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紫旭的压力|人物素描

文 | 李笑莹

校对 | BOX先生

编辑 | 安西西

与苏紫旭见面时，他正坐在库布里克书店门外看书，戴一副墨镜，红格渐变衬衫、牛仔裤配棕色马丁靴，有点嬉皮有点复古，更像一位江湖上随性孤独的浪子游侠。

苏紫旭点了一根烟，笑得很爽朗。“我不是装，这几天连续喝酒，眼睛真的肿到不能见人不能见光，你们理解一下。”

苏紫旭爱喝酒，而且是喝“大”酒，他一般会从下午四点陆陆续续喝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采访前一天，因为“蜗牛的家”开了新店，他去那里和很多乐手交流切磋，喝大了。再往前一天，一个哥们儿要进减肥集中营减肥，临行前他们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喝了一天一夜。再早几天，苏紫旭在上海有三场演出，与异地好友重聚少不了庆祝，又喝大了。

“你听我嗓子都哑了，就是这几天造的，而且我好像还瘦了，虽然没敢上秤量，但我觉得至少掉了五斤。”苏紫旭挥舞双手，“本来前几天我连吃加锻炼已经到一百二了，这一下子又回去了。”

当天，苏紫旭看的是一本厚厚的《王家卫的影像世界》，繁体。他喜欢王家卫，想通过书籍了解这位世界级电影大师是如何“玩转”电影这么庞大的“调度系统”。在他看来，做电影要比做音乐残酷得多，但王家卫依旧能在这个越来越商业的市场里做出自己的作品。苏紫旭想知道王家卫在工作中的一切，包括他的视觉审美与团队配合等，“究竟是怎样即兴的将一部作品创作出来？”

一

蒙族小伙子苏紫旭从小练武术，从八岁到十四岁他学了六年，每天早、晚各练三小时基本功。直到他生活的乌拉山镇开了第一家礼品店，当礼品店里出现吉他时，他毫不犹豫的就买下了它，从此天天在家里练。

苏紫旭家里没有人搞艺术，父母都是教职工，但家人对他的教育从小就没走过“教条主义”。13岁时，苏紫旭的妈妈主动拿来《白鹿原》给他看，爸爸给他讲《金瓶梅》，他可以随便去图书馆借书，也可以随时去书店买书，没有任何禁锢。

15岁时，苏紫旭决定离开学校不再上学，17岁，他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北京。

刚到北京时，苏紫旭首先去了树村，但那个让他慕名向往的地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然后他住到了霍营，在那里他认识了其他与他一样有着音乐梦想的同伴。后来因为房租问题，他又搬去了沙河，那时的窘迫，苏紫旭笑：“越搬越远，几乎都要搬出北京了。”

那时苏紫旭每月有四场演出，一场二百块，除去房租三百，其他钱都花在了买琴弦上。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就像在山上练功，除了演出和买琴弦几乎不出来，每天就是练琴写歌。他写废了五十首作品，将它们都放进了抽屉。第五十一首作品是《没有你》，他留了下来。等他再出山的时候，人送“快手阿苏”称赞他的琴技。

“燥”过一段时间后，苏紫旭发觉自己的音乐创作来到了一个“黑暗期”，于是他开始写作，写诗，基本不碰音乐了。2013年，日子过得彷徨的他决定离开北京，去一座南方城市生活。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自己性格中极其锋利的一面，也想要变得圆润一些。

离开北京时，苏紫旭已经处于身无分文的境地。一个朋友给他买了机票，他就这么带着一把吉他和一个旅行箱去了南京。在南京他有一位特别好的哥们儿，落地第二天他就在哥们的介绍下去了酒吧演出，每天三场，一晚上能挣六百。在南京挣到的所有钱苏紫旭都拿来给自己做音乐，出了九首小样后他开始发布在网上。2015年，苏紫旭收到第二季《中国好歌曲》节目组的邀请，前去参加节目。

当时节目在江西录制，节目组让苏紫旭先买机票去节目组再报销，但他说自己没钱买票，就不去了吧。幸运的是，当时一位节目组工作人员自掏腰包给他买了机票。决定参加节目后，苏紫旭跟朋友借了一件特别花俏的衬衫和一把音色特别好的吉他，“既然要去，那就走起来吧！”节目录制前，苏紫旭对这个“行业”一点都不了解，他只知道这一点：“我的音乐没问题”。

“音乐人一定要对自己的音乐有自信”。

在节目中获得关注后，苏紫旭选择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土壤”，在Livehouse演出，走巡演。虽然期间有过不少主流唱片公司找他，他都一一回绝了。

“我又不想当明星，我干嘛要签约呢？一直以来我都是走自己选择的路，我认为这是对我生命特有价值的体现，我愿意一步步踏实地走下去体验而不是去选择走一条捷径。”

二

去年，苏紫旭选择接受独立音乐厂牌十三月厂牌的投资，他和卢中强都爱喝酒，气味相投。在糖果演完跨年后，苏紫旭去英国录制唱片。

“四点我约了朋友去他家听我新专辑的最终母带，他家的音响特别棒，你知道母带制作完你要换不同的音响和耳机去听，然后才能确定它在不同设备上有一个相对周全的声音。”

