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事实不容“仲裁”。
对于南海仲裁案,国际上的有识之士都十分清楚,这场披着所谓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既不可能改变“旧格局”,也不可能制造“新现实”。
面临南海风浪,中国定力十足。这一定力,来自于对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信,来自于对国际公平正义的信心,还来自于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积累的足以证明中国人才是南海诸岛主人史实的底气。
二十世纪初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文献学家和史学家们的耙梳、整理,中国汇集了蔚为大观的南海史料,连接成一幅完整的南海历史画卷:
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在南海航行,此后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发现南海诸岛并进行命名,开发南海诸岛及相关水域的资源;
宋代以来,中国政府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纳入中国疆域,实行行政管辖,巡辖南海相关海域,实行海难救助,开展天文测量,管理有关海上活动;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数次重申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多次就开发南海诸岛磷矿和附近海域的海产品拟定计划、招商开采、管理不法行为,并在岛上修建灯塔、气象站等助航设施……
上述史实载入了中国的正史、方志、兵书、官私地图、《更路簿》等中国图籍;英、美、法、日等国文献地图对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主人有明确记载。
历史拼图,为的是还南海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铁证如山。因此,有没有所谓的仲裁,南海,它都在那里。
南海文献漂流记
雷德福与陈诚的这段谈话纪要,在台湾当局对外事务部门一份密级为“极机密”的文档里,是2016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屹带到北京的53册南海文献资料中的一部分。这批文献大多是在内战时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如今首次在大陆发表,为证明南海主权的归属提供了又一新的证据链。
《环球》杂志记者/张月
“本人对西、南沙两群岛最近之情势颇为关切,该两群岛实无甚重要,倘竟因此引起中国与友邦交恶,实不相宜。”1956年,美国第七舰队的雷德福上将来到台湾,与当时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诚进行了一次密谈。
陈诚说:“该两岛主权向属于我国,只要有关各国承认我主权,其他问题可以商办。”
雷德福说:“目前菲律宾有些人对南沙有些要求,越南则对西沙有要求,中国事实上无法将该岛全部占领,在经济上亦无占领之价值,故对此事,必须与菲越两国有一解决办法,倘能分占若干岛,再以各占之岛分别监视其余之岛,即可使全部岛屿无虞。”
陈诚说:“主权问题如先能被承认,至于如何分别防守之方法等问题,均不难解决。”
双方谈不拢,不欢而散。
这段对话发生的背景是:1956年,菲律宾声称在南沙发现了50多个“无主”的岛、礁、沙洲,将其命名为“卡拉延群岛”,并向世界宣布该群岛为菲律宾所有。同一年,在西沙,南越西贡政权侵占了中国的珊瑚岛等岛屿。
雷德福与陈诚这段谈话纪要,在台湾当局对外事务部门一份密级被列为“极机密”的文档里,是2016年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唐屹带来北京的53册南海文献资料中的一部分。
这批文献大多是在内战时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如今首次在大陆发表,为证明南海主权的归属提供了又一新的证据链。
“他们向中国索要岛屿,恰恰证明了他们明白这些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唐屹说。
“官方文书才具有更大说服力”
台湾政治学大学教授唐屹
6月30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举行南海问题研究最新成果报告会。75岁的唐屹站着做完了主题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多年搜集整理的大量民国政府档案文献,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南海诸岛的史实。
“在国际法上,只有官方文书才具有更大说服力。”中国社科院边疆所教授李国强说,“唐屹提供的53册文献,大部分都是官方文书和政府文件,更多地体现了管辖行为。”
他强调,管辖行为在国际法上是很有力的证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领有南海的证据链条。“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行为可以归纳为官方命名、航路开辟、渔业活动、海师巡视等诸多方面。这些管辖行为显示出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控制、利用,以及对南海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持续维护和重视。”
这些行为体现在唐屹带来的文献中。唐屹在报告中就提到,1907年和1909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两次巡视西沙诸岛,探明岛屿数十座,逐一命名,鸣炮升旗,勒石为碑,书“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宣告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
