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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军锋提供：刘伯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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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逛网上旧书市场，偶遇《刘伯龙自传》。初时并不知其何许人也？浏览样本，始知其竟然为我的同村祖辈，不由肃然起敬。因我当时不会手机支付，随即命部下下单，300大毛买下。
浏览数遍，方有感慨三五言。其一，一生颠沛，命运多舛。老先生在陕西投笔从戎，征战于广东、广西、河南、河北、武汉、上海，屡屡兵败，不是缴械就是被俘，屡败屡战，堪称一绝。其二，亦敌亦友，阵营错乱。老先生戎马半生，身不离枪，却从来搞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有时候打不过的敌人成了朋友，有时候交不过的朋友又变成敌人。其三，违背初衷，全身为哲。老先生从军的初衷就是救中国于战乱。可是，每每在军阀之间浪迹，动辄于同胞之间干戈，以战乱平息战乱终于未果，倒是逢凶化吉，保全金身，实为奇迹。其三，党派林立，门户深重。老先生因为同派同系而三番五次受到重用，又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屡屡被贬，把中华民族艾芝同焚、同根相煎、煮豆燃萁、自相鱼肉、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劣根性演绎到极致。以至于今天未见绝迹反而愈演愈烈。其四，同乡相救，故土灼热。老先生每每落难，必有同乡相救，中国社会乃熟人社会由此可见一斑。其五，为求自保，拥戴革命。这本自传虽未有落款，但从内容推断，成于1956年。写作背景应该是作者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学习班，为了参加民革组织而写的自传体申请书。尤为滑稽的是，其结尾称“成为共产主义的一个战士而奋斗到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老先生没想到，尽管如此表白，决绝效忠，仍然免不了被批斗折磨的悲惨结局。
在乡间，民众对于老先生热衷办学津津乐道，据传我村第一所国民小学为其所资助，学校匾额为一代宗师于右任所提。其也算声誉俱佳。
作者刘伯龙为【蝶语兰心】公众号主编刘莉萍的祖先。我又费尽心思求得其族谱，一并发来，以飨读者。
-----赵军锋
刘伯龙，又名刘潜。男，出生于1894年，现年62岁。原籍陕西省渭南县焦刘村人。现居西安市帝君庙二号。
我父有胞兄弟三人，在世时均业农。家庭成份，解放后土改时自报为地主。原有地52亩。我辈胞兄弟二人，幼时因我大伯和二伯早年都已亡故，身后无嗣，因此我与胞弟士弘，分别与我大伯二伯承嗣。胞弟士弘由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现任合肥矿业学院医务主人。
我前妻李巧云，生有二子。长子英明（现在人民解放军农六师当医师，现住乌鲁木齐）。次子金印1947年病故。前房妻子病故后，我于1931续弦妻席玉秀，生有二女。长女刘智侠年23岁，由西北工学院机械科毕业，现在长春市东北地质学院助教。次女刘智林，年7岁，上小学。现在西安家庭人口共5口，在西安有自用房屋9间。此为我之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
1901年至1906年在私塾读书，1907年至1910年在渭南下吉景贤书院毕业。1911年至1914年，在大力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肄业。同学中有孙坦夫（现在陕西民革学习）。1914年至1915年，在华山玉泉院肄业。这时同学中和我最好的是屈武（现在北京国务院工作）。是时中国局势动荡，军阀混战。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在北洋军阀混战中，在北方势力薄弱。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投笔从戎。因此于1917年投入渭北胡景翼率领的“陕西靖国军”学兵连当学兵。此为我学生时代生活的转折点。1918年，由陕西靖国军总部，选送我往广东韶关李根源所办的讲武堂学习炮科。我在韶关讲武堂的情况现在北京军委会童陆生及在西安公用局的沈仲谋均可以证明。1920年由韶关讲武堂毕业后返陕。仍回到靖国军第四路胡景翼所办的军队见习团，任分队长。
1921年五月间调任第四路司令部机关枪连排长。1922年8月调任该部十一团少校团副。1924年调任该部第十旅炮兵连连长。1925年因军阀吴佩孚围攻信阳州，曾参加反军阀战争的信阳之役。1926年2月间国民二军由河南失败后，我从河南到了北京住闲约3（个）月。我在陕西靖国军和国民二军阶段的情况，现在西安市政协社会人士业余学校的王锦山和西安市西北制业厂的程梦凡可以证明。
1926年4月间，国民二军旧部郑思成立河北省河间府，收容了国民二军旧部约八九千人，整编成军。我遂由北京到郑部担任第一团中校团副（现在陕西省文史馆的党仙洲是我的团长）。是年9月间，军行顺德府，被奉军军阀部包围缴械。我从此脱离国民二军前往南京另寻出路。
