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老后破产”

早在199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就占据了总数的10%，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8年后，这一数据在2017年末已经达到17.3%，共计2.41亿人。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

涵盖全球178个国家（地区）的彭博夕阳指数（Bloomberg Sunset Index）显示，中国在全球人口老龄化风险最严重的国家中名列第五，与2012年相比上升了19位。2017年，中国平均3.5名在职人员承担一位退休者的养老金，但事实上，较为合理的数据应该是7.3人支持一个老年人。当人口结构因素导致越来越少的人去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势必让整个社会背上沉重负担。

如果你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后果还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邻国日本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前车之鉴。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面对“超级老龄化”的得失已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日本总务省在今年9月16日发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日本70岁以上人口较去年增加了100万（达2618万），占总人口比例20.7%。为了减轻日益加重的社会负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推动国会通过了《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将65岁定为“继续雇佣年龄”，然而仅仅在五年之后，日本政府就发现这仍然不足以解决政府社保负担，于今年再次探讨修改法律，拟将工作年龄上限提高至70岁，日本很有可能将成为“终身不退休”社会。

在养老金捉襟见肘令日本政府焦头烂额的同时，“超级老龄化社会”还产生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负面效应：由于老龄少子化和经济衰退，每年约有3万日本老年人“孤独死”，即当事人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状态，死后长时间未被人发现；空置房现象也愈发严重，部分乡村房产甚至在“免费”出售，且这一现象正在从偏远乡镇逐渐扩散到市郊和大城市；另外，“老后破产”也让长寿成了部分日本老年人的噩梦，养老金不足加上缺乏家庭支持，老年人极易在毕生财富耗尽后陷入财务危机。

应对老龄化问题，全球范围内政府通行的原则无外乎开源（提高劳动人口数量）和节流（降低养老费用公共支出）。2018年，公众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已经或即将采取的政策措施有过诸多讨论。我们看到，延迟退休已经放上了政府议程，在辽宁等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省份，当地政府甚至开始鼓励老人创业与再就业。二孩政策的推动与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生娃是国事”“设立生育基金制度”之类的言论频频出现，在生育意愿日益降低的当下，人们开始担心，“计划生育”，是否将从“不准生孩子”直接反转为“必须生孩子”。

与此同时，养老等公共资源匮乏的现实迫使家庭承担起更多赡养老人的责任。截至12月，多个省份已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然而制度的落地情况仍然有待观察。自19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逐渐步入老年，过去大家族式的养老模式已不复存在，核心家庭（一对夫妇）照顾四位老人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当下的中年人压力巨大。大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让晚辈不仅难以照顾长辈，甚至需要长辈们倒贴援助，雪上加霜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疾就有可能令整个家庭堕入深渊。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主流社会思潮反映了我们对衰老既恐惧、仇视，又陌生、漠视。年龄歧视与青春崇拜成为害怕衰老心态的一体两面，潜移默化地令中老年人一步步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剥夺经济权与话语权。另外，当个体进入老年，他们的兴趣爱好、欲望追求不是被视作“奇观”，就是被忽略，这或多或少让老年生活难言幸福。

工业时代以来，人口老龄化已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它在当下中国尤其来势凶猛。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将是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1、赡养老人的困局

关键词：独生子女护理假、六个钱包买房、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自19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逐渐步入老年，过去大家族式的养老模式逐渐不复存在，以核心家庭（一对夫妇）照顾四位老人的模式取而代之。中国目前的养老形式主要是居家为基础（90%）、社区为依托（7%）、机构为补充（3%）的“90-7-3”养老服务体系，其中除了养老机构，社区和居家都是让老人仍然住在家庭这个熟悉环境中，与家人待在一起。在公共养老资源严重不足、民营养老服务倾向于中高端的现状下，家庭——更准确地说是子女——需要承担起大部分赡养老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近年来，国家继续升级政策，鼓励人们履行子女义务。从2017年至今，包括福建、广西、海南、湖北、黑龙江、重庆、四川、河南、宁夏、内蒙古、山西等在内的10余个省市出台了“独生子女护理假”相关政策。各地的护理假时长有所区别，最长可休20天以上（河南）。部分省份还规定，非独生子女也可享受这一待遇。