1933年,发生“法国占领南海九小岛”事件。李准当时接受报纸采访,展示了自己几次视察南海岛屿的报告书,重申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些资料都被收入在台的档案资料里。“李准立碑,符合国际法上对于无主土地、无主岛屿的先占原则。”唐屹说。
1934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中国南海诸岛屿中英文对照表》。次年,“行政秘书长”甘乃光主持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把南海水域用一个水滴的实线圈了起来。“我把这些地图的原件都影印了。”唐屹特别提到,“当时画线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没有表示异议。”
1946年,国民政府从战败的日本手上接收西沙、南沙群岛,在太平、南威、西月等岛屿上建立石碑以宣示主权;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立与公布案”,并公布新定南海诸岛名称;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行政域图”并附《南海诸岛位置图》,标绘了南海断续线。
“这些史料原原本本保持了历史原貌;涵盖了近代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间跨度,而且涉及这个时间中有关南海方方面面的事项,堪称近代以来有关南海事务最为周详的文献集。”李国强说,“我国有关南海主权的排他性历史证据,足以说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只有中国在南海行使了完整的主权职能。”
他明确指出,与中国相比,周边国家不具备开拓、开发、经营、治理南海的完整历史进程,因而也不具备构成南海主权的基本要件。
“他们都明白,这些岛屿属于中国”
在官方公布的主权声明外,唐屹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花边”材料,也佐证了南海岛屿的归属权,例如菲律宾总统曾亲口承认南海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菲律宾有舆论主张趁火打劫,怂恿菲律宾政府出兵占领南海上的几个岛。当年5月17日,时任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公开对多国记者说,“南沙群岛虽影响菲律宾的安全,但主权属于中国,菲律宾不便采取行动。”菲律宾的媒体和国际通讯社对此都进行了报道,台湾地区驻菲律宾的代表机构,也将此事电告给时任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负责人周书楷。
“我们可以看当时的电报原文,菲律宾的总统自己都承认了南海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他们本站没有主权,那今天的菲律宾又有什么资格来主张南海他们有主权呢?”唐屹说。
除了菲律宾,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于南海诸岛的归属权也是心知肚明的。
1960年底,美国海军顾问艾文士少校向台湾地区“海军总部”申请次年1月初前往南海的北子礁、景宏岛以及南威岛等许多岛屿测量经纬度、地质、水文等资料,并要在每一个岛屿停留15天,除了申请同意之外,还希望“海军总部”通知南沙太平岛上的守军知道。
之后,美国人在这几个岛屿进行测量工程,期间发生飞机事故等,也向台湾方面申请,报台湾方面核准。这些公文往来都在台湾当局对外事务部门存档。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气象组织等,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之前,都是向台湾方面提出申请,请求提供南海诸岛气象资料,为经过该领域的国际民航飞机服务。
“正是因为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所以美国的海军才要来跟我们申请。如果不是我们管辖的、拥有主权的岛屿,这些组织为什么要向我们要这些资料呢?”唐屹说,“说明他们都明白:这些岛屿属于中国。”
“这是岛,不是礁”
1988年,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在南沙群岛永暑礁建成了一个永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
报告中,唐屹专门提到了一份档案:1946年,中国在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时,在一些岛上发现了淡水,还有日本人留下的军犬、牛、猪等动物。“有淡水,人和动物可以不靠外界补给而生存下来。这就是岛屿,不是礁。”他说。
唐屹强调的岛礁区别,是近年来南海交锋一个焦点。在国际法意义上,一块露出海面的陆地,被定义为“岛屿”还是“岩礁”,其法律地位和意义是不同的。如果是岛屿,则可延伸出200海里的海洋管辖权;如果是岩礁,则只拥有12海里的领海权。
审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7月12日公布所谓最终裁决。479页的裁决书全面倒向菲律宾前政府炮制的所谓仲裁诉求,得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等荒谬结论。中方表示,这一裁决无效且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同时,该裁决将台湾地区管辖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降岛为礁”。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界定岛屿有三个具体标准:一是岛屿或岩礁有没有淡水供应;二是有没有生长食物的可能;三是附近有没有建造房子的材料。如果三个要求都满足,该陆地即可被看成是能繁衍后代的岛屿,不论大小都可拥有海洋管辖权;如果不符合这三个条件,则被认为是岩礁,只能拥有领海权。
针对仲裁案结果,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包括他在内共150多位官员、海内外学者专家与多家媒体,都访问过太平岛,亲眼见证这个淡水充裕、农产丰富、生活机能完整的岛屿,完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必须“维持人类生存与自身经济生存”的要件。
