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1915—2017），“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原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15年12月生于安徽宁国，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8月至1956年8月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工作。1956年8月参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筹建工作，后任一分院副院长等。1982年4月起先后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工程总设计师，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1999年8月起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曾任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项。
任新民，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2017年2月12日15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辞世，享年102岁。寻觅这位老一辈科学家的人生足迹，我们会从中体会到中国航天从创建到发展壮大的步履维艰。同时，也正是在这幅璀璨绚丽的历史画卷中，一位中国学人的科学思想、道德风范和治学精神，清晰地展现在后人面前。在此，仅以任新民航天生涯中的几个实例褒奖他的业绩与贡献、信念与思想、道德与风范。
“不干就永远不会干”
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创建之时，中央领导为其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任新民是这一方针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
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我国拟购买国外的通信卫星，并委托其他国家运载工具发射。一时间，这一消息在国内外吵得沸沸扬扬。
任新民在完成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的发射定点任务后，急速返京，组织拟写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事业的建议》，适时地上报国家有关领导人和部门。他直言不讳地建议：“就通信卫星技术而言，我们与世界上航天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是有差距，但我们要通过研制的实践，也只有通过研制的实践才能掌握和提高技术水平。只要努力登攀，总会赶上的。”
任新民胸有成竹地表示：“中国的运载火箭不仅能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卫星，发射中国购买的外国制造的通信卫星，还可以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中央有关领导对任新民的意见与建议非常重视，陆续做出批示，并随后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新一代通信卫星，中止购买外国通信卫星。这对于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通信卫星事业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尖端技术靠买是买不来的，买来了也掌握不了。”任新民对聂荣臻元帅所论述的这一观点非常认同和赞赏。1998年，国防科工委组织编写了《回顾与展望》一书，他组织撰写了论文《顾既往，瞻前途——话我国航天事业》，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继承、创新与引进的关系。在文章中，他倾诉衷肠：“中国人也要就业、吃饭、穿衣、住房、出行。如果自己能干的，包括暂时还不如外国好的产品，都去买外国的，而不去自己干，那我们的工人、科技人员就会失业，不干就永远不会干，中国就会成为外国人争夺的市场，那中国也就成了人家的经济殖民地。”
坚信中国人行，坚持自信、自立、自强是任新民一生始终不渝的信念。
“凡事预则立，不立则废”
任新民在几十年的科技生涯中，经常对他的同事和麾下讲：“凡事预则立，不立则废。制订可行的规划和计划至关重要。”
1955年，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任新民，同余家骏、周曼殊等一起，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1956年，他参加了我国《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研究、讨论与制订工作，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同王弼、沈元等一起完成了《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项目建议书，将火箭、导弹、喷气技术纳入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勾画出发展蓝图，对推动和促进我国航天、航空技术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与开拓作用。
此后，任新民作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领导并参加了《“八年四弹”规划》（即在1965年至1972年的八年期间，研制成功增程的，用于“两弹结合”的中近程以及中程、中远程、远程（洲际）液体弹道导弹）、《“三抓”规划》（即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研制成功液体远程（洲际）弹道导弹、从潜艇水下发射固体弹道导弹以及成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三项任务）的研究制定工作。
