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图片】“任何事都不能视为历史的垃圾”

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现代文学史》)简介中，主编王德伟对该书体例作了如下解释：“读者可以从《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中窥见西方理论的痕迹。本雅明的《星座图》、《街机计划》、巴赫金的《大众的喧闹声》、福柯的《系谱学》、德莱兹的《组合》理论、《皱纹》理论等都可以作为副集引用。但是与其说这本书是如何受到“后学”的影响，不如说是像灵感一样从钱钟书老师的“官推学”中得到的。”

本雅明(包括巴赫金)能进入“后学”吗？本雅明部分类似于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认为弘大叙事和整体性是谎言，本雅明仍在继续从康德到马克思的批判和解放的启蒙工程。(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艺术》)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可以相对地说，本雅明相信真理是纯粹的，绝对的。特别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只是“继承”了本雅明的零碎偏爱，本雅明可以借短篇整体了解。也就是说，碎片不仅是碎片，还是一个小整体。这和钱钟书老师有一个共同点：“窥天，用锥子指地”。

这篇文章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8月26日主题《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部“好看”的文学史》的B04版。

题主《B01，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好看”文学史。

《主题》B02-B03，王德伟文学史是进入中国历史和文明的一种方法。

题主“B04，《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视为历史的垃圾。

《文学》B05，《阮途记》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在《社会科学》B06-B07-《祭牲与成神》仪式上制止暴力

《儿童》B08 | 《老负鼠的实用猫经》这些猫就像你和我一样。

执笔徐朝庭。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缘起

从很多角度来看，《现代文学史》沾染着本雅明的气息。例如，文学流变中现代性的发生，是“文学”是否“现代”的圭臬。这本书是多人共同写的，但有线索表明，王德伟用“华语文学”取代了以前的“海外中国文学”和“世界中国文学”，用海德格尔的“世界中”将“中国文学的现代世界”定为总调。“汉语文学”强调语言的包容性，可能会削弱“海外中国文学”概念中过分渲染的“离散”和“流放”的含义。“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指出了现代中国和世界以主客为主的现象”，减少了“全球化文学”的“世界”和“中国”的隔膜。

这些微妙的文心都指向这本书很多作者强调或一贯的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不是一个地方，“现代性”的开始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涵盖了翻译、旅行、留学、流亡等多种知识迁移形式。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本书采用的方案是，从能找到的最古老的互动例子开始，1635年杨廷允在《代疑续编》中用“文学”一词定义了“literature”。

皇帝面前的西方使节。蒙古、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国历史摄影部的许可。

除皈依天主教的儒教官员杨廷允外，《现代文学史》改编还将李飞、袁洪涛、徐伟、英超、冯梦龙等扩大为“文学”范畴的作家，成为“文学现代化的先驱”。此后的300年里，郭西拉、艾约瑟夫、姜瑜、梁启超等都在推进这项工作。《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缘起》文章最终将《缘起》写在了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和池文博在万人身上找到的文学现代性的根源上。用整编论，作者李锡学似乎响应了本雅明关于历史的想法，如1940年未出版高中《历史哲学论纲》第13条和第14条。本雅明指出，反驳进步的信仰最终是反驳这种信仰诞生的土壤，是一种“相似而空虚的时间”。为此，他说：“历史是结构的主体。“坐落在充满这一刻存在的时间里”，空间上改编了原来持续的、人为的时间。(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缘分”通常只能有一个，这唯一的缘分是指历史的开端，客观和笔者毫无疑问。只是“复仇姻缘”出现的时候，可以确认作者就是在坚持本雅明所说的此时此刻的“瞬间”自觉。(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莎士比亚)本雅明的《瞬间》源于《静止的辩证法》，他决心把现在作为暂停、回网的发源地，用引文恢复过去的模糊性。《现代文学史》的导论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书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历史性的爆破点。我们见证‘过去’被埋葬或遗忘的意义。”这是道地的本雅明说法。

文学现代性的脉络

如果开头不是一个地方，那就是预示着这部文学史的下一个写法正以与本雅明相同的方式挑战某种单一而固化的叙事。也就是说，正如多伦所说，“任何现代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和可塑性的阶段实现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艺术》)因此，如何在实操中实践这一点，如何在空间化的领域中丰富“雷声，空虚的时间”，正是这本书又一处散发本雅明光芒的地方，各位参与的作家在中国文学现代道路上被抛弃和遗忘。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新闻)如果不能避免某一年和某一事件，总是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新的东西。

