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拉怎么分享软件，你需要知道这些交友软件=约炮？传播学者陈力深：要打破刻板印象

一位传播学家进行的约会软件研究为我们了解性权力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起约会软件，或许有许多人会讪笑起来：一直以来，约会软件的“约炮”功能都声名在外，对一些人来讲，使用交友软件，不是一件可以坦率讲出来的事情。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力深看来，提到约会软件时的讪笑，正是一种社会禁忌的表现。即使到了2021年，社会对交友软件的讨论愈发多样，接受度也越来越高，陈力深依然发现，在自己的课堂上，学生听到交友软件时还是会“笑一笑”。在他看来，这说明交友软件还没有摆脱污名化，而社会放下对交友软件的偏见，不要让“约炮”的标签绑架了大众的认知，才是从约会软件出发，助力性别平权的第一步。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上，陈力深的个人页面。

陈力深从2011年就开始使用约会软件。当时他结束了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硕士学习，回到家乡香港，从事广告行业。后来他决定申请博士继续深造，在构思博士课题时，他发现传播学界对约会软件的研究是个空白。作为一名“没有那么实证主义，注重生活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他很快选择以此为自己的博士课题。

2013年,他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最初研究的是男同性恋交友软件。在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他决定走出自己也身在其中的同志社群，转而研究异性恋交友软件。他将目光投向了广州，希望了解国内的年轻男女们，如何使用、怎样看待约会软件。

2016年和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进行了田野调查，与三十几位约会软件的用户进行深度访谈，以此为基础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2018年，他获得南加州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次年，他受聘于本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助理教授。

在博士后研究期间，陈力深再次回到广州，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同性交友软件的用户，又采访了三十几位使用者。他将在广州前后共八个月的研究写成了专著The Politics of Dating Apps: Gender, Sexuality, and Emergent Publics in Urban China（《约会软件政治学：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性与新兴公众》），今年3月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陈力深的新书（《约会软件政治学：中国城市里的性别、性与新兴公众》）书封。

陈力深说，他想打破社会对交友软件“只是用来约炮”的刻板印象，书中的“政治”，也是讲男性和女性，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这些不同社群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政治运作、选举等。他想探讨的是，在交友、“约炮”之外，对交友软件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探讨的空间？

陈力深在研究中发现，直男、直女、男同志和女同志，在使用交友软件时有截然不同的体验，其背后则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关系。他提出，在细微的层面上，交友软件可以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赋权”，例如为女性提供探索自己身体的机会，以及为同志群体带来平权的期待，但在根本上，这些软件无助于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性少数权益这些结构性问题。

2021年初，水瓶纪元采访了陈力深，以下为访谈节录：

交友软件为女性赋权，为同性恋者提供平权想象

水瓶纪元：你的研究主要的发现是什么？

陈力深：可以分为四类人去讲。我对每一批人问的问题基本都是一样的，从而去留意每一类人在回答时所注重的部分。

例如异性恋女性，她们讲了很多交友程序怎么为她们赋权的故事。特别是在广州，虽然是大城市，但大龄单身女士还是会被“剩女”的概念困扰。她们觉得这些软件有机会让她们离开单身行列。

这些人也很明白，在交友软件上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欺凌。比如，没有一个受访者在app上没有被男性性骚扰过。女性会跟我讲一些机遇，但同时受到什么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原来单单在手机上下载app，无论你有没有使用，作为一个女性，已经会被人指指点点了。男性完全不会受到这样的污名化。

异性恋男性很注重怎样表达自己的男性气质。但中国和外国男人的方法是有分别的。外国的那些通常会放一些运动照、肌肉照，在广州有时我也会看下异性恋男性的的个人介绍，我发现他们很少会放一些肌肉照，反而有三种很明显的图片。第一是扮可爱，尤其是20岁出头那些，有一些韩风，还会轻微美颜。第二个就是喜欢放宠物的照片。第三个是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富。

男同志则在约会软件的使用上投射了情感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一个用具，而是一个符号。例如他们用app的时候，会觉得，今时今日（指2018年调查时）在中国，我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地结交同性伴侣。这对他们有很大鼓舞，让他们觉得，将来中国在同性平权上都会有进步。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后话了，比如上海骄傲节被取消。2018年的时候，性别平权相关的活动还没有现在这样死寂。与之对比的是，美国男同志用交友软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性别平权的象征，就只是觉得这很方便，可以约炮、找男朋友。