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它是否能够施行，还有诸多不确定性。许多人担心，在劳资双方存在权力不对等、带薪休假尚且不能百分百保障的情况下，员工在雇主面前很难有话语权，这类假期会跟探亲假一样沦为“纸上假期”——雇主不实行护理假制度，员工也只能忍气吞声。

从雇主的方面来看，“独生子女护理假”则引起了“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担忧。有企业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从经营的角度来说，用人单位自身也有苦衷，给员工护理假，意味着企业人工成本增加，如果人人都休护理假，势必对经营造成不小压力。由此可见，要让护理假更为可行，建立合理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立法保障相关权益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是否能够常回家探望、照顾老人只是赡养老人困局的其中一个面向，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更为窘迫和愧疚的是自顾不暇的同时反过头来还需要长辈们出手援助的境遇。一个令人无奈的现象是，“啃老”逐渐成为“90后”的常态。以房价为首的高昂生活成本让走出校园不久的年轻人难以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在大城市立足，长辈们的帮助开始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甚至理所当然的。然而，当有学者公然宣扬老人应当资助年轻人买房时，公众的怒火还是瞬间被点燃了。

5月，经济学家樊纲在某电视节目上号召年轻夫妻用长辈的“六个钱包”买房。节目中，有观众提问，买房好还是租房好？樊纲回答，如果你的工作比较稳定，而且要结婚，这六个钱包都起作用的话，还是买房好。他所谓的“六个钱包”，指的是男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女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积蓄。

此言一出，网友一片哗然，惊呼这是榨干三代人的最彻底“啃老”。因为基本上来说，“六个钱包”的所有者都面临着养老问题，当全家所有人把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付房子的首付，老人们还能够依靠什么来养老、来应对老年生活可能遭遇的一切风险呢？

此外，即使你闯过了“房子”的关口，事业有成，夫妻和睦，顺利成为城市中产的一份子，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疾随时都有可能令你的家庭堕入深渊。

2月10日，一位名叫“李可”的中年人记录了他岳父四周内从感冒生病到去世的全过程。从文章中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作者毕业于中国一流大学，从事金融工作，在北京有房有车，有相当的经济储备可应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亲戚资源可利用，完全是一个标准的社会精英。这篇题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公众号文章很快在朋友圈刷屏的原因，正在于它粗暴地撕毁了城市中产的安全错觉，令人们意识到，即使是首都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疾病面前也是非常无力的。

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指责“李可”未能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没能劝说岳父及时服药就医、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最好的医院、没有未雨绸缪地准备医疗基金——然而当育儿和养老的重责同时落在家庭之上，要求个人时时刻刻提防风险、事无巨细地为最坏情况做准备时，是不是反过来也说明了社会没有能够为个人提供足够多的安全感，为他们的福祉提供保证呢？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许多子女前往异地工作定居，无法时刻照看老人，所以在很多实际情况下，经济资助和花钱购买服务就是子女赡养老人的最重要方式。然而，公共养老和医疗资源的不足让人们不得不用高昂的成本来争夺有限的资源，对于那些经济基础更差、尚未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的年轻人来说，尚且自顾不暇需要“啃老”，更谈不上照顾老人了。和许多其他生活问题（育儿、买房）一样，赡养老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在整体生活成本不断走高的当下，吞噬着人们本就脆弱的安全感。

2、延迟退休与终身工作

关键词：人社部谈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辽宁鼓励老年人创业、日本打造“终身不退休”社会

3月12日，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小组会议上，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表示，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退休年龄将逐步延后至65岁。此前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根据退休年龄改革方案，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一岁，男性退休年龄每六年延迟一岁，直到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退休年龄的推迟与养老金储备快速下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已被视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4月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表示，除了资本外流、债务风险等近年来被广泛提及的风险，人口老龄化、抚养比太高等人口问题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真正问题，“中国在（未来）十几年里面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十几年后，当中国人口开始真正老龄，而且中国积累的退休金没法覆盖的时候，那时真正的问题来了。”