“赶紧做”
南沙太平岛
文献记载历史,而唐屹的陈年文献辗转来京的故事,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1948年12月21日,冬夜,国民党海军中鼎轮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装满几千箱文物档案之后起航,拉开了国民政府文物迁台的序幕。
资料显示,从当天中鼎轮起航算起,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南京条约》和《尼布楚条约》的原件都在此列。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档案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之后在两岸隔绝的漫长时间里,迁台的大批档案和文书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尘封密卷。
“像一些地图、界图需要很专业的人来维护,结果放在塑胶信封套里,久了都会被虫子咬。”唐屹说,“许多别的文档也一样,要么被虫蛀了,被水淹渍了,甚至有的被卖掉了,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
李国强认识的台湾学者曾受托帮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整理文档,提到档案管理的现状时说,档案大量存放,一麻袋一麻袋的,落满了灰尘,没有专业人员整理文档。
后来,唐屹和大陆有了很多学术交流,得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和邻国的一些边界谈判中需要相关的历史档案材料。“我就想,要把这些档案资料编辑成册,一方面可以为历史留下真实记录,一方面也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们留下将来的生存空间。”
上世纪90年代初,唐屹写信给当时的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负责人钱复,内容为:何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固有疆域”?“他回信,拨给我30万台币叫我去研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怕我惹事,用钱堵我的嘴巴。”
唐屹不想放弃,于是带着学生来到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的档案库,“里面宝贝好多”。
几年之后,机会来了。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地政司方域科”的科长找到唐屹,托他整理“中华民国的界图和界约”。“《尼布楚条约》的原件我看过,整理了之后就出版了。许多文献保养得不好,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把这些东西移到故宫去,让专人保养。”
在胡志强1997年至1999年担任台湾地区对外事务部门负责人期间,继续托唐屹整理界务。之后的几年里,他从鸭绿江开始,陆续整理了东北卷、中苏关系卷、蒙古卷、新疆卷,大部分已出版。
2012年,马英九上台之后,面临南海问题集中爆发期。唐屹写信给马英九。“我说,界务有的做了没有出版,有的还没有做,南海的要赶紧做,马英九就说赶紧做。”
得到马英九许可后,唐屹申请调阅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和对外事务部门的南海档案,“我还找了‘档案局’,还有国外大学的档案,把架子搭起来了”。
作为同行,李国强理解唐屹梳理档案背后的辛苦,“耙梳历史材料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一库房的资料看下来,很可能没有一条是有用的。大部头的书读完之后,你找到一条论述,之后还需要去考证它、分析它,那又是另一门学问。这些都要下很大功夫,能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唐屹则说,“这些材料懂的人会觉得是无价之宝,不懂的人拿它包油条都嫌脏。”
“祖宗留下的共同家业”
7月8日,中国海军在海南岛至西沙附近海空域组织实兵实弹对抗演练,图为导弹护卫舰发射防空导弹
据支持唐屹做研究的薇阁基金会董事长李传洪介绍,两年前,他们与国台办联系,转交了唐屹的部分研究成果。“我希望这些资料能发挥一些作用。”唐屹说。
唐屹没有谈及将全部文献拿到大陆发表的原因。为唐屹作报告评议的李国强只提及到,“可能是因为岛内气氛发生了变化。”
5月20日,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引发各界对台海关系的担忧。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与国民党相比,民进党的南海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将其南海政策的区域范围适用在东沙群岛和太平岛,而非整个南海断续线内的岛礁和海域;呼吁有关各方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来主张南海权益,而忽视南海断续线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权利;将其南海主张与中国大陆做完全切割,并将南海问题作为扩展“国际空间”的抓手。
李国强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希望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不要以党派的利益断送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他说。
“南海主权是祖宗留给两岸的共同家业,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后世万代,都必须共同努力来维护。我们学者要做的,就是让事实说话,绝不能让青史成灰。”唐屹说。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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