至于女同志，有趣的一点是，她们软件的设计是不同的。像LESDO、热拉这些，她们很注重社区的模式。一打开软件，首先见到的就是社区的帖子，而男同志或者异性恋那些，一打开就是一格格不同的人。我有一个访谈对象，本身是社工，她在上面免费帮人做心理咨询，在我所有的受访者里是独一无二的。她很肯为这个社群付出。

2018年上海骄傲节。图片：法新社

水瓶纪元：为什么女同性恋的交友软件会更注重社群建构？

陈力深：关于这个我没有做二次研究。但已经有研究者采访了热拉的创办人，得知创办人本身对社群的想象很强烈。这个创办人在采访中不断讲，自己身边有很多女同性恋的朋友，这些女同志很优秀，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又觉得男同志会更注重性，而女同志更喜欢聊天。所以他在做热拉时就希望设计一个软件让大家可以多聊天，就更注重做成社区的形式。

如果从批判的角度看，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对女同志有这样的想象呢？为什么觉得女同志不倾向约炮呢？他是怎么得来这样的想法呢？是他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得到的，还是他被“女性在性上是保守的”这一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和这种对男女的双重标准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是有的。

设计者会带自己的概念进入产品。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剃须刀。很早以前男女是一起用的，没有分别。直到有一天，设计者觉得，男人对科技更有兴趣，就可以设计专门针对男性的剃须刀。所以现在男性的剃须刀设计是很“透明”的，刀片一般是裸露的，你可以很轻易看到内部结构，也可以很轻易拆下来清洗。女性的刮毛刀，现在的设计是很流线型的。男性的剃须刀是清洁用品，女性的刮毛刀变成了护肤用品。所以设计者会不自然地把自己的偏见带入产品里面，无法抽离出自己在社会建构中已经吸收的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不过，不同的约会软件，他们在功能上都是相似的，是要让你认识陌生人。软件的设计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用户，而是出现的时机会有影响。年轻人可能会在新软件出现之后转移去新软件。越早出现的软件，用户可能会越复杂，而不是软件设计有根本的区别。

比如，我在2018年听许多男同志受访者说，Aloha上面的人素质比较高，好过Blued，比如用户更年轻，而Blued会有一些40、50岁较年长的男同志使用。另外就是Aloha上面的人“颜值”更高。2016年我在和异性恋受访者聊天时知道的情况是，陌陌刚出现不久就被人批评是约炮软件，所以当时他们觉得探探好过陌陌。后来一两年，我和这些受访者保持联系，他们开始觉得探探也变得越来越偏向约炮了。

2016年到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做田野调查时，陌陌和探探是异性恋访谈对象最常使用的交友软件。图片：视觉中国

水瓶纪元：网上有一种讲法，所有的社交软件，不管是不是约会软件，其最终目的都是“约炮”。

陈力深：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不如说所有的沟通最终目的都是性。要约炮的人不需要用交友软件，用什么都可以。

交友软件和约炮画上等号，一个原因是外界的报道更多是在这一层面上。在我的研究里，包括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很多人在这些交友软件上并不见面，纯粹聊天。

我在研究陌陌的时候，有几个访谈对象本身在广西生活，去了广州打工，陌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友平台。他们不能在微信上吐槽，不想被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广州这么辛苦，唯有在陌陌上讲。因为陌陌是按照地区划分的，他们可以在陌陌上讲很多广州生活的艰辛，并获得共鸣。所以说，“约炮软件”可以不是用来约炮，要看用户在这个环境里想得到一些什么。

水瓶纪元：关于对交友软件多样化的使用情境，你在访谈过程中还遇到过哪些比较有趣的故事？

陈力深：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直女——这里可能也有一些偏见，因为和男性做访问可能半小时就做完了，他们讲一两句就完了，而女生会讲很多故事。

有一个是来广州读硕士的，她说她从小在性教育上是缺失的，不懂什么叫恋爱，什么叫性。在广州，她想学好英文，将来去国外读博士。她在探探上主要和外国男人聊天，认识了一个欧洲男人。这个人和她说，你对这个世界完全都不认识。她听到之后觉得自己很像一只井底蛙，于是开始看很多外国新闻。这个交友软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她对世界的好奇心。