财政部《关于2017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显示，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财政补贴收入4955.13亿元，比上年增加664.26亿元，增幅重回高位。2015年开始的三年里，财政对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的增幅分别为19.1%、10.2%、15.5%。养老金的连年上涨被认为是近年来财政补贴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财政补贴增幅回落与养老金涨幅从10%下调到6.5%有关，然而2017年养老金继续下调到5.5%，但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增幅却不降反升，从侧面印证了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事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历史上的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城市化程度较高，也是计划生育政策落地最为彻底的地区之一。而今，人口结构失衡的恶果却在该地区最为明显，以至于7月初发布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一方面催生二孩，一方面不得不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还要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

无独有偶，陕西省统计局6月底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也提及了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内容。面对陕西人口发展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报告》中提出了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其中包括“营造老年人参与服务社会的良好环境，实现‘老有所为’；加快建立健全保障退休人员再就业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创立老年人才市场引导机制，完善老年人就业服务和保障平台。”

照这个趋势来看，我们有可能进入“终身工作”的时代吗？参考日本的经验，这的确有可能会成为现实。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将讨论把继续雇用的年龄提高至65岁以上”，以打造无论到多大年纪、只要有意愿就能参加工作的“终身不退休”“终身活跃”的社会，并以此作为前提，推进医疗和养老金等涉及社会保障制度整体的改革。

日本现行《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规定，对于有工作意愿的人，原则上把65岁定为“继续雇用年龄”。日本政府计划修改该法律，逐步把年龄上限提高至70岁。自2019年度起，政府还将对积极雇用老年人的企业提供支援。在此基础上，2019年以后将讨论修改《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允许工作到70岁。

日本欲打造“终身不退休”社会的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中国国内的热议，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声音不小——有观点甚至认为，国内媒体大肆报道此事，是为中国政府采取类似政策“探测民意”。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中国人口的体量和老龄化的速度来看，中国即将面对的老龄化挑战甚至会比日本更加严峻——退休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如果有朝一日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大范围出现，或养老金的水平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那退休生活质量下降乃至“老后破产”就很有可能发生。值得警惕的是，许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为退休（或不退休）做准备的紧迫性。

美世于今年发布的《经济保障新举措》报告发现，中国人期望自己会有20到25年的退休生涯，高于全球平均值（15到20年），3/4的中国成年人期望自己能够活到80岁，70%希望在完全退休后依然维持理想的生活质量。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为退休做准备是个人责任，然而中国人依然倾向于依赖政府，普遍没有采取切实行动加强经济保障能力。74%的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应该为退休收入负责，这低于全球平均值（81%），而且52%的受访者认为养老储蓄是政府的责任，但全球范围内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平均比例仅为31%。不过和经历了毛时代、习惯了政府包办一切的老一辈相比，当下年轻人在经济保障和退休问题上的忧患意识更强。美世报告指出，年纪越轻的群体越认可延迟退休。73%的18至24岁受访者和71%的24至34岁受访者认为他们将一直持续工作，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受访者。

3、职场中的年龄歧视

关键词：35岁危机、姚晨的“尬与惑”、第一批00后成年、自动化的威胁

2017年，华为被曝集中清理35岁以上交付工程维护人员，随后华为官方表态称是谣言，但其员工纷纷站出来表示确有其事；同年年末，中兴网信员工欧建新跳楼结束了自己42岁的生命，根据媒体报道，他在事发10天前被公司劝退……2017年开始的年龄焦虑弥漫到了2018年，“35岁危机”成为许多职场人的隐痛。

所谓“35岁危机”，是指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时明文规定只录用35岁以下人员。这一现象太过普遍，以至于知乎上出现了这么一个热门问题：“找工作时单位普遍要求35岁以下，那35岁以上的人都干嘛去了？”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一个单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35岁似乎在一些岗位上成了一道职场生死线。在某些雇主看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才是维持组织高速运转的最有效方式，犯不着花大价钱“养着职场老油条”。但对步入中年的员工来说，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残酷的现实：35岁，大多是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生活压力增加；可职场却开始嫌弃你老。

中年危机在素来以“吃青春饭”著称的演艺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些女演员年过三十就开始陷入无法担任女主角甚至无戏可演的境地，这个话题在今年也引起了广泛争论。7月底，姚晨在腾讯“星空演讲”以《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为题发表演说，她关于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上面无法兼顾的感悟，引发了诸多共鸣。身为知名演员的姚晨或许无法代表普通中年女性，但也因此更突显出普通女性在进入中年时面临的困境。