这是苏紫旭第一次去英国，也是一次极为“走运”的历程。因为他在英国去的第一家录音棚、遇到的第一位制作人就是一位天才。但是在英国呆了两个月，两人只将专辑的小样做了出来。

苏紫旭背微微后仰，叹说：“我们需要磨合，我也要听听看他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符合我的要求。”

直到临要离开英国的当天，距飞机起飞前的四个小时，苏紫旭和朋友从伦敦开了近一小时的车再次回到录音棚，他们又一起喝了酒。

分别时，苏紫旭提出："你来中国吧，我回去给你发offer。"对方毫不犹豫的说："Yes，我等着你。"

回国没多久，英国的制作人如约来到中国，他们在S.A.G二楼的录音棚里整整工作了两个月。开工后，他们二人每天早上醒来就骑车去录音棚，灌两杯咖啡后开始工作，一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四个小时。国外制作人的工作方式与国内完全不同，对一首作品的演绎制作人要求“一遍成”，中间没有修改没有剪辑，苏紫旭明白这些要求和改变是必要的，他认可制作人的建议。

这期间苏紫旭还要巡演、乐手因为有事也更换过，当最终成品出来后所有人都说好，只有十三月的老板卢中强说不够完美，还有提升的空间。与制作人商量之后，双方也认同作品的可提升性，于是在制作人回到英国后，他和苏紫旭靠e-mail来来回回又沟通了一个月，直到采访前的两天，苏紫旭才收到专辑的最终版母带。

苏紫旭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心得是“攒”。一首完整的作品需要一个持续性、延绵的思考过程，如果没有工作，他会三天不出门不见人，只有吃饭、看书、看电影、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随时记录下自己的各种想法，然后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将它们无限抻长。但如果要“动荡”，他也要来一个彻底，比如就算是在巡演的路上，他也会随时找朋友录音，偶尔的一段休闲，他依旧能完成一次创作。

三

做音乐玩乐队十二年，今年的苏紫旭终于找到了一个点：“一定要精通心理学和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更要具有一种革命家的精神。”

乐队“The Paramecia”组建于2013年南京，乐手来自世界各地，文化差异加上音乐人特有的情绪变化，苏紫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充当团队里一位心理医生。

苏紫旭27岁，离而立之年尚有三年。他很苦恼，压力一方面来自于作为音乐人，他需要时间创作；作为乐队的核心，他要调度10个人的时间，要准确把握住成员的“变化”，这种变动，既包括结婚生子这样日常生活层面的剧烈变动，也包括面对世俗生活动荡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他得帮些忙；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要学会做一名商人，创作者、音乐人、乐队主唱、厂牌运营者，这些身份间的转换让他有些抓狂。

其实做厂牌的想法苏紫旭从2014年开始就有了，当他从南京再次回到北京以后，因为音乐这个共同的爱好，身边聚集了一大帮朋友，这些朋友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乐队，大家彼此间的听觉、审美、生活几乎完全是交融的。例如擅长即兴说唱的大卫、北京最受欢迎的外国乐队The Harridans等。

苏紫旭笑：“从张自忠路到地安门外，最好的乐手都是我的朋友。”

但他这些朋友乐队的主创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没人替他们办演出发专辑，很多厉害的乐队把鼓楼都快“演烂了”也没人知道，更别提演音乐节了。苏紫旭在自己的演出上总是叫着这些朋友一起玩，但他们还是挣不到钱，没有钱就没办法继续做音乐，他不想看着自己的朋友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收入而放弃对音乐的创作。苏紫旭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这些人的症结在哪儿，他想做点什么。

“八个月前就开始认真看《音乐财经》，每一天你们的所有内容我都看。”苏紫旭对于全球文化的融合与全球青年们的转变他有着切身处地的体会，所以他想要搞明白是谁改变了这个行业的规则、又是谁影响了他的生活？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决定成立一间音乐厂牌，为自己的多重身份再多一份了解。他喝了一口拿铁咖啡，笑了起来，兴奋地谈起他的想法，又嘱咐道，“厂牌名字现阶段要保密”，现在的他，刚刚为自己做“生意人”找到了一点感觉。

“在有了十三月的助燃后，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每天都在看行业信息，我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一个Businessman。”

苏紫旭的音调此刻突然高了些，他又点起一根烟，仰头大声笑着念道：“现在的音乐行业已经被资本的铁锹挖开了Underground的坟墓，我们这群孤魂野鬼就被打出来了，但我们还是被这座城市困着。”

苏紫旭又解释道，资本是中性的，并不坏，“很多事靠时间的，钱有的时候只能助燃，具体怎么做，有什么音乐，会是以后十年的事。现在大家都在摸索，没这个钱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有钱了以后至少你可以开始摸索。”

苏紫旭的脑子每天在不停的运转，他不知自己何时会停下，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冒出来。“好似我有得选似的，”苏紫旭摆手笑道：“我每天都很焦虑，每天对我来说都是天花板，今天不突破就不行！”

（本文图片由苏紫旭本人提供）

本周轮值编辑：宋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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