还有一位受访者，我每次回广州的时候都会和她见面聊天。2018年的时候，她跟我说，她可能是双性恋。我就想，2016年的时候你还是直的呢，因为我回美国之后她还跟说，美国的男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会不会更绅士？不如介绍些美国男人给我？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她很直。那天她在吃雪糕的时候跟我说她是双，我很惊讶。我就跟她介绍说，如果你想试下认识女同志，可以用女同的交友软件。2020年初的时候，我写书到了结论的部分，我就想问她的近况。她说还是觉得自己是直的。我就觉得，如果没有交友程序，她也不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双性恋，原来交友程序可以让人探索自己的性取向。

我整天讲，交友软件不只是约炮，这两个案例就很典型。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探索，是超越约炮的。

广州街头。图片：视觉中国

在约会软件上，直男依然处于权力关系的优胜地位

水瓶纪元：这其中会否有一些隐藏的权力关系？比如不同性别、性取向的人，在约会软件上其实并不对等。

陈力深：如果去对比直男和直女的话，交友软件的确让女性在性上寻找新的挑战，或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但女性始终避不开刻板印象。用交友软件的时候人们说你是荡妇，不用的时候人们说你是剩女。在个体的层面上，交友软件确实有为女性赋权的作用，但放在整个社会上，作用微不足道。交友程序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因为科技无法解决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对男女的刻板印象，以及权力关系上的不平等。

我在采访直男的时候，他们会说，在探探、陌陌上，很多女人是“妓女”、酒托和销售。他们就说，这些女士不应该用交友程序做这些“商业行为”。我的看法是，广州有很多打工人，男女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轻易找到工作，女人未必，她们在人力市场上已经比男人的机会低了一截，所以一些人为了生计可能去做性工作，或者要去做酒托，然后男人再说这些人不道德。我在书里是很批判这件事的，我说男人去批评这些女性，是第二次利用自己的性别红利。第一个红利就是在人力市场上，第二个是在约会软件上。

之前讲过，同志交友软件给了同志们社群的资源，带给他们远景和期盼。但如果我们检视这些软件，还是会发现问题。比如女同的软件是要求讲自己的性别身份的，像T、P、H，这些不就是将女同志的关系嵌入异性恋的想象中吗？一段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更女性化的角色和一个更男性化的角色吗？而热拉有拍一个网剧，叫《热拉帮》。这是一个时尚的故事，背景在上海。问题是，里面的女同志有两个很男性化的角色，去争取一个女性化角色的欢心。这也是将同性关系放入异性恋的模式中。

我想在书里呈现出这种张力。交友软件在带给用户期待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压力。

水瓶纪元：你刚刚提到约会软件对女性的赋权，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

陈力深：赋权（empowerment）这个词本身在不同的学科上有不同定义。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上讲，是女性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在经济上获取更多机会、更多资源。而我们在这里讲的赋权，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一个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大胆去选择一个男人？一个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去约炮呢？一个女性是否可以在使用交友软件时了解更多自己对恋爱的看法？或者是否可以将爱情和性分开？

我们华人社会本身性教育就不够，很多家庭没有很多机会给女生空间去进行这样的反思。交友程序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这不是经济上的赋权，但在理解自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但交友程序本质是一种科技产品。我前面所讲的男女，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科技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政府政策、教育改善、媒介素养的训练来解决，科技只是其中一种元素。

我在书中强调了一点，交友软件确实可以让女性和同志群体去发现自己，但我们要记得，中国社会现在的社会脉络，对女性依然不够保护，对同志权益依然不够重视，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

水瓶纪元：交友软件对用户还有没有其他潜在的危机？

陈力深：所有人都有。但不同群体遇到的最大困扰是不同的。

直女和男同志是很相似的，就是被性骚扰。这两个群体几乎每个受访者都告诉我他们被性骚扰过。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交友软件上性骚扰的成本太低了，发一张照片给你，你也不知道是谁。虽然你可以投诉，但对方再开一个新的账户就行了。

直男本身在性别权力关系上是优胜一方，不会担心被性骚扰。他们遇到最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被人骗。他们觉得很麻烦，要在聊天时慢慢去猜对方是什么人。所以有男人跟我说自己已经有经验，先看这个女生的账户是什么时候开的，如果少于三个月，他就会感到危机。