赤裸裸的年龄歧视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然而在公共层面，我们还未对此引起重视。事实上，公务员招聘的年龄规定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根据中组部、人社部和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招考年龄设置的通知》规定：“公务员招考年龄一般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对于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报考公务员的，可以适当放宽年龄标准到40周岁以内。”

5月，媒体人闾丘露薇在“腾讯·大家”撰文《人生五十，从头开始》，她引用一些中国法律和劳动法专家的观点指出，中国内地各地政府用年龄作为聘用和人口流入的标准，如果没有法律依据，那就是年龄歧视，更糟糕的是，中国并没有相关法律禁止就业和教育中存在的年龄歧视问题，“也因为这样，从政府到企业，毫不遮掩地系统性歧视一个社会群体。……事实上在中国，在关于《就业促进法》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有学者指出，设定年龄（门槛），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系统性年龄歧视的恶果在于这是一种病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雇主可以为了效益最大化而不断以年轻劳动力取代大龄劳动力。毕竟，在“996”式的加班文化被视作常态、市场环境日新月异的当下，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有体力加班，更了解最新潮流，也更有向上爬的拼劲。然而问题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年岁渐长，新一波的年轻人也总会出现，如果年纪大就是落后的、应该被淘汰的，那怎样的年纪才算最年轻、在竞争中最安然无虞？年龄鄙视链永远没有尽头，被“后浪”追着跑的焦虑感也永远不会停歇。2017年，第一批95后进入职场；2018年，“第一批00后即将成年”的感叹又从年初延续到年末，人们以半调侃半自嘲的方式抒发“后生可畏”的危机感。衰老的起始点似乎越来越早，90后已经开始感叹自己老了，需要养生、需要防脱发……我们有多恐惧衰老，就有多崇拜青春——很大程度上来说，后者成为了人们应对前者的某种创伤应激反应。

除了年龄歧视，对于中老年劳动力而言，雪上加霜的是自动化对劳动力替代的威胁。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是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技术，它们极有可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给全球劳动力带来深远影响。威达信（MMC）全球风险中心7月发布的《老龄化与自动化的双重威胁》报告指出，大多数调研国家的老龄化劳动力面临着被自动化剥夺工作机会的风险，其中中国面临的风险是最高的。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50至64岁的低技术劳动力所占的比重正变得越来越大。据估计，中国老龄化劳动力所从事的工种将有76%会实现自动化。

社会既有的年龄歧视正在夺取中老年工作者的经济权和发展权，同时，企业竞相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把中老年工作者放逐到新的工作体系之外。两者叠加的效应，最终将导致失业、不平等现象扩大并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

4、不被理解的“老年”

关键词：“酸碱体质”理论等养生骗局、撑起《娘道》收视率的老年观众、老年艾滋病例快速上升

11月，“酸碱体质理论”在美国被判为骗局。美国圣地亚哥法庭判决“酸碱体质理论”创始人罗伯特·欧·杨赔偿一位癌症患者1.05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罗伯特·欧·杨陆续出版了《酸碱奇迹》系列丛书，成为酸碱体质理论大师。而此次多年骗局被戳穿，是因为一位患者在他的建议下放弃了化疗等正规医疗手段，采用碱性疗法治疗，最终导致癌症病情发展到IV期。而实际上，所谓的碱性疗法只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中添加碱性的小苏打而已。

“酸碱体质理论”不仅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在中国也颇有“市场”。而这还只是养生骗局的冰山一角。新浪舆情披露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天就有超过四万条有关养生的信息，其中微信和微博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这些广泛转发的养生类文章真假难辨，往往掺杂着虚假广告。在媒体和主流舆论的认知中，喜欢转发分享此类消息的大多是中老年群体。除了养生知识之外，保健品、P2P、传销、电话诈骗等也被认为是中老年人容易受骗中招的高危领域。12月25日，公众号“丁香医生”发布的《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一文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随着舆论发酵，人们注意到除了文中报道的患癌女童周洋听信权健放弃化疗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中老年人身陷权健的传销陷阱而不自知，对其大力推广的“骨正基”鞋垫、“负离子磁卫生巾”等养生产品的“神奇功效”深信不疑。