我抵达南京后，焦易堂以陕人关系，在南京任陕西宣抚使，收容国民二军的旅人，焦易堂即派我为一旅二团团长。1927年间，因蒋介石下令取消陕西宣抚使的名义，官兵编遣，我离开南京而到武汉。
1927年抵汉后遇暂编第六师师长蒋世杰（陕西蒲城人），任命我为该师副官长。此时蒋世杰的番号受军阀吴佩孚的节制，因蒋世杰由国民二军失散及投旧北洋军，我在暂编第六师约半年之久。蒋世杰脱离北洋军，投降李宗仁，开往武昌南湖集中训练。是年10月间，白崇禧包围南湖缴械，蒋因病死，我送蒋之灵柩回陕，曾在渭南原籍闲居数月。此一段事蒋芳霞可证明。（蒋芳霞现住东五路勤俭巷）
1926年，因韶关同学函约我往广东，到广东后，李济深总司令委我为韶关北区公署少校参谋。1929年间，因陈铭枢投蒋倒李，我由北区公署调为桂系第三混成旅三团二营营长，开往湖南株洲，归滇军范石生指挥。拟攻驻江西吉安之蒋军。嗣以情况不利，转移广东边境，转道入广西贺州驻防训练。
1930年2月，我随桂军广东四会州，曾参加了李、白倒蒋战役，嗣以李、白失败后，我退至桂南桂平州脱离桂军。途径广州上海返回陕西。
1930年后半年，我返陕后由驻湖北仙桃镇的陕军第一师师长王俊杰，函约我去广东代表他往广东与古应芬、陈枢铭联系倒蒋。因陈、古二人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我抵广东后见陈、古二人，即委王俊杰为军长。但我由广州尚未动身时，王俊杰已被蒋介石枪毙在汉口。我由广东到了上海暂避，曾遭蒋之特务跟踪，后经徐朗西（陕西同乡）解救，才免于被捕，即时返回陕西。
1932年在西安，会见杨虎城，杨委我为伪陕西保卫委员会观察员。1935年上半年保卫委员会改组为陕西保安处时，我仍任保安处主任科员。1936年6月间，陈坤生接保安处长时，以我属黄埔系，被停职，在家闲居，以做小商贩为生。
1936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经伪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刘志宏介绍，在伪军管区编练处任主任科员。1939年被调往渭南县，担任训练抗日民兵的军事教官。1940年上半年，各县军事教官一律改为国民兵团副团长，我改任为渭南伪国民兵团副团长。1940年9月间，又被调到合阳县任国民兵团副团长。到差十数天，伪陕西省东路动员总指挥驻在韩城蒋匪坚忍因我曾在17路杨虎丞部干过，因此调我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由此而被撤销了我的国民兵团副团长职。受训完毕，返陕即住闲在家。
1941年3月间，我往河南见在广东时认识的王凤山（现在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时王任伪165师师长。因此他曾叫我返陕帮助他的干属在陕接过兵，因为与伪中央无关系，不得蒋军信任，从此回家闲居，不问时事，专门研究佛学。
1943年我曾与沈仲谋、王超北、贺修之等办过同关新力煤矿公司。
关于我参加过伪国民党的情况，是在1920年在靖国军时代参加的。那时我的介绍人是于右任。1938年，当我在伪军管区司令部工作室时，因为在靖国军时代参加国民党的党证遗失，而又在伪军管区集体入过一次国民党。此外我别无任何反动党派关系。
关于我与韶关同学童陆生的关系，所以童陆生于1935年来西安，为革命做地下工作。我为童曾做过掩护。曾介绍他到伪陕西保安处作科员。双一二事变后，童的身份暴露，我曾将童藏在我家中数十天，由我给童筹了路费，并着次子金印送童渡过渭河而往陕北。抗日战争期间，童先后由山东、延安、重庆等地来信，作过联系，并托我代他做过一些安家的事情。由于他的来信均被西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检查出来，我以共党的嫌疑犯，在1947年，曾先后遭到过两次被捕。（也曾因为我的儿子英明1946年参加革命军，我的女儿刘西云参加地下团员事泄，所以我父女二人于1947年被西安调统室派人捕捉过两次）因此，童在解放后1951年把我在解放前，对革命地下工作同志帮助的情况，曾给陕西人民政府副主席卓如作过介绍，说刘伯龙对革命同志有很大的帮助，请就近予特别以照顾。此种事实现在北京军委会第四局局长童陆生可以证明。
关于解放后，我的思想转变情况，由于自己解放前在旧社会时间很长，过去冒然参加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那时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受了旧社会的传统思想影响，一切事情都是主观出发，为个人打算，因此对新的知识懂的很少。所以，解放后自己的思想赶不上社会的发展。1950年土改时，自己虽然在期间自报为地主，土改后居住西安，思想上又不承认自己为地主。1953年，因地主成分，受到人民的管制。1956年5月间，人民对于我的管制撤销，于同年5月间参加了西安市政协社会人士的学习。现于9月间，又参加了市政协主办的业余政治学校学习。为了进步争取改造，特申请参加民革组织，过组织生活，以期把自己所能贡献的力量，贡献到建设事业中去，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战士而奋斗到底。
主编：刘莉萍 副主编：陈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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