女同志最大的忧虑就是，她们会在这些社群的讨论里见到很多勾心斗角。一个受访者说看过一个直播，里面的人就公开谁偷走了我的女朋友。本身软件设计是希望建立社群的，所有会有很多直播和讨论区，这些途径同一时间也可以做一些破坏社群的动作。

每一类人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也是因为在社会建构上的位置是不同的，所以我会决定分开去写。

我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审评人觉得，我这样划分，是不是在制造性别和性取向的二元对立呢？我自己在书里说，我是一个酷儿理论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这是不是矛盾的？我承认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现实中的确还有这种分野，并导致了约会软件上不同的使用经验。我不可以抹杀这些生活上的分别。我觉得这样将每个群体抽出来讲他们的机遇和挑战，好处是多于限制的。

“只在一个交友平台上发声，没办法解决结构性问题”

水瓶纪元：你做交友软件研究的这些年，社会大众以及传播学界对交友软件的关注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力深：我觉得是大家讲得更多了。现在媒体也会讲交友软件的多样化，很多用户不会羞于承认自己使用交友软件。但有时学生讲交友程序时，还是会笑一笑。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讲一些“禁忌”。当大家还在对这件事笑一笑的时候，这仍然不是一件被主流社会正视的事情。

相比我2013年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学界现在多了很多论文。每个月我都会至少收到两篇需要评议的论文。交友程序一开始的研究，尤其是同志交友，最开始都是用公共卫生角度看的，是讲HIV和性病的预防以及安全套使用。中期才开始讲人际关系沟通，比如人们在上面怎么展现自己的不同，在上面聊天的范式有什么不同。后期就开始讲交友软件背后的政治，在社会上的意义，对权力关系的彰显，比如平权、赋权、性少数的社群营造、怎么对抗异性恋霸权。今天我大部分看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些内容。

短期来看，我想不到会有什么新的突破，除非你去一个和欧美、中国都很不同的地方。最近我看过一篇在菲律宾做田野调查的文章，讲菲律宾女性怎么用交友程序。很特别的是，它讲到Tinder对菲律宾女性来说是直接走向国际的桥梁，因为她们觉得可以直接跳过菲律宾男性，直接认识白人，这其中有一些对白人的迷恋。

从我个人来说，2019年我回到香港，要备课，准备新生活，没有什么时间。2020年才重新开始做研究，上半年在香港做了一个交友软件与政治立场相关的研究。我不断在想的问题是，在交友之外，交友程序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我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现象可以在小事上反映出来。

香港街头。图片：法新社

水瓶纪元：我自己的观察是，在内地，也会有很多人在个人介绍上写明自己对特定议题的立场，比如对性别议题的看法，对一些特定社会事件的看法。几年前在你做研究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吗？

陈力深：有的。而且其实美国也有这种情况。现在美国很多人会在Tinder上写BlackLivesMatter（黑命攸关）。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潮流。这其实是件好事。我觉得即使你不同意，但你写了出来，一些本身同意但不够胆讲的人，会因为你写了出来，就敢讲了。整体来讲是有部分作用的。我最近常讲，BlackLivesMatter变成了一个New Sexy。

在内地，可能用户会事先写明对性别平权议题的看法，也可能是很小的事，比如“我一定不会做家庭主妇”。这些是很进步的。但回到之前的问题，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的问题，科技只是拼图的一块。一个社会整体的改善，要靠政府政策、教育和媒介，缺一不可。只在一个交友平台上发声，没办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

“我是不是一个共犯呢？这是研究者一定要反思的”

水瓶纪元：你当时在广州做了田野调查，访谈对象是怎么找到的？

陈力深：我在做广州这个研究之前，在美国也是做交友软件研究的。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找男女同志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决定先找直女的访谈对象，这个群体我可能最不熟悉。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她刚好2016年的时候在广州有个公开讲座，讲女性性自主。我就问她可否在这个讲座上宣传我的研究，她说可以。之后我自己也有下载陌陌和探探。这些都是要大学的伦理委员会去批准的，也就是说用这些软件的目的只是做研究，不能让其他人误会我是在上面做其他事情。我先是通过这两个方法找直女访谈者，之后她们也有帮我找她们的朋友。当时交友程序不是很普遍，很难在软件之外的地方找到受访对象。而现在可能在网上问一下，就会有很多人回应。