年轻人与中老年人还在电视剧欣赏上面产生了巨大分歧。国庆长假期间，在豆瓣等年轻人聚集的网络平台，网友纷纷吐槽长辈津津有味地守着电视机观看的“神剧”《娘道》有多么辣眼睛：女主面对各种不公遭遇，不仅毫无反抗意识，而且处处表现出愚忠、愚顺、愚孝：在婚姻中，女主将自己定位为生育机器，因为生不出儿子反而认为自己配不上丈夫，劝丈夫休妻。丈夫离世，她也要守着贞洁牌坊，遇到真爱也要回避到祠堂去，避免和一切男人交往。

《娘道》在中老年观众当中广泛流行，收视率一度破2，远超黄金时段播出的其他电视剧。另一方面，截至发稿时，它在豆瓣的评分仅有2.5分，超过88%的网友给它打出了最低评分——一颗星。《娘道》在收视率和口碑之间的两极分化，反映了不同代际之间极大的“审美区隔”。

从转发虚假养生文章，到观看宣扬女德糟粕的《娘道》，在不少年轻人心目中，中老年人的形象仿佛成了愚昧、落后、退步的“他者”，然而问题是，自诩科学、进步的年轻人真的与父辈、祖辈有那么大的区别吗？“酸碱体质理论”的年轻拥趸实际上也为数不少，不少年轻妈妈会寄希望于通过改变体质来改变婴儿性别，淘宝首页甚至出现过相关广告。

本质上来说，谣言的传播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教育水平乃至国家机器的舆论控制力都没有关系。牛津大学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在接受界面文化的采访时指出，对未知事物的焦虑是谣言的温床，从这个角度来看，若要探究人们为什么会轻信某事，首先需要了解他们内心的最大恐惧是什么。在“酸碱体质理论”的例子里，中老年人害怕衰老会夺走他们的健康，因此对任何有关养生话题的信息都格外上心；正如部分想生男孩的年轻妈妈也会寄希望于这一理论来获得某些生育安慰。在其背后，另一个重要的外因是，既有的社会支持系统或过去的生活经验失效，导致人们转向“旁门左道”寻求解决方案或慰藉：周洋父亲爱女心切，在看到传统疗法无甚效果后病急乱投医，轻信了权健，却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深究人性的弱点，年轻人和老年人并无不同。

关于《娘道》，侯虹斌认为它精准地抓到了老年人的需求：除了养生保健之外，老年人盼望的是子孙满堂、儿女孝顺、老有所依的旧传统，尊卑有序的家庭伦理结构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丁克、不婚等多元价值观盛行，与老一辈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至于《娘道》表现出的“生儿子至上”，其实是礼教和宗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和呼吁传统回归、女性回归家庭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特别能赢得中老年人的认同。如果年轻人能够明白长辈的这一心态，是否能够对他们多一些耐心，是否存在更多沟通和解的可能性呢？

说到艾滋病，很多人会想当然地会以为那是“年轻人的病”，不可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然而事实上，老年艾滋病患者（50岁及以上）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11月27日，杭州市疾控中心发布了老年人艾滋病病例相关信息以及健康教育内容，人们发现，“老年人艾滋病病例数近年快速上升，杭州50%的老年病例是近三年报告的。”全国范围内，老人感染艾滋病病例报告数上升趋势也比较明显，其中，60岁以上男性人群感染病例报告数2012年为8391例，2017年达到19815例。统计数据表明，老年艾滋病患者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性行为传播”，这一发现令人们感到震惊——很多人忽略了，老年人也有性欲。正当我们对老年人的性没有足够理解或者难以启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无知和耻感中沦为艾滋病的受害者。

对于衰老，我们既害怕，又无知。当个体进入老年状态后，他们的兴趣爱好、欲望追求不是被视作“奇观”，就是被忽略，这或多或少让老年生活难言幸福。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现实是，艾滋病的发现和命名，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而网络社会更是在近20年时间里凭空诞生的。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个体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千差万别，特别是在不同代际之间，这种区隔尤为明显。也许，年长者的部分行为和观念会让年轻人觉得“脱离时代”，甚至觉得荒唐可笑。但事实上，“老年”并没有那么难理解。

