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凯德直播

/Part 01

"愤怒是她唯一能喊出的自己的声音."

你喜欢大团圆结局还是悲剧结局？鲁迅老师说中国人很喜欢团结，所以他说：“现在在小说中叙述人生的底层缺陷，应该冒犯读者。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说的就是自古中国作家喜好勾勒团圆结局的作风。

生活在一个偏好圆满的国度，听到一位作家说出“使每一个人有点儿不太幸福是我的职责”这样的话，难免会有些惊讶。

为何为大多数人所向往的安宁、圆满、幸福，全部为她所不屑？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她却是美国当代极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时常被评论家们拿来同沃尔·索因卡、德瑞克·瓦尔科特、托妮·莫里森以及V．S．奈保尔等作家相提并论。仅仅由此，我们亦不难看出牙买加·金凯德在美国乃至英语文学界的显赫地位，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四位作家分别是1986、1992、1993和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然，这种相提并论的动机里难免含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牙买加·金凯德和他们一样，都是“少数话语”（minority discourse）的代言人，其文字里储存的是一个殖民铁蹄下的幸存者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灾难记忆和历史梦魇。而且，她与前三位作家同为黑人后裔，又与德瑞克·瓦尔科特和V．S．奈保尔是同乡，皆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西印度群岛。在相当程度上，少数族裔这一身份在他国文化境遇里遭罹的创伤与尴尬，是牙买加·金凯德和这些作家们的共同写作资源。

《我母亲的自传》耗费了金凯德5年的写作时间，为其赢得了普泛认可，被认为是她最好的一部作品。该作一度名列美国畅销书榜单。

作品具有浓重的自传性色彩，这是金凯德同V．S．奈保尔的另一个相似点，记忆承担了他们重要的写作想像；但是，在对待殖民帝国的情感上，前者却从未流露出后者那样的暧昧。尽管同是在英国文学传统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金凯德却丝毫不曾向英国殖民文化表现出奈保尔式的敬意。她对于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与文化清洗，从来都是毫不妥协的。这使得她的作品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愤怒情绪，并往往会令读者感到不安。

显然，金凯德是将愤怒视做了确认自我的方式，愤怒使其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喉咙，那也是她唯一能够喊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愤怒让那些一直无视她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她的存在。饱受凌辱的历史使愤怒成了金凯德的一切，除此之外，她已经一无所有。

正是由于被迫与自觉的愤怒，金凯德的作品里常常洋溢着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躁动情绪，且活力逼人，让人感觉到她似乎始终处于某种发烧的状态。这也是金凯德本人相当喜欢的一种状态，诚若她所说：“我希望永远不要安宁！我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井井有条，而且我认为我的生活现在是相当井井有条的。

但是——啊，我永远不接受安宁。安宁看上去就像死亡。当我坐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自得其乐时，我从不放弃思考我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我的祖先是如何作为奴隶来到西印度群岛的。我就是无法忘记这件事。否则，就原谅了这件事。这件事犹如一阵巨浪依然在波动。”

她还说：“如果没有人们针对我的这种对抗情感，我将会迷失。我的写作出于公然违抗。”金凯德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传达着对于殖民后患的这种抵抗，艰难的抵抗使得其注定要失去安宁的内心世界，但她却让自己习惯了这一点。自觉也好，被迫也罢，金凯德无非是想借此将抵抗进行到底。基于此，她甚至不惜与公众及其价值观念为敌，“憎恶幸福的结局”便是其此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她曾经宣称：“我觉得使每一个人有点儿不太幸福是我的职责。”她以为“我们享受得太多了，这导致了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悲伤”。

金凯德不相信幸福是可以追求的，历史告诉她，一些人的幸福总是要以另一些人的不幸为代价的。她宁可要无辜的痛苦，也不要罪恶的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愤怒成了金凯德为向这个沉默的世界表示抗议而支付的一种代价。

/ Part 02

「 自恋才是可靠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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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顽强抵抗的过程中，金凯德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她的愤怒之火俨然是以透支的方式燃烧得铺天盖地，火势不单波及殖民主义，还蔓延至种族、性别、儿童、亲情等问题上来。这样可怕的大火势必极易将人灼伤，故而也难保不使人产生惶惶之感。此外，她那流畅的抒情、犀利的议论，包括近乎唠叨的复沓句式，皆无不裹挟着所向披靡的火气。