>这种“新”概非贪新骛奇，而是内在于本雅明援引波德莱尔所述的“拾荒者”之意：“凡是它丢失的东西，凡是它唾弃的东西，凡是它践踏的东西，他都加以编目和收集”。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更为明确地将这一形象上升到编年史家的高度：“把过去的事件不分主次地记录下来的编年史家依据的是这样一条真理：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这句话也不妨看作是《现代文学史》合作者们心照不宣的写作总纲。在阅读中，可以发现他们关心的对象大体有以下几个特色：

其一，拣选“现代文学”不同层面的缘起，如1815至1822年，马礼逊完成第一部汉英词典《华汉词典》（《翻译的现代性：马礼逊的中国文学》）；1861年，顾太清完成第一部女性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红楼梦影》（《早期现代中国的女性作家》）；1872年，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出版（《媒体、文学和早期中国现代性》）；1895年，傅兰雅在《申报》刊登小说竞赛广告，由此催生了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熙朝快史》（《新小说前的“新小说”》）；1897年，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最早提出了语言改革的构想（《语言改革及其不满》）；1905年，林传甲完成了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文”与“中国最早的文学史”》）；1916年，留学期间的胡适在情书中写下第一首白话诗（《胡适和他的实验》）等。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鞑靼战纪》（1654年）蒙莱顿大学图书馆许可。图片出自书中《荷兰戏剧、中国小说与开放的世界图景》一文。明朝覆亡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小说、耶稣会会士史著以及荷兰戏剧等全球性书写的题材……通过货物、人员及信息的流动连接，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互联的共同体。”

其二，从历史细节及关联中觉知文学现代性的脉络。1650年，荷兰报刊报道了明朝覆灭一事，论者指出，“通过货物、人员及信息的流动连接，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互联的共同体”即由此开始（《荷兰戏剧、中国小说与开放的世界图景》）；《时间的冲撞：现代憧憬·怀旧想象》一文将1792年发生的两件事对等观照：前一件为《红楼梦》程乙本的出版，喜爱它的读者藉此追忆“昨日的世界”，后一件是马戛尔尼使团启程访华，这件事则迫使那些反顾辉煌过去的读者大梦初醒，此番论述极具张力，论者也在此点出了现代性双面神（追忆过去/憧憬未来）的隐喻；1909年，容闳在纽约出版其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六年后，这部书以《西学东渐记》为题在中国出版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有过再版，但均回响寥寥，而意味深长的是：当钟叔河在1981年将其纳入《走向世界》丛书，这颗湮灭了近一个世纪的寻求现代性的痴心，也再次同时代发生了共鸣（《：跨太平洋翻译》）。

其三，标记现代性的符号。如果说憧憬未来和追忆过去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那么憧憬未来这一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可举李汝珍预言妇女解放的《镜花缘》（《“以世界为家”：与中国女性》）、梁启超畅想六十年后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未竟的翻译与新小说的未来》）为例；追忆过去这一脉，可举1899年由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肇始的甲骨学研究为例（《甲骨，危险的补品……》）。不过终究难以绝对，两者也或有相容。

张乐平，《三毛从军记》之最后一帧（来源《申报》1947年10月4日第12版）。图片出自书中《儿童中国：三毛传奇》一文。本文作者认为，“三毛故事是现代中国人主体性变迁的重要图像叙述之一”，儿童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代表。

除了以上这些，《现代文学史》还钩沉了不少令人过目难忘的现代性符号，如1916年《新青年》刊出李大钊的散文《青春》。文章指出，青春这个词生动地传达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变革精神的理解（《现代中国的“青年”之发明》）；亦如1936年茅盾策划出版的《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不过与其说这象征着世界左翼文学在1930年代向着严格现实主义转捩，倒不如说这部从总计600万字来稿中遴选而来的合集，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一闪而过的“现代性”产生兴趣，无论他们试图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另一种现代性源流图景

总的来看，这些不可胜数的细节看着热闹，却也不可忽视其中更深的企图，那就是要为以上这些重新打捞上岸的细节、场景、关联，赋予一个新的目的，它们不单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其后还被标为彼此关联的坐标，由此从文字革新、语言翻译、文章功用、思想潮流、媒介传播、方言和白话等不同共时性的角度，连贯为一重有别于“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现代性源流图景。

在笔者看来最有意思的是，这部文学史提供了一种让读者参与到“写作”的可能性——此处再次呼应本雅明的看法；与此同时，尽管篇目分散、论点不一，却是包含着叙述一段文学现代性历史的雄心与兴趣，以及允许作者的声音继续存在——此处亦与诸多“后学”有别。

文/徐兆正

编辑/张进 申璐

校对/薛京宁