在担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和高级技术顾问期间，任新民不遗余力地主持制定了《新三星、一箭、一论证规划》（即研制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地球同步轨道的气象卫星、太阳同步轨道的资源一号资源卫星，以新的氢氧发动机为三级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开展载人航天工程方案论证和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的规划）。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年逾古稀的任新民领导和参加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前的大量论证工作，并担任了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方案评审组组长。
在潜心致力于谋划中国载人航天方案的论证、评审、立项和研制工作之时，这位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已将目光瞄准了未来，那就是推力为50吨级的大氢氧发动机、推力为120吨级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直径为5米、低轨道运载能力为20吨级的大运载火箭。
任新民全然不顾年事已高，竭尽全力指导和参加了这两个发动机和其运载火箭的方案论证工作，奔走呼吁，促其立项。他多次致函或亲自拜访国家有关综合部门的领导以及“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反复阐明：“发展航天，动力先行。大氢氧发动机和液氧煤油无污染发动机要尽早立项，开展研制，只要这两个发动机研制成功了，运载火箭的研制就有了基础。”
如今，这两种发动机和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都已陆续立项，并已研制发射成功，这其中都凝聚着任新民重要的心血和智慧。
“科技人员判断问题根据科学和实际”
任新民崇尚“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并以此作为规范和指导自己言行的座右铭。他经常对同事和下属讲：“科技人员判断问题，特别是技术问题的根据，就是科学和实际。”他也曾激动地说：“如果只凭外国人讲的和书本上的东西办事，那只需要一些翻译和资料员就行了，那要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干什么？！”
任新民曾这样阐释他对“不唯上”的理解：“不唯上，不是说领导的话都不听、不管。问题的关键是，领导让你提出意见或对酝酿中的事情提出意见时，你应该认真地进行独立思考、分析、判断，实实在在地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不能只讲空话、套话，不能看领导眼色、听领导口气、揣摩领导意图与好恶来谈个人意见，更不能顺杆儿爬。”
1970年4月14日晚，钱学森、任新民等从卫星发射场返京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同国防科委、七机部军管会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及其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在发射场的测试情况。其间，有领导提出卫星上是否安装安全自毁系统的问题，认为卫星在轨道上如果出现故障，带着《东方红》乐曲坠入大海，政治影响不好。
发射前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捅了捅坐在身旁的任新民说：“老任，你说说。”这时周总理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问道：“任新民同志，你是什么意见？”此时，任新民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卫星上最好不要装安全自毁系统。在星箭还未分离、卫星还没有入轨时，如果卫星出现问题，箭上的安全自毁系统可将星箭一起炸毁；入轨后，如果卫星出现故障，可在坠入大气层时烧毁，也不会对地面、海面造成安全威胁。如果卫星上装了安全自毁系统，在发射过程和卫星在轨运行时，由于无线电信号颇多，可能炸毁好星。”
周总理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一边抬起头来说：“哦，你是这个意见呀！”
汇报会最后，周总理郑重地说：“关于卫星装不装安全自毁系统的问题，我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报告，在你们返回发射基地前通知你们。”最终，决定卫星上不装安全自毁系统。
任新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的科研思想和作风，在航天型号工程研制和试验中的实例，不胜枚举。当年，曾负责长征一号二级发动机研制和一直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贵田，对任新民十分敬佩。他说：“任老总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深入实际。”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任新民曾任多项航天型号工程总设计师或技术负责人，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属于家常便饭，都需要他分析、判断和决策。他肩负重任，不辱使命，适时果断地做出决策。
1982年12月，经过反复研究与论证，制定了解决氢氧发动机缩火问题的改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必须通过发动机试车进行检验。为此，安排一次试车顺理成章，也比较稳妥，但要耗费一笔经费。更主要的是，研制进度将为此拖后，赶不上1983年秋至1984年春的发射窗口。