《我母亲的自传》就是燃烧着这样一种大火的力作，它差不多聚集了金凯德所有的怒气。主人公雪拉已年届七旬，在她回首往事的时候，愤怒之情竟然不因“曾经桑海”而有点滴减弱，这亦足可见出金凯德执意要将她那不折不扣的愤怒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当然，愤怒从来都不是人们在一开始就乐于承受的，但它却是雪拉一临世就不得不继承的遗产。

从她降生的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就随着母亲的死去变成了一个不断丧失抑或说被剥夺的过程，这个世界留给她的只有愤怒。不过，她不可能立即就意识到这一点，使用愤怒亦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但是，雪拉很快便结束了这个过程，这完全是生存的需要使然。在连父亲都不能给不堪一击的她提供任何庇护的情境下，她惟有依靠愤怒来实施自我保护了。

愤怒令雪拉逐渐形成了自负而冷漠的个性，在爱的渴求屡屡受挫之后，她只好以这种个性掩饰自己的脆弱了。通过雪拉那严酷的成长环境，金凯德将无情的矛头同样指向了她那些饱罹殖民统治者欺压的同胞。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无情是唯一可以继承的真实遗产，而残酷有时则是唯一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强大与弱小、成人与孩童、男人与女人之间，从来不存在呵护和怜爱，有的仅是凌辱和憎恨。

雪拉的成长史就是这样一部被凌辱和被憎恨的历史，虽然金凯德在此并没有直接演示统治者之于被统治者的凌辱和憎恨，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试图让我们在这样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当中，发现被统治者爱的能力是如何被统治者所剥夺的。对于这些被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卑贱的身份地位，还是残忍的生存境地，都不可能让他们学会去爱；实如雪拉所言：“那时候，任何一种爱的表示，都不会是真心的，因为爱可能会给别人以优势。”

恨才是他们能够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武器。显而易见的是，金凯德意欲告诉我们，殖民统治者的所谓美好人性与幸福，是在毁灭被统治者美好人性与幸福的基础之上得来的。雪拉的最大悲哀不在于她得不到爱，而在于她不能去爱。而没有了爱，也就意味着雪拉丧失了同他人的真正交流。于是，她只能将所有专注的目光都转向自我，决心以一种封闭的方式终止自己对他人的依赖。她不再信任他人，也不再需要他人；她要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完成自己。她单纯凭靠自己的力量摸索着走出了青春期的窘境，并用自慰的方式表明她在性诉求上的独立。即使后来同男人们有了性的交往，她也注意不“成为这种最原始、最基本情感的囚徒”。

恶劣的社会人际关系迫使雪拉只有把自恋当成可靠的生存方式，她说：“出于绝望，我公然挑战性地渐渐爱上了我自己，因为我别无选择。这样一种爱还要继续下去，尽管它不是最好的一种爱，但也只有继续下去。”而且，随着自我独立欲望的增强，雪拉的自恋情结也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如同她对愤怒这一遗产的继承过程一样。

自恋被雪拉升级成了反抗异己认同自我的另一个有力武器，通过对抗，她构筑起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审美主义，这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一个非洲奴隶后裔的独立宣言：“看我自己的脸令我欣慰。我开始崇拜自己。我的半月形黑眼睛，正诱惑着我。我的鼻子，半扁半挺，好像是费煞苦心才弄成这样的；我发现它是如此的美丽，让我从中看到了鼻子的标准，不符合这种标准的鼻子，就是我不喜欢的鼻子。我爱我的嘴巴，我的双唇厚而宽，当我张开嘴时，无论醒着还是睡着，我都能消受大量的快乐和痛苦。我想要的就是我面前自己的这副形象——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搭配于我脸上平整、光滑、无暇的皮肤上。我自己的脸蛋儿对于我是个安慰，我自己的身体对于我是个安慰，不管被任何人或任何事怎样地清除，最终，我都不会允许任何东西在我心中取代我自己的存在。”

此种对抗式的自恋，使雪拉从根柢上杜绝了一切可能的求助。她仅仅向她的同胞提供帮助，就像她帮助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一样。然而，她从不指望获得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给予她任何帮助。极度的自恋不只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形式，最后，它发展成了雪拉维护自我民族纯洁性的有效手段。但是，雪拉也不是不知这毕竟是一种有缺陷的情感，它的内部重复终究要导致生命力的缺失；可雪拉为了完成她的抵抗，又不能不将其所有的行动都推向极端。她十分清楚，她已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而，她宁可仇视生命，宁可承当自我历史的终结。