直男我就不能在交友程序上找，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男的。所以这些访谈对象主要是之前那些直女帮我介绍的。男同志和女同志我是通过广州的两个同志团体找的。

我自己其实也很介意用交友程序找受访者。我自己是同志，如果我在男同志的社交软件上出现，虽然我是一个学者，说我在做研究，但很容易被人误会我有一些其他的企图。我在美国接受的训练是说，包括我现在教学生也是，你要想一想自己的身份，包括性别地位、种族的身份，在某个场所找受访者，这件事是否有危险？不是说身体上受伤害的危险，而是会不会有一些你没想过的意外出现，而导致事后人们会质疑你研究的公信力？

所以直女我可以自己用交友软件找，因为可以直接说，各位，我对你们没兴趣。其他人就很难这样找。

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使用探探寻找访谈对象时所使用的个人介绍。图片：受访者提供

水瓶纪元：这其实也是做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时，研究者需要反思的positionality（位置性）的问题。你在做这项研究时，怎么看待自己的特质、地位会给研究带来的影响？

陈力深：我会想，对女性的访问，我是一个男人。对男性的访问，我是一个同伴。其中对男同志的访问，他可能会觉得我不只是想访问，而是想有后续的。而对女同志的访问，她会觉得我是平权上的伙伴，对我在私人生活上完全不会有想象。

这些我在做研究时是很注意的。我会想为什么男人会和我说这些呢？其中有两个人跟我说，他们很喜欢骗女人，英文叫Pick-up Artist，也就是PUA。他们一个礼拜约三四个人出来，发生完关系就不理她们了。他们会自吹自擂地和我分享，觉得这是一项技能。如果我是一个女人，他们不会跟我说这些的。访谈的时候，我不能在听到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立马生气，只能继续听，希望他们继续讲下去。这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共犯呢？我好像鼓励了他们做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反对，我只是很沉默地坐在他面前。这是研究者一定要反思的。就是自己在访谈时，为了让对方讲自己平时不会和其他人讲的事情，会不会同时鼓励了他们去做和我本身立场相违背的事？

而女性那边，如果在合适的情境下，我会向直女透露我的性取向，让她知道，这个访谈是纯粹学术的，而不是希望通过访问有一些其他的期待。因为有人在陌陌上回复我，哇你用这个方法约炮，很新奇呀。

我自己也要留意，我用男性的身份去访问女性，不是问她们对经济、对时装的看法，而是关于性、爱情、交友程序的看法。这在一个男女对话的环境下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会尽力让自己更专业，比如我会带之前发表的文章，访谈前给对方看。我也会选择一些既开放又可以有两个人对话空间的咖啡厅进行访谈。

水瓶纪元：会不会担心这样找受访者会有一些bias（偏见）？比如你在性自主讲座上找到的人，可能都会偏向类似的价值观，她们找到的朋友，可能也都是相似的。

陈力深：做质性研究，比如为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一个受访者肯接受一个小时的访谈，一定是有一些性格的。一些不喜欢讲话，想避开这些话题的，本身也不会参与这种学术研究。所以做访问，我想我们要理解，这个方法本身是有限制的，因为有些人我们是找不到的。我知道会有bias，比如她们更喜欢表达，如果是同志的话会对平权的关注更强。我要接受这些研究的限制。但我的研究也正正是想知道，一批用交友程序的人，交友程序怎样影响他们的权益？如果这些人本身对权益很有概念，他们正适合做我的访谈对象。所以这个bias是相对正面的。

水瓶纪元：你觉得在2021年，大家对约会软件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

陈力深：我觉得要乐观而谨慎。我不能讲交友程序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上面会有性骚扰，可能会有隐私的泄露。我想说的乐观是，希望大家不要觉得交友软件只是约炮的，我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我会怀疑学术研究和大众的沟通依然有距离。即使我们发现用户的心态很多，有想约炮的，有想找长期伴侣的，也有些是纯粹在等地铁时看下帅哥美女的。但这些结果还没有和大众产生太多交流。而且更深层面上，我们之前聊到背后的性别议题，又有多少大众会知道我们研究者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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