5、少子化：“老龄化”的另一面

关键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生娃是国事、设立生育基金制度

多年来，庞大的人口规模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速度，年复一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破纪录和“史上最难就业季”的说法也在一遍遍加深我们对“中国劳动力多”的认知，然而在今年，人口学家不断就一个与我们日常感知相悖的发现提出警告：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加速消失。

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撰文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有利的人口结构赋予的资本累积率高、劳动力供给充分、人力资本改善迅速，以及劳动力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构造了中国很高的潜在增长率。但目前，作为以往增长动力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具体表现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前大约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2011年-2015年）的7.6%、“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的6.2%。

“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人口的加速老化和急剧萎缩已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低迷、财政拮据、养老困难、家庭失独、性别失衡等经济社会问题长远来看会日趋严重，这会让计划生育一词变得比计划经济更为负面。”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12月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从很大程度上说，少子化和老龄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谓“人口老龄化”，就是指一个地区人口平均年龄因出生率下降及（或）寿命延长而上升的现象。因此在我们讨论老龄化问题时，必须意识到国家层面的生育政策调整实际上也是解决老龄化困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种种迹象表明，生育政策的落地情况难言乐观。中国从2011年放开双独二胎政策，逐步过渡到“单独二孩”政策，继而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根据黄文政的介绍，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国家卫计委认为2018年将是生育高峰，对2017年和2018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分别为2023万和2082万。然而实际情况是，2017年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300万，亦比黄文政和人口学家梁建章的最低预测少了77万。最新报道指出，2018年出生人口或将不足1500万。

数据显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出生人口的萎缩和社会生育意愿的下降比专家预测的更加迅猛，这引起了许多担忧。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表示，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大事；南京大学刘志彪、张晔两位学者则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建议国家立刻全面开放生育，并建议采取短、中、长期措施提高生育率。其中一条建议引起了轩然大波：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两位学者提出：可以规定40岁以下公民无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存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但生育意愿靠宣传能提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无论官方和专家学者如何摇旗呐喊，引来的似乎更多还是年轻人的戏谑和吐槽，一句“养不起”，就是年轻人不愿生娃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在当下中国，高昂的房价、无底洞般的教育成本、稀缺的看护资源和医疗资源都在严重掣肘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一个月月薪负担不起孩子暑期课外班的学费”之类的故事屡屡在社交网络上触动人们的神经，令诸多年轻人对生娃望而却步。

如果说“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大事”，那么其真实含义应该是：生娃不是家庭单凭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也需要国家给予政策倾斜，对家庭进行个税减免甚至生育补贴，并增加社会育儿资源的供给，提高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健全社会福利保障。根据梁建章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

“设立生育基金”的建议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愤怒与不解，是因为它不仅没有敦促官方为鼓励生育拿出切实的财政补助计划，反而建议对民众强制收费，将鼓励生育变成了“惩罚不生育”，涉嫌严重干预公民的婚姻自由和生育自由。“个人累积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一条，实质是要求少生或不生的家庭为其他人生二孩买单，这对前者来说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澎湃新闻对此评论称，我国对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的公开讨论长期不足，不同观点很难得到公开表达，也正因为如此，人口学家和国家统计部门对于出生人口的预测产生了偏差。评论认为，而今人们能够就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进行公共讨论，应该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

然而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呼吁，鼓励生育，取决于整体养育环境的改善，对此政府无法“甩锅”给个人、家庭或单位，只能花大力气在诸多方面投入，如设定男女共享育婴假（而不是一味让女性延长产假）并保障职场性别平权、提供生育补贴、提供就学保障，加大对公立托儿所等教育资源及医疗资源的投入、提供住房保障，让育儿家庭即使租房也能享受同等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年轻人生育的后顾之忧，才有提振生育率的希望。

结语

老龄化问题，首先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应对老龄化问题，在中国，随着个人自主意识提高、生育意愿下降，加之养育成本不断升高，社会保障和支持力度依然有限，提振生育率本身也变得步履维艰。