/ Part 03

「只有死亡才是真正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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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拉拒绝生育这一行为，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的不合作态度，更是对于自我民族历史生命的悲壮自绝。她看到，不管是出于自愿/自恋还是出于被迫/抵抗，在殖民统治权力的规范之下，她的民族历史都只能是不幸的重复；多姿多彩的惟有统治者的历史，被统治者的历史永远都是一样的：“这里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已经成为对于我母亲的生活的叙述，而这也就等于对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即使这样，它又是对于我没有生下来的孩子的生活的叙述，这也是他们对于我的叙述。”

至此，我们也终于可以明白了，为什么“我母亲的自传”并非“我”母亲的自传，其实是“我”自己的自传，但到头来，它还是“我”母亲的自传，而且也是“我”的孩子们的自传。对此，雪拉所能主动采取的行动，便是以拒绝生育的方式，自行终结其民族历史的此种悲哀重复。这也是其保全民族起码纯洁及尊严的一种伤感方式。既然生命无法赋予公正，那就亲近死亡吧：“死亡是唯一的现实，因为它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万物皆无可避免。”只有死亡才是真正公正的。对于死亡的信赖，是金凯德蓄意采取的又一种极端抵抗。也许这种抵抗未免悲观，但悲观也许就是金凯德同那些乐观的统治者开的一个恶毒玩笑。

母亲的缺席指涉的是一个卑微民族历史的缺席，金凯德借助雪拉之于母亲的想像，完成了自己对于民族历史的想像。这一想像同样是对于一个民族的记忆的修复，金凯德的愤怒无疑与这种修复有关。试想，设若没有了记忆，金凯德的愤怒将会从何而来？事实上，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从来就是一个不断肢解他者记忆的文化同化过程。而金凯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她已被不可避免地同化了，却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民族历史记忆。如果说V．S．奈保尔之于英国殖民文化的认同甚少流露出矛盾的情感，那么，金凯德则由于记忆的作用对这种文化一直心存芥蒂。

她曾说道：“我被迫记住了约翰·弥尔顿，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她又不能清除自己的此种记忆，结果只得安然处之：“我发现约翰·弥尔顿很美，我高兴我知道了他……既然我知道了他，那我就有使用他的每一项权利。”金凯德的这种态度，旨在表明她并不想感激将其哺育长大的英国文化传统。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激赏金凯德的民族志气，便藐视V．S．奈保尔的文学成就；也不能因为理解V．S．奈保尔的大度宽容，就指责金凯德充盈于作品之中的不平之气。两位作家虽有着相同的文化处境，却也有着不一样的出身。再则，英国殖民文化作为他们的另一个母亲——一个养母，不论他们拒斥抑或亲近，都是已经不能颠覆的事实；怎样的态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V．S．奈保尔的认同姿态并不就是“认贼作父”,说那是对于历史宿命的温和接受，或许要更善意一些。

问题的关键在于，V．S．奈保尔应当警惕不要让自己的历史认同变成对于历史的美化。他没有理由因为温馨的记忆，而忘却还有过一种血腥的记忆。对于金凯德来说，她同样需要提醒自己，她那熊熊怒火不可能不伤及她自身。仅就美学层面而言，她惯于宣泄的激烈情绪，往往会令读者难以招架。她针对历史所做的极端抵抗，由于缺乏某种命运感，进而大大限制了其作品悲剧况味的升华。此外，过于强烈的愤怒多少也会败坏她的优雅与从容，致使她在有些慌乱的心境中，很难对其竭力拷问的对象进行精确而又深刻的剖解。

她对于问题的揭批火力的确是炫目和强劲的，可我却不敢说它满足了我所期待的那种深度和广度。金凯德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她的那个悲惨世界，但是那个悲惨世界很不容易令我们产生悲怆的共鸣。这是因为，她的愤怒始终摆脱不去一个弱者的过多怨气，这导致其所有的力度都大打了折扣；她一向显示出来的强硬也因此难免不让人生疑。

与此同时，过多的怨气促使金凯德失去的不仅是一种风度，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因此使其一直寻找不到明智解决问题的良方。如此一来，她只能深陷于愤怒的泥淖中不得自拔，除去弄脏对方及自己之外，她还会有何作为？然而，这就能成为我们谴责金凯德的合法借口吗？毕竟，除了愤怒，她一无所有。更何况，也正是由于这愤怒，她才从此拥有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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