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翻译 知行翻译：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跨文化视角下的异化/归化翻译

一.导言:提出问题

近年来，许多关于归化和异化的文章在中国的外语期刊上发表。这些文章试图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应用到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有些文章是从战略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总结直译和意译，而另一些文章则运用关联理论寻找归化和异化的最佳连接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然而，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中仍然存在一些误解，其中最明显的是将归化和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和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同于语言策略和翻译技巧，从而将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带回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中，这阻碍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2002年第五期《汉译英》中有王东风、葛等的文章。，探讨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和存在的问题，这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二、关于“直译”和“意译”

知行翻译:直译和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来源，很多学者经常一起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对抗》一文中对二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由来已久。”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把它们归为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以看作是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面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语言层面的讨论向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的延续和提升。也就是说，直译与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与形式的得与失，而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靶心是意义与形式的旋涡中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的得与失。”(王东风，2002: 24-25)作者基本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和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了自己的看法。

当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经常使用英语单词直译和意译。这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即如何在不扭曲其意义的情况下保持原形式；另一方面，自由翻译认为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应采用自由翻译。也有人提出形合意合与直译意译对称。在中国翻译史上，有赞成直译和意译的人。在早期的佛教翻译中，唐代玄奘的“求真”、“脱俗”、近代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不滑”、赵的“宁不信”，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原则的。

我们不反对一起讨论直译/意译/异化翻译，但要注意它们的异同。在过去，归化/异化翻译和直译/意译之间的相似之处被讨论得更多，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它们不是排斥的，而是互补的。在同一个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是可能的。风格也很重要。有些风格会有更多的意译，有些风格可能会有更多的直译。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翻译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的外国小说直译引起了许多批评，被认为是直译的代表。有些学者谈到鲁迅，肯定会提到他“信而不做好”的翻译思想，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直译的真谛，就是他在《街亭小品文第二集》“题未定”中所说的:“每一次翻译都要兼顾两面，一是使之通俗易懂，二是保持原作风格。”可见鲁迅并不想听话，只是在不能兼得的时候，他宁愿赢得信任，放弃顺从。鲁迅的“硬译”绝不是死记硬背的翻译，也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相反，它在引进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试图引入新的表达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和词汇。“通俗易懂”和“优美”，才是鲁迅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是怎么看待直译的呢？1925年，周作人在他的《陀螺序言》中提到:“我仍然相信直译，因为我认为没有更好的方法。但直译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要表达意思，要保留原文的风格，要尽中国人的能力表达原文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要相信，要达到。”死译和胡译是什么样的翻译？周作人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比如英语中的“仰卧”如果翻译成“仰卧”就是死译法；如果翻译成“趴着”，那就是胡的译本，而它的直译应该是“趴着”。当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偶然看到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是新的很少。

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是美国学者l .韦努蒂在1995年提出的，这个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阅读的一篇论文。施莱尔马赫着重论述了翻译和理解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翻译中有两种情况，一是让读者接近作者，二是让作者接近读者。如果读者贴近作者的语境，就能感受到异国情调。在这里，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这个词。[1]根据以上两种翻译情况，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翻译和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突破了直译和意译的传统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韦努蒂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了施莱尔马赫理论的启发。但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是建立在德国解释学基础上的，而韦努蒂则是在后殖民语境下研究施莱尔马赫的论证，从而达到异化的翻译命题。

为什么韦努蒂偏爱异化翻译？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反思翻译》一书中的一段话。他非常欣赏布兰乔的名言:“翻译是一场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是涉及差异，但也隐藏差异，同时偶尔揭示差异，甚至频繁凸显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种差异的活的体现。”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有两个原因。第一，翻译的讨论长期被遮蔽，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被边缘化。差异不是活着，而是在融化的过程中。其次，战后英国和英国的价值标准形成了全球优势，进一步决定了英美民族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与英美文化意识形态一致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归化翻译总是根据目标语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规范来调整目标文本，以迎合接受者的口味。弱势文化不得不听从英美文化的操纵，成为殖民者殖民文化的工具。(见Venuti 1992)

近十年来关于归化和异化的翻译讨论始于1987年《现代外语》发表的论文《归化-翻译回路》。然而，作者可能没有料到异化和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被广泛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术语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在讨论异化翻译时，美国学者韦努蒂描述了归化翻译的策略:观察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开对原文采取保守的同化方法，以使翻译符合当地法规、出版趋势和政治的需要。归化翻译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流利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种翻译中，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翻译所掩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译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被淡化，从而使翻译透明化。从后殖民理论中汲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殖民和征服的阴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因此，韦努蒂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目标读者试图在翻译过程中摆脱强势文化的束缚。异化翻译不应被理解为对应翻译，也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度。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逐字翻译有关，但并不像直译那样极端，因为他们在翻译中并不坚持在原句法序列中保留单个词的意义，而是坚持保留原风味。(见王东风，2002: 26)在异化翻译中，可能会加入新的东西，以突出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反击。