其次，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在数量上不断增多的老年人的福祉也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年轻一代赡养老人所需要面对的压力；在养老保险基金不足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甚至终身工作，以及其必然会伴随的问题；职场中的年龄歧视、自动化的发展对于老年劳动力的威胁……这些话题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老年人守着电视看《娘道》，年轻人对着键盘吐槽。不同代际对于媒体使用的习惯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老年人成为互联网舆论漩涡的“他者”——他们失语、被边缘化，甚至，有时显得愚蠢、容易受骗。但他们的轻信与不合时宜，背后都体现了他们内心的爱与怕。

和儿童、女性相比，纵览这一年与老年人相关的新闻和舆论，我们发现，他们常常只是作为代际冲突当中不被理解的一方、社会新闻中的受害者，或是人口统计数据当中的一个负累因素而出现。社会对于老年人本身的关注和了解，实际上还远远不够。

最后，还是要回到社会制度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制度和观念越来越无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这也正常，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大量老年人需要年轻人提供身体上、财务上、情感上和智识上的支持。在这里，我们想用《当世界又老又穷》作者泰德·菲什曼9月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提出的观念作为本文结尾。

在菲什曼看来，家庭萎缩、寿命变长导致的社会老龄化是工业时代的独有现象，这一过程法国用了140年，日本用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2年。一个几乎可以确定的前景是，家庭的规模将变得史无前例的小，我们不能再指望通过家庭与社会形成连结了——在中国，核心家庭的规模缩小了1/4到1/3，大家庭几乎完全消失。当一个社会中近半数的人口是老年人、人们仅存的社会关系只有政府和朋友的时候，全社会都需要对长久以来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进行全盘反思，找到新的个人、家庭、社会存续的方式和可能。

这个未来并不遥远，我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毕竟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

【2018年老龄化新闻盘点】

1月初，“第一批00后成年”的说法开始在社交网络上出现，相关讨论持续了全年。

2月10日，《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一文刷爆朋友圈，引发热议。

3月12日，人社部副部长汤涛在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小组会议上表示，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

4月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表示，除了资本外流、债务风险等近年被大家广泛提及的风险点，人口老龄化、抚养比太高等人口问题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真正问题。

5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个节目上表示，工作稳定、即将结婚的年轻人应该集合“六个钱包”付首付。

5月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撰文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消失，具体表现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6月29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提出了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的几点建议，其中包括“营造老年人参与服务社会的良好环境，实现‘老有所为’。加快建立健全保障退休人员再就业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创立老年人才市场引导机制，完善老年人就业服务和保障平台。”

7月3日，辽宁省政府发布《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均衡发展，人口总量保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并明确表示要“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规划》还提出鼓励老年人创业的相应政策。

7月29日，姚晨登上“腾讯星空演讲”的舞台，以《一个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为题发表演讲。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文鼓励生二胎，文章称中国人口红利基本已用完，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了南京大学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引发热议。

9月12日，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将讨论把继续雇佣的年龄提高至65岁以上”。

9月16日，日本总务省发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日本70岁以上人口较去年增加100万至2618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0.7%，首次突破两成。

10月初，电视剧《娘道》口碑收视率两重天的现象引起网友热议。

10月3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2017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说明》显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年收入33542.04亿元，比上年增加5023.5亿元，增长17.6%，完成预算的115.3%。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26228.39亿元，比上年增加3821.27亿元，增长17.1%，完成预算的117.3%；财政补贴收入4955.13亿元，比上年增加664.26亿元，增长15.5%，完成预算的95.2%。本年支出28566.73亿元，比上年增加2785.04亿元，增长10.8%，完成预算的100%。本年收支结余4975.3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41574.33亿元。

11月初，外媒报道，宣传“酸碱体质理论”的美国畅销书作者罗伯特·欧·杨被法院判处赔偿一位癌症患者1.05亿美元。

11月27日，杭州市疾控中心发布老年人艾滋病病例相关信息以及健康教育内容，称2017年1月至10月，浙江省新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0岁以上老人增幅明显，新报告病例数630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1.5%。

12月9日，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超10个省份出台“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

12月24日，界面新闻采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黄文政，讨论中国人口政策的40年变迁和人口规模衰减现状及难以提升的生育意愿等问题。

12月25日，医疗自媒体“丁香医生”发布《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一文，迅速刷屏引起网友热议，权健称该文涉嫌诽谤。

12月末，媒体报道称中国出生人口数量连年下降，专家预计2018年新生儿跌破1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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