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繁简并存是汉字起源现象,更是汉字生命现象
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线条多寡不一的相近形象,就已预示着未来脱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所以说,繁简并存,在汉字起源之初就已如此。
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在汉字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变与发展,这就是繁化与简化。文字学家梁东汉说:“从图画文字发展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简化与繁化,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实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层面,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汉字,同字正反不定,有繁有简,异形严重。如“渔”字,或从四鱼,或从二鱼,或从一鱼;再如“车”字,或因“画成其物”的“车”形各有差异,又或因创制“车”字的“仓颉”并非一人,也或因据以“观象”的视角多有不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十个之多。
时至战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更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时空舞台。秦代一统,书同文字,小篆虽以规范统一的字体在法理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300多年之后,我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创制完成,它“叙正篆,合以古、籀”,将古今文字汇于一书,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繁简并存的用字局面;特别是其中的古文与籀文,尽管都以“重文”身份列于正篆之后,但古文简,籀文繁,即是繁简并存最为直观的体现。
当前,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化字为主,但在诸如文物古迹、书法篆刻、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我们相信,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可能也绝不会消失。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共,世代相传。
2现行简化字是历史的积淀
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相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比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云”字,为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到小篆中增加了“雨”旁成“雲”形,现行简化字启用了古本字“云”。语言文字学家李乐毅说:“80%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了30%左右。”
秦汉时期,下层官吏书记事务日趋繁忙,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要,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于是草化成了必然之势。从隶草到章草再到今草的演化历程,即显示了其满足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而这种简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逐渐积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草书简体字便跃然“简”上。如“爲”字,本从爪,从象,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为”。再如“言”字,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化,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讠”,如请、谨、计、谓、谁、语、诛、记等字。还有同音替代者,如“餘”字,《说文解字》:“餘,饶也。”为丰足,宽裕义。《说文解字》:“余,语之舒也。”《尔雅·释诂下》:“余,我也。”作语气词或第一人称代词用。二字古音相同,汉简就用简单的“余”代替了繁复的“餘”。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历代官方多曾倡导使用正体字,但形体简化的俗体字一直在民间大行其道。明末学者吕留良说:“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清代《红楼梦》的手抄本中,就用了铁、过、绛、说、坏、劝、听、体等一批简体字。这些历代出现的简体字、俗体字,都为现行简化字提供了直接字形素材。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对现行最为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解放区和建国后新出现者只有101个,不及总数的20%,而其余420个早已有之:其中先秦68个,秦汉96个,魏晋南北朝32个,隋唐五代29个,宋辽金元82个,明清53个,民国60个。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时代性。汉字是以形表意的文字。现行简化字从形体的具象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来说,确实不及象形化程度较高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构形也缺乏充足的理据性。但是,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字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汉字简化史。简化字和繁体字共同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脉,不可偏废。当然,汉字简化也要坚守汉字自身的特性,遵循特定的规则,并不是越简越好,1977年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就因造成社会乱象而被停用。
3普及规范汉字是迫切需求
当下,汉字应用已经完全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伴随网络技术、电子产品等的迅速发展普及,现行简化字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不仅如此,在世代中华儿女的精心呵护下,汉字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使者,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无可替代的桥梁。
然而,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汉字应用能力有所下降,规范书写受到一定冲击。一方面,电子智能输入给传统书写带来挑战。电子产品、无纸化办公、网络虚拟社交等新事物让人们书写汉字的频率越来越低,提笔忘字、写错字别字的现象愈发频现。另一方面,刻意追求标新立异使汉字的应用出现不规范现象。年轻一代用谐音等方式来求新求异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每年都会产生一批网络热词,出现了诸如“集美”(姐妹)、“BT”(变态)、“584”(我发誓)等网络表达形式;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强势发展和广泛应用,任意改造汉字而成的表情包更因新颖独特而被年轻人所喜用,规范汉字的形体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变异。
此外,规范汉字书写中笔顺不规范一直是困扰汉字生活的常见现象。如极为简单的“口”形构件,生活中多见“竖+横折左折”或“竖折+横折”二笔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民众汉字文化知识的欠缺也造成了一些汉字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比如,将“冒”的上部写成“曰”形,将“肺”的右边写为“市”,书法创作中把“范仲淹”书成“範仲淹”,等等。