事态严峻，任新民心急如焚。在已定的研制计划中，12月13日有一次长征三号的简易试车，如果能在此次简易试车后，氢氧发动机不下台进行分解、清洗和重装，而直接进行检验解决缩火措施的试车，不仅能节省人力、财力、物力，还能争取到一个多月的研制时间。
当时能否进行连续试车，成为任新民亟待考虑和决策的重大问题。他详细查阅了氢氧发动机历次试车的数据、总结报告及发动机拆装情况的记录，并同有关设计人员、工艺人员、试验人员进行了分析讨论，初步形成了可进行连续试车的设想。
但要真正统一思想，形成决策，并非易事。大多数科技领导和科技人员认为风险太大，不大同意连续试车。任新民深知，这一决策的分量，他暗自思忖：“单独进行一次试车，同样存在失败的可能。但这无可指责，只分析故障原因，改进措施就是了。但如果连续试车出了问题，就如同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可能会被冠以违反科研程序之罪名，声名狼藉。”
思量再三，任新民告诫自己：“应该相信自己和有关人员的分析、判断，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那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是懦夫。”最终，他决定采用连续试车的办法。
在讨论连续试车任务书的总师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任务书上应写明经任老总决定。”任新民同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样的表述隐含着责任问题，也是不赞成连续试车者意见的一种表达。有人打圆场说：“还是写经总师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为宜。”这时，任新民腾地站了起来说：“就写任新民决定，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连续试车取得圆满成功，氢氧发动机一、二次点火启动干净利落，火焰均匀、平稳而明亮，缩火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试车成功后，欢呼声、祝贺声响彻试车台所在的山沟，同事们争相同任新民握手祝贺，赞扬他“无私无畏，敢于决策”“艺高人胆大”。他只是频频点头，连声说：“大家辛苦了，谢谢。”
还有一次更为惊心动魄、风险更高的决策。那是1986年2月1日，任新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持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甲的发射，火箭三级氢氧发动机已进入射前地面预令的程序，下达了射前15分钟准备的口令，在塔架上的最后一批人员已撤离。
东方红二号卫星。
任新民在指挥控制室里接过秘书送上的发射任务书，正在审阅签字。广播里突然传来了氢氧发动机舱氢浓度升高的声音。他一听，脸马上沉了下来，“啪”的一声合上了发射任务书的夹子，无奈地说：“这还怎么签？！”随即起身，一路小跑直奔发射塔架，来到氢氧发动机那层塔架平台。
航天部一院院长、试验队队长李伯勇，长征三号总设计师谢光选，副总设计师范士合、王之任等，也都同时到了这层平台。任新民问搞氢浓度检测的同志：“你们认为氢浓度为什么升高？”对方回答：“可能是氧先液化、固化了。”
任新民敏锐地反问道：“那真空度为什么没升高？”对方嗫嚅地回答说：“这我说不清了。”这时，任新民已意识到，再问其他人或再问下去，包括氢浓度监测系统会不会出问题，问题会出在何处等，已经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此时此刻谁也不会说出明确的意见。平台上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李伯勇走到任新民面前：“任主任，打不打？”任新民坚定而小声地说：“打！”在听到这个“打”字后，平台上的人都陆续下去了。在发射场坪上，大家彼此相视，谁也不开口。
参试人员又都各就各位，任新民拿起这支沉重的笔，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
这次发射圆满成功，第一颗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成功定点并投入运营使用。事后，任新民心有余悸地说：“这是无奈之举，实属风险决策。这枚长征三号火箭是‘打二备三’剩下来的，已经没有可换的贮箱了；再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控制大厅就位了，如果中止发射，那影响可就大了，真是逼上梁山呀！但我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若是液氢箱泄漏，氢浓度的升高会很快，可当时氦质谱仪检测的氢浓度上升比较缓慢。所以，贮箱泄漏是不大可能的。据此，我才下决心‘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足可见任新民处置果断、敢于决策、勇于负责的睿智与魄力。
“不带任何疑点和隐患上天”
在中国航天系统，任新民是担任型号工程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或技术负责人最多的一位；也是领导或主持靶场飞行试验、发射次数最多，在试验现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更是技术领导深入车间、研究室、试验站最多的一位。这些“最多”来源于航天统计，更是他将心血和聪明才智奉献给中国航天事业的真实记录。在这些“最多”中，他遇到的技术关键和难题自然最多，各类各样的沟沟坎坎、险关隘口比比皆是。
1984年4月，第二枚长征三号火箭和第二颗东方红二号卫星，已矗立在发射塔架上，还有三天就要发射了。在射前总检查中，遥测电源由外电转内电（由市代电转到箭上蓄电池供电）时，出现了“过压报警”问题。负责这一系统研制的参试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无头绪。
任新民得知这一情况后，旋即赶赴现场。他听取汇报，得知有些人想靠抗过压保护不再查找原因时，脸色立刻突变，严肃地指出：“过压报警的原因没搞清楚，算不算一个疑点和隐患？我们天天讲不带任何疑点和隐患上天，就是说在嘴上、写在墙上吗？”
