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吃小孩 青藤名校把你的孩子变成僵尸

前耶鲁招生官揭露腾教学校的弊端，精英人才一律抄袭，高分低能。

2014年7月，耶鲁大学前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告诉我，但事实上，绝不是这样——这是我从我的许多学生身上看到的，也是近几年来在校园里与我交谈或给我写信的数百名年轻人告诉我的。

是的，我们的精英教育体系造就了聪明、有才华、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但他们也焦虑、胆怯、迷茫，缺乏对知识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们被困在特权的泡沫中，温顺地向同一个方向前进，非常擅长自己在做的事情，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后，我开始思考这个制度对年轻人和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影响，他们怎么能逃避这个制度，我们怎么能把它推倒。

另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女子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她在耶鲁的男朋友的信:“在他进入大学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和写短篇小说。三年后，他变得极度不安和担心，担心我公立学校的朋友们连想都不会想的事情，比如一个人吃午饭很丢人，他是否在“人脉”上不够努力。我是唯一一个知道他试图假装读很多书的人:他的做法是快速浏览他读过的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他忍不住读了很多书评而不是好好读。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为与他人交谈比实际阅读这些书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回报。”

在常春藤学校任教期间，我教会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懂事、有创造力，和他们交谈、向他们学习是一种乐趣。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满足于在他们所受教育的框架内玩耍。很少有人对想法充满热情，也很少有人将大学教育视为发现知识和发展智力的大计划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穿得好像随时都要去面试。

表面上看，他们适应得很好，但内心往往充满恐惧、焦虑、忧郁、空空虚、漫无目的、孤立无援。最近的一项大规模调查发现，新生自我报告的情绪健康水平已降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

现在精英大学的录取标准非常极端:成功的学生几乎不可能有失败的经历。失败的可能性让他们感到害怕和困惑。即使短时间达不到标准，他们也承担不起。因此，他们极度厌恶风险。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所以他们尽量避免犯错的可能性。

波莫纳的一个学生曾经告诉我，她想有机会思考她在学什么，但是她根本没有时间。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不要每科都考A。她惊愕地看着我，好像我提了一个下流的建议。

如今，当人们谈论大学教育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投资回报”。但似乎没有人问:所谓的“奖励”应该是什么？就为了多赚钱？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让你找到工作吗？大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大学的首要功能应该是教会你思考。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你发展个别学科的智力。大学教育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传授的正统观念之后，面对工作的迫切需求之前，在与现实世界保持几年距离的同时，对各种事情进行深入思考。

大学教育不是学习思考的唯一机会，但却是最好的机会。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本科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学会思考，那你以后很可能就不会去做了。所以如果纯粹是准备就业的话，基本上就是浪费四年时间。

至少精英大学的课程有严格的学术要求吧？不一定。理科一般都是，其他科目就没那么严谨了。当然现实中也有一些例外，但教授和学生基本上达成了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互不侵犯协议”:大学把学生当成“顾客”，学生必须迎接而不是挑战。教授必须在研究上取得成功才能获得奖励，所以他们希望在教学上花尽可能少的时间。整个教学激励体系都不鼓励认真教学，学校声誉越高，这种倾向越强。结果教学一般，但大家成绩都不错。

最负盛名的学校主要是通过“领导力”的概念传达社会责任的理念。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老生常谈是“哈佛是领导的天下”。学校不断督促优秀学生把自己当成未来社会的领导者。但是，这些学校所说的“领导力”，只不过是指爬到顶层的位置:成为一家大律所的合伙人，成为一家公司的CEO，无论加入哪一条线，都要爬到“滑柱顶端”。我不认为精英大学的领导曾经想过领导这个概念应该有更高的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英大学告诉精英学生，他们可以成为他们想要的任何人，但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做一些非常相似的工作。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在内的几所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中，约有三分之一选择进入金融行业或咨询行业。有些领域几乎完全被唾弃:神职人员，军人，竞选政治，甚至学术职业。如果你因为想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而从名校退学，大家都觉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毕业后去做社工，别人会觉得你很可笑。

记者埃兹拉·克莱因说:“华尔街发现大学正在培养大量非常聪明但完全困惑的毕业生。这些年轻人智力强，工作热情高，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们不要骗自己:高考这个游戏的关键不是中下层争取向上的提升，甚至不是中上层试图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个游戏的关键是确定中上层阶级本身的确切地位水平。

在富裕的郊区和富裕的市区孤立区，也就是这个游戏的主要玩家生活的地方，问题不在于你上不上精英大学，而在于你上的是哪所精英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vs塔夫茨，而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聪明的年轻人可以去俄亥俄州立大学，成为医生，然后在代顿定居，过上好日子。但这不是中上层阶级会考虑的事情:结果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

这种制度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阻碍了社会流动，扩大了特权，并创造了与普通公众极度疏远的精英。相关数字不可否认。

1985年，录取要求最严格的250所大学，46%的新生来自第一季度收入最高的家庭。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5%。2006年，在最有竞争力的大学里，只有大约15%的学生来自收入只有他们一半的家庭。大学声誉越高，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2004年，最严格的州立大学40%的新生来自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但仅在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2%。

这种趋势背后的主要原因很明显:不是学费上涨，而是需要越来越多的钱来培养能在高考游戏中竞争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障碍越多，帮助孩子克服这些障碍的成本就越高。几乎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富裕家庭就开始花钱购买上精英大学的途径:音乐课、运动器材、海外旅行，更重要的是私人学费和顶级公立中小学附近的生活费用。

高考重要的SAT考试理论上是衡量学生的才能，结果实际上是衡量家长的收入。如今，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不到一半就读于四年制大学。

问题不在于没有足够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有资格进入好的大学。精英私立大学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学生的经济背景作为整个社会来分配。他们负担不起这种情况——他们需要足够的学生来支付全额学费，而且必须照顾主要捐赠者；他们甚至可能根本不想有太多的平民学生。

所以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恶化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几乎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这不是巧合。精英大学不仅无法扭转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其政策实际上也在加剧不平等。

改革不应止于录取程序层面。入学程序的改革虽然可以处理平庸的问题，却无法处理更大的不平等问题。问题是常春藤联盟本身。我们把培养社会领袖的工作交给了一批私立大学。无论他们多么强调公益，实际上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的制度对这些大学来说是好的，但是哈佛对校友捐赠的渴望是否是继续现行班级制度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