电子产品的使用势不可挡,但对当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历经十年研制完成并公布,它对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3月1日,《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的正式实施为规范汉字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需要全民自觉,需要全民参与。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的时代性。面对繁简不同的汉字历史形体,我们不能拘泥于一隅,更不能将其片面地作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从网友对汉字繁简问题的热议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相关专家学者在深入发掘汉字蕴含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应当重视研究成果转化,让学术研究走向生活,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汉字文化和汉字知识。文化自信首先是语言文字自信。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必将一直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助推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扬。(作者雷黎明,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简化字亦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
中国国家博物馆5月31日发布的《儿童历史百科绘本》收录《汉字,一笔一画写文明》分册。新华社发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庆市丰都县5月23日组织中小学生开展书法比赛。熊波摄/光明图片
汉字的“繁简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质疑汉字简化之后“親不见、愛无心、産不生、厰空空”,割裂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简体字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只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其法定地位。经过历史沉淀、专家整理的简化字,不但符合汉字构形规律,提升了文字沟通效率,而且也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
简体字是古代文字的组成部分
虽然简化字是在简体字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但简体字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更不是专家在屋子中面壁冥想创造出来的,简体字在历代手写文献中均有出现,是古代文字的组成部分。比如,“马”的简体形式在东晋王羲之的草书作品中就有出现。有网友质疑博物馆展品为赝品的所谓“证据”之一,即简体字“乱”更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作为“亂”的俗字而存在。《颜氏家训·书证》已有“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的记载,颜真卿所书《颜氏干禄字书》中也标明“乱”是“亂”的俗字。在欧阳询、米芾等书法大家的碑帖中,简体的“乱”也时常见到。
简体字与繁体字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两者并非依次出现,简体字也不都是繁体字的机械简化。简体字出现的时间非常早,部分简体字甚至远早于繁体字。例如“虫”一般被认为是“蟲”的简体字,但实际上“虫”作为古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比“蟲”出现的要早得多。
简体字在古代主要是俗字,通常用于非正式场合的个人信件书写和非正式作品的抄写等。简体字与常用于印刷和正式场合的正体字形成互补关系。《颜氏干禄字书》通常将俗字与正字并写,并指出正俗,同时还专门指出俗字、通字和正字的使用范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介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简体字在古代的使用频率已经很高,王力先生就指出,“简体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字就不少……宋元以来简体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今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大都是历代相传下来的简体字,它们的出现时间早且在许多文献中都有使用,是我国古代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化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社会上有部分人认为,由于推行简化字,许多人读不了古书,从而阻断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形成“繁体字文化”和“简体字文化”两个断裂的阶段。其实,字形的演变并不会阻隔中华文化的传承。记录中国文化的不只有以楷书为主的印刷作品,也包括手写、手抄等竹牍简帛,还包括镌刻文字的甲骨和青铜器。汉字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正式字体,还有常用的草书、行书等辅助性字体。虽然这些字体出现的时代不同,使用的场景也有差异,但这些文字都以自身的形体特点与形式,记录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字体系。
文字形体伴随历史进程而逐渐改变,特别是由篆书向隶书的演变,使汉字基本摆脱了古文字象形的特点,在文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汉字形体的改变并没有隔断中华文明,同理,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形体转变也不会隔断中华文明。
汉字由繁到简的转变符合汉字的演变规律,是汉字自然发展变化的结果,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容易实现“用简识繁”,许多简体字在古代就已经被官方接受并认定为正体。比如,“礼”通常被认为是“禮”的简体形式,但早在唐朝“礼”就已经被认为是正字。
简化字对繁体字的改造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形体构造符合汉字的“六书”理论,经常使用的方法有:保留轮廓和特征,如:飞(飛)、齿(齒);草书楷化,如:长(長)为(為);换用简单符号,如:鸡(鷄)、汉(漢)等。这些简化字符合汉字的构字特点,并通过类推构造了大量的简化字。简化字很容易与原有的繁体字对照起来,经过简单训练阅读经典文献并不困难。此外,当下电脑的普及和科技手段的加持,繁简之间的转化能够瞬间完成,繁体字转化为简化字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高,不使用繁体字也能阅读古籍。古典文献学专家张箭介绍,简体字版的古籍比繁体字版古籍要印得清晰,也便宜得多,更利于购买和收藏,对古籍整理也非常有利。因此,简化字是汉字自然发展的结果,具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简化字能创造更丰富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不仅包括古代文化,也包括当下创造的各种先进文化。简化字提高了识字的效率,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提升社会文化程度,为创造更丰富的文化打好基础。难认、难写是汉字公认的痼疾,鲁迅说,“不费他十来年功夫,就很难跨过。”钱玄同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因此,很多仁人志士力主简化汉字。
古代读书人多是统治阶层,数量较少,他们穷经皓首只为通过读书博取功名,识字、写字、考证字是其重要任务之一。近现代以来,科学发展使教育增加了更多传统语文学之外的内容,文字的交际属性被突显。简化字的笔画数和字数都大大减少,使学习者能用最经济的手段最快地跨越文字障碍,提高交际效率,为其他知识的学习留下更多时间。知识分子的增加和知识的多样化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出更多优秀文化。现代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由简化字书写,这些优秀作品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简化字也可以创作出高艺术水准的书法作品。临摹古代书法作品,揣摩古意是书法学习的重要路径,因此繁体字在书法界广泛使用,但有人认为书法只能使用繁体字就有失偏颇。中国对书法的认可固然有形态美的追求,但更多是“意象”之美的崇尚,《兰亭序》的逍遥自然,《祭侄文稿》的悲愤痛楚,《寒食帖》的沉郁苍凉才是它们更大的魅力。如上所述,简体字在古代碑帖中也大量存在,临帖揣摩也能探寻古意,进而创作出经典作品。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和欧阳中石先生的许多经典作品都使用了简化字。特别是启功先生,他的书法作品多以简化字为主,常采用行草方式书写,增加了飘逸灵动、自然清新的感觉。
汉字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脊梁”,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通用的规范汉字大多为简化字,它们在促进文化教育、加速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创造了丰富文化。但是,尚有部分人对简化字理解不够,认为后起的简化字隔断了中国文化。其实,简化字符合文字形体的变化规律,不会隔断中华文化的传承;源于古代简体字的简化字本身就是古代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作者司罗红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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