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政治意识形态中两个对立的概念，处于话语权的两个极端，两者之间没有调和或妥协。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但是我们的很多讨论都是把它们当作等价的概念，这可能会导致理论上的误解，实践上的混乱。

Iii .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知行翻译:英汉两种语言中异化和归化的内涵有多广？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归化/异化翻译。虽然它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意译/直译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本质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说相似和相似，就是对这个结果的描述。归化/异化和意译/直译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像两个圆圈，只有一小部分边缘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相似和相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策略。在实践中，可以采用直译、修改翻译和附加翻译。作为一对专属翻译术语，聚焦翻译/本地化翻译只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有所描述。而意译/直译则不是。“一个翻译是归化还是异化，完全取决于文化形式的重构，翻译是在文化形式中产生和出售的；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改变目的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界定。”[2](莫娜·贝克，1998:243)

“目前，在理解‘归化’这个问题时，翻译同行应该区分归化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不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一般是说明性的，后者是描述性的。前者是源中心论，后者是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取向。”(葛，2002: 33)这种区分基本正确。但是，我们也可以区分它们的性质: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在语言层面，它关系到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方法；不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一个文化层面，涉及到翻译的意识形态和翻译策略。在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翻译研究中，有两种异化和归化。第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韦努蒂这个词，第二个是归化/异化，这个词在中国被反复使用。作者把它们与英语同化(适应)和适应联系起来。异化和归化翻译是文化的反映。从翻译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它们对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近年来，后殖民解构主义的异化一词被运用到翻译中，体现在翻译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书面符号为表达方式的文学翻译中。

西方学者用一张图表大致显示了杰罗姆对不同翻译的区分[2]。根据目前关于翻译归化/异化的讨论，作者还想借两张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如果翻译是在语言学的维度上进行的

2.(如果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维度上进行的)

上图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相同的词来表达，但在英语中，归化/异化是在语言层面上表达的，而文化层面上的归化/异化是在归化/异化中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归化/异化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在当前的文化层面上进行直译，就像处理文化这个词一样。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和发展，大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

第四，归化和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对作品中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的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葛在讨论这一对概念的时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抛弃目前归化/异化的语境，按照字面意思来说。[4]归化和异化这两种翻译倾向自翻译以来经常相互对立。上个世纪，围绕鲁迅的“硬译”，出现了异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之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的翻译。都可以被认为是归化翻译。鲁迅的“硬译”及其翻译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反封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基础上的。然而，鲁迅的意图被误解了，“硬译”的主动权最终淹没在归化的喧嚣中。后来傅雷的“形似”说，钱钟书的“化”说，可以说是归化的延伸。由此可见，关于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是归化占上风，尽管大家都同意保留洋味。”(葛，2002: 33)来自中国新一轮的归化/异化讨论。因为在这场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来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然而，作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葛先生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问题。在回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思想的同时，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提升了欧化翻译的地位，即鲁迅倡导的、梁实秋等人批判的“硬翻译”。当时，鲁迅希望翻译能在汉语中传达新的思想，引入新的表达形式，从而为中国文化带来新的血液和活力。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关于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以归化为主。虽然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想接受韦努蒂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诉求和实践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异化/直译的局面，使得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所以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进行更多的评论，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尝试，我们研究的可行性将大大降低；其次，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讨论异化/归化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是多面性的，文章应该通过放入一些例子来写，这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其次，如何将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与翻译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翻译理论的角度，而且要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考虑翻译理论的构建。只有这样，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保持活力。

动词 （verb的缩写）结论

关于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并将继续下去。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异化/归化，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而且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意:

[1]施莱尔马赫的原话是:译者a要么尽可能让作者安息，要么带来

读者给他，或者他可以让读者尽可能地平静，带来

作家对他。(施莱尔马赫，1838:47，译自怀尔斯，1982:33)

“让读者接触原文”相当于要求他

在原文的语境中处理译文；[译者]因此试图

将[读者]运送到它所在的位置，实际上，这个位置对他来说是陌生的。'

(施莱尔马赫，1838:219，译自怀尔斯，1982:33)

[2]由《黑系统》作者补充。

[3]在莫娜·贝克的《翻译研究词典》中，杰罗姆对直译和意译关系的描述如下图所示:

1.(如果意译不是烂译)

2.(如果自由翻译不是翻译)

[4]但是，根茨勒认为，韦努蒂的理论比后现代主义更现代，他的理论

几个世纪以来，翻译中的“忠实”和“意译”之争一直是“转向”的根源。参见Gentzler，

《当代翻译理论》，第二修订版，多语事务有限公司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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