英的变节

在高登约见巴德的时候，他跟金融小白谈论的不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是套路纵横的《孙子兵法》。高登和巴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但巴德身上也有很多高登在意的品质，比如执着、可靠、做事认真并富有激情，这些可不是在商学院就能学来的。所以高登授意巴德为自己提供股票交易的内线消息，价码则是带领后者成为华尔街的人上人。巴德明白一旦事情败露，自己执照不保的同时还将面临牢狱之灾，但他又不能无视高登的那一番话：“若你不是局内人，你就是出局了。做不成真正的玩家，就只能当无名小卒。”

在金钱、美色以及上流社会的诱惑下，巴德选择了效仿高登去当一个赌徒，毕竟在高登的转盘上，每一步都天衣无缝，风险似乎是不存在的。精英的变节是最可悲的事情，就像读了半辈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到头来不想只是混口饭吃就必须认同犬儒草莽的“读书无用论”，这是一整个社会的悲哀。虽然巴德的父亲告诉过他，真正重要的是以自己为荣，而不是让别人以你为荣；虽然他那个年长的同僚也劝导过他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但这些箴言在久入高登的鲍鱼之肆的巴德那里，越来越显得无足轻重。高登并不是在淤泥中浸染太久，他就是淤泥本身。巴德迈向淤泥的这一步委实挺沉重，纽约商学院科班出身，他的未来原本应当是“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如今则必须屈从于“笑贫不笑娼”的逻辑。

由于金融业较其它行业本身受监管更严格，因此只要能找到规避监管的法则，新的经营空间便会出现，丰厚的利润也会不请自来。高登就是利用规则、寻找漏洞的高手，凭借着敏锐嗅觉与辛辣手段站上浪潮之巅。电影中其收购泰达纸业时股东会上的那一番慷慨陈词大抵正是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最强音：“我不是来毁灭公司的，我是来解放公司的。重点就在于贪婪，抱歉我不能找到更合适的词。贪婪是好的、对的、有用的，贪婪可以厘清一切，披荆斩棘直捣演化的精髓，贪婪正是一切的本质。无论是生活、爱情和知识，贪婪都是其中最好的助推器。贪婪不仅能挽救我们的企业，更是挽救机制失调的美国之所在。”

区分电影或者文学是严肃的还是通俗的，标准就是其中有没有脸谱化相互对立的好人和坏人。《华尔街》是一部严肃的电影，贪婪者的对立面还是贪婪，不义之财不会为合法收入让步，悬念只在于鹿死谁手尚未得知。电影中当高登的竞争对手赖瑞批判其罔顾底层劳动者权益时，高登之所以能底气十足地反唇相讥，是因为赖瑞压榨一线生产者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所以那是一个金元年代的浮世绘，用高登后来对巴德说的话就是：“新闻、战争、和平、饥荒、动乱和回形针的价格都是我定的，我们从帽中变出兔子，大家却只能坐着纳闷。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是活在民主国家吧？”

多数人死于贪婪

《华尔街》是想借着高登·盖克的丑恶行径来质疑现代人面对金钱诱惑出卖灵魂的道德问题，所以导演奥利弗·斯通在展现那种急功近利的流行文化时可谓不遗余力、直捣黄龙。高登先是对巴德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嗤之以鼻，为此他还举了自己辛劳一生但并未过上好生活的已逝父亲的例子。那个年代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被高登援引来证实“良”应当变成“娼”，却没有人能够回答第一个笑贫的人是谁？第一个开启破窗效应的人是谁？按照高登的哲学，贪婪应当存在于人类血液里，而情感则是最古老的神话——“那是种人造幻觉，好让自己不去跳楼”。

但真正值得人们担忧的是这部经典后来却以一种正面姿态风靡了金融圈，越来越多巴德式的年轻人甚至从发型和穿着上都力求与高登靠拢。《华尔街》的制片人后来在采访中提到，高登的个人魅力、他在交易中的猎手嗅觉和积累财富时毫不留情的做派，都使得其成为华尔街后辈们心中指标式的英雄，他们打从心底相信“贪婪是好的”，这些出乎电影创作者的意料。毕竟电影中的巴德的角色设定，最终是悔悟了的；现实中的巴德们将往何处去，则未可知？但与其说是《华尔街》造就了现实中的巴德们，不如说是现实中潜在的巴德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可供乔装的艺术品。

巴德和高登的反目与巴德父亲工作的蓝星航空公司有关，高登原本答应了巴德在收购公司后会完成重组与复兴，但当巴德把一切都争取过来之后才发现出尔反尔的高登只是想解散公司并卖掉它。愤怒的巴德质问高登为何要毁掉这家公司，高登的逻辑斩钉截铁——“因为它有漏洞！”这就好比A问B，“你为何要拿刀子杀我”，B的回答不指向原因，而是“因为刀子可以杀死你”。此前，看出高登阴谋计划的巴德父亲已经告诉过巴德：“你看到的这个人，从不以皮夹厚薄来衡量成功。我从不拿人手短、也绝不吃人嘴软，这是我生活的原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

最终幡然醒悟的巴德利用高登教会他的股市战术完成了对高登的反击和绝杀，挽救了父亲航空公司的工人们不至于老无所依。巴德因违法操纵股票内线交易面临牢狱生涯，他设计获取了高登幕后主使的证据，把在零和游戏中如鱼得水的高登也拉下马来。电影的最后，良知压哨战胜了欲望，被警察带走前，巴德交易所里那个隐士一般的老交易员告诉巴德：“人往深渊里看，他看不到倒影。人在此刻才能了解自己的个性，而这也使他能离开深渊。”这句话与送巴德接受法律严惩的路上父亲对巴德的那番话遥相呼应：“别再一心只想着赚容易钱，去做些事情让自己不枉此生。自己去创造些什么，而不是靠别人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