此时，任新民站起来质问道：“设过压报警的目的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这是第一道防线，箭上的过压保护是第二道防线，是对没想到或未发现的原因导致过压时，进行保护。现在明知道第一道防线出了问题，原因也不清楚，就想退守第二道防线，那第一道防线不是等于没设或者是不攻自破吗？”最后，他坚定地说：“过压报警的事一定得查清原因并彻底排除。否则，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往下走，我宁可让全线都等着你们！”
大家一听都愣神了，这全线都等着可非同小可呀！全线不仅包括发射场区成千上万的参试人员，还包括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测控站、台，也包括远在南太平洋的测控舰船，那影响和损失就大了！承担这一系统研制任务的科技人员知道已无退路，只有横下一条心，彻底地查。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认真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还不到半天，产生过压报警的原因就找到了，是由图物不符所导致的。更改后再进行转电试验，就不再出现过压报警了。在场人员欣喜若狂，欢呼雀跃，一直在现场的任新民露出了满意笑容。一直沉默寡言的他也如释重负道：“我担心的是查不清原因，怕后面潜伏着更大的隐患。”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紧接着，任新民举一反三，分别召开了长征三号和东方红二号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以上的技术负责人会议，通报这一过压报警问题，动员大家再深入地开展回想，查找有无漏洞和疑点。
正是这一个个具体问题和细节的解决，才赢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任新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和治学精神，为这些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有的人活着是一面旗帜，离去了是一座丰碑。任新民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无怨无悔、无私无畏，他求真务实、朴实厚道。他以敦实而绚丽的业绩与贡献昭示后人，他的名字将永载中国航天史册。
谭邦治，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现任“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学术研究部主任，发表科技论文、报告140余篇，参加编写《世界导弹与航天工业要览》《航天入门必读》《两弹一星元勋传》《任新民院士传记》等著作。
至高与至善
任新民生前经常讲：“什么名啊、利啊，一死了之。工人盖的房子人们能住，农民种的粮食人们能吃，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研制的导弹、运载火箭、应用卫星和宇宙飞船等，国家能派上用场，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技进步出了力，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寥寥数语却道出了一个哲理：至高者非官位而在无欲，至善者非雄才而在贤达。
面对荣誉与赞许，任新民总会若有所思地沉默良久，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兴旺，没有中央决策要发展导弹、运载火箭、卫星和飞船，靠我们个人能干个啥？！”
“在旧中国，即使学有所长从国外回来，国内也没有开展相应的专业项目，更没有条件，当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报效祖国无门。也只能是零打碎敲地开展一些科研项目，拾外国人的牙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决定发展‘两弹一星’事业，开展一些大的科技工程，这就给科技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任新民说，“我有幸参加了一些大型航天工程的研制，作为个人来讲，是尽心尽力了，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基础和前提是党和国家决定干这些工程，另则是靠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协同、协作，靠全体参研、参试人员的共同努力。否则，个人的业绩与贡献就无从谈起。”
任新民有其言，更有其行。1991年，在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和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等项目申报科技进步奖时，申报单位根据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任新民的业绩与贡献，提出并执意坚持他为长征四号甲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且按程序得到了申报单位领导的批准和科技成果管理部门的初审。这一工程的其他申报项目，有些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也有任新民的名字。当这些申报项目提交到航天行业组评审时，担任评审组组长的任新民，不容商量地将自己的名字通通去掉，让给了从事具体科技工作的有关人员。为此，广大科技人员都发自内心地敬佩他的义举和高风亮节。